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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常被等同于平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安分守己，消极无为，折衷主义，缺乏创新、冒险和竞争精神的根源。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庸思想的误解。中庸是指万事有度，过犹不及：中庸是应事而变，不墨守成规。没有先进的管理文化，中国企业就只能一味追随西方管理思想而不能实现跨越式的持续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坚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思想，是中国管理文化独步世界、中华文明持续灿烂辉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1、问题的提出 中庸思想历来饱受争议，被颂扬者称作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之基；也被贬损者看成是中国近代文明衰落之母，以为正是中庸观念造成了中国人安分守己、消极无为、折衷主义、缺乏创新冒险和竞争精神。鲁迅认为“中国人性格是喜欢调和的、折衷的。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要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成了中庸反对积极进取的证据。一些管理专家也对中庸持否定态度，如王成荣、周建波说：“中庸之道于人们追求创新、竞争不利，天人合一观于人们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不利。”杨锡怀提出：“受困于中间的战略就属于中庸战略。采用中庸战略的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地位。因为他们既丢失了需要较低价格而大量购买的顾客，又不能与采取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的企业相竞争。” 芮明杰也以为：“中庸之道型管理：领导者既对工作关心、也对人关心，但强调适可而止，缺乏强烈的进取心，乐于维持现状。”作者认为这些观点把中庸与平庸简单相等，是对中庸的错解。“木秀风吹，行高人非”是古代圣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认识的智慧结晶，反映宇宙人生大道之理。经得起“风吹”才能秀，不畏“人非”才能高。因恐“风吹”而不秀、因惧人非而不高，才是平庸，却不是圣哲意。 2、中庸思想的发展 孔子作《系传》，首先提出了中庸。易曰：“九五之贞正，得中道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由此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子思作《中庸》，全面概括、发展了孔子中庸思想：“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无忌惮”，“喜怒爱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曰：“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庸者，不偏倚，无过无不及”。中庸即是“用中”、“常中”，凡事有度。在生死相继、祸福相依、成败相生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矛盾双方此消彼长的变化之势，顺势而为，是为中庸。无度则变。《太公阴符经》云：“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恩”若无度则生祸害。老子曰：“物壮则老”。易曰：“‘亢’龙有悔”，孔子道：“亢之为言也，知进不知退，知得不知失，知存不知亡。知进退存亡得失者，其唯圣人乎?”进时虑退，得时虑失，存时虑亡，治时虑乱，‘安’时虑危，是为中庸；只进不退、只退不进，是有偏不中；不进不退、“半进半退”，是对中庸的片面理解。由此可知，中庸并不反对进取和创新，“受困于中间的战略”也不是中庸战略。 文化自身发展反映无度则衰的规律。先秦时期，孔孟思想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被诸侯重视。孔子周游列国以期教化诸侯仁义礼，却“累累如丧家之犬”。这是思想激荡、百家争鸣、创新“倍”出之时。两汉时期，“董仲舒”推行儒学独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行政治化，使儒学转变成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推行宗教化，把儒学典籍抬到“经”的地位，使社会精英以“读经、谈经、注经”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儒学获得极大发展。两汉以后，在佛学、道学的竞争下，儒学低迷。到唐宋时期，王阳明、朱熹纳百家之学，创“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神圣化、永恒化，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存天理，灭人欲”，“天不变，道也不变”，甚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个人之见，变成国家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之时，儒学被推到了“‘亢’龙有悔”的顶峰。盛极必衰，儒学本身违背中庸之道，才成为近代史上“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运动的矛头所向。 有畏才有度。历史上的人和事，符合中庸者进，违反中庸者退。除了那些“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连君子也有所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畏”则自制、克己、有度。对“小人”而言，有惩才有畏。易曰：“履校，灭趾，无咎”。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对君子用德治，对小人用法治，才能有畏、有度。身处高位、“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的领导者，只有“以贵下贱”，才能“大得民也”。刘邦愤怒于韩信天下未定而求王，却能克己，听张良谋，所以能帅：“文治武功”胜己的韩信、张良、萧何，唱《大风歌》。李世民天纵英才，却“畏”魏征之诤言如避蛇蝎，所以能开一代贞观盛世。隋炀帝杨广嫉妒贤能，连诗文之才胜己者都不能容忍，“畅尽”一己之私欲，成全唐王李氏王天下。梁武帝“好佛喜经”，在国家危机四伏之时，犹沉迷于登堂说法，以启迪“文武百官苦空无常”。李后主纵情于琴棋书画，全不理会风雨欲来、大厦将倾，所以有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悲叹。满清权贵连一点个人利益都不愿受限制，致使康梁变法失败、王朝彻底崩溃。而英国国王顺应时代要求，同意签署《大宪章》，约束自身权力，开民主政体、工业文明之先河，确保了王室的继续存在。 通变为知机，知机为有度。荀子曰：“先患虑患谓之预，预则患不生”。子曰：“知机其神乎！机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机会来临紧紧抓住，机会去了也不强求。“知柔知刚，知微知彰，万夫之望”。当刚则刚，当“柔”则柔，是为通变知机。该扩张则扩张，该“稳定”则稳定，该防御则防御，是为通变知机。一味偏好于扩张或稳定，只知“成本”领先不懂差异与集中，是为不通变、不知机。成功的经验可能是失败之母，如果不能知机有度。适位也是有度。欲望无限，能力有限。组织和个人正确定位，即是适位有度。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子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是为不适位。适位而生，不“适位”而亡。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一样，不为中庸。 3、中庸管理 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也在无意中验证了中庸之道。早期古典科学管理理论以“实利人（economic man）”假设为前提，以标准化、专业化和程序化为手段，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由于忽略了人的感性，过于专业化使工作单调、乏味，难以持续提高生产率。行为理论及其它的现代管理理论以“社会人(social man)”、“复杂人(complex man)”、“自我实现人(self-realization man)”假设为前提，不再片面强调理性，在工作设计、制度设计中兼顾理性与感性，在满足员工需要同时追求组织可持续发展。管理本身也具有双重属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由于人与人、人在不同时期，其理性与感性的侧重不同，而且侧重度也随时可变，以人为核心的科学化管理和艺术化管理就需要随机应变，不可执着一边。有限理性假设及其决策理论中的满意标准、权变理论等就是西方对中庸之道的充分实践。 组织价值观中，始终存在着义与利、公平与效率、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议。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于重利使道德沦丧之时，孔子提出“重义轻利”以中合，并不是一概反对取利。西方的组织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决策和个人权利，东方的组织注重集体主义、集体决策和集体荣誉。过分突出个人损害团队凝聚力，过分突出集体则压抑人性。在某种环境下强调集体主义，在某种条件下鼓励个人成长，并始终有度，才是中庸之道。在公平与效率上，过分追求任一方，都是走极端。在战争、大灾等时，“公平第一、效率第二”，是必要的；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则更为可取。在道德和社会责任上，存在着纯粹经济观和社会经济观之分。前者认为承担社会责任会损害股东、员工和顾客利益；后者认为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如环保、顾客、社区责任，不但促进社会发展，也会改善企业形象，促进企业长期繁荣。社会责任观兼顾自身利益与社会道义，体现中庸思想。 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设计中，也存在是否中庸的问题。一般的组织结构有刚性柔性之分。刚性结构有序度高，组织运行效率高；柔性结构动态适应力强，但有序度和运行效率较低。任何组织既要求有序、可控以提高效率，也必须灵活机变以创新和长久发展。在刚与柔的对立统一中，执其一端而不知其变，都会使组织遭受重大挫折。水至清则无鱼，流水不腐。创新必然带来对旧有秩序的某种否定，引起一定的混乱和无序。稳中有变，有序中有混沌，才能效率与创新皆顾。在复杂多变环境中采用偏柔结构，以适应性为主兼顾效率；在较为稳定环境中，采用“偏刚”结构，以效率为主兼顾适应性，是中庸的结构观。与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组织治理模式、权力体系设计，也要求法德皆治、集分权适度。法治再厉，也有失灵时；以德教化，也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乱世用重典，盛世以德教。正如良医治病，皆以病情与体质辨证施为。病来毒能成药，病去药也成毒。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深得中庸三昧。 管理中技术、产品功能与品质、人员激励等方面，处处渗透中庸之道。在技术上，过于先进的技术并不一定为某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如摩托罗拉的铱星系统。有时候，“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三步是先烈”。适度领先于竞争对手和顾客需要，并力所能及，是中庸的技术观。在产品功能设计上，价值工程提倡产品适度功能。因为功能过高，必然带来过高成本，因此，适度功能以求单位成本下的功能最优和最大化顾客价值。这也是中庸的功能观。在品质上，片面最求品质最高，必然牺牲数量目标。任何品质水平都对应一定的成本水平。而顾客需要的品质就是最好的品质，过度的品质是一种浪费。比如时装为时尚而生，时尚易变使时装经济寿命极短；此时时装面料耐久性越好，其资源浪费越大。这是中庸的品质观。在组织激励方面，有压力才有动力。过小的压力产生不了激励，过大的压力会伤害员工身心健康，反而造成组织绩效下降。每个组织都存在一个适度的压力水平，产生对本组织最好的激励效果。竞争产生压力，因此竞争只有适度才能提高组织的综合效率。竞争有度，压力有度，是中庸的竞争压力观。 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管理先进，管理先进需要管理文化体现时代和民族精神。在西方广泛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只有大力发扬光大广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广泛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的先进内容，并进行创造性的融会发展，才能使中国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才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世纪。中庸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庸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融会创新是中国管理学最迫切、最有希望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