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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古代中国商业发育的情况时，常用的一种说法叫作“土壤板结”。古代中国不是没有发展商业的土壤，而是土壤板结了，长出一些小草小苗还可以，要长成树木就难了。社会“土壤”是许多社会因素凝聚而成的，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都有关系，如果只从政策上做一些改变，那是改变不了根本问题的。由此可以看出，早期中国资本精神是丰富的，但也是相当有限的。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弱而诸侯强，天子受诸侯制约，诸侯也受天子制约，诸侯之间也相互形成制约，文人商人们更有游走回旋的空间。强秦吞并六国，天下归于一统。秦始皇成了真正的大皇帝后，谁也管不了他。有些书生想用道德伦理来约束他，结果就有了“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但是，秦始皇和秦朝很快就走到头了。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刘邦时代四方并不安稳，到了文景时代，休养生息，社会有了新的发展，皇帝们仍然小心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到了汉武帝，天下太平，国库满满，兵精粮足，当时的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对大汉皇帝具有真正的威胁能力，真到了“天下第一”了。汉武帝看到，自己拥有了前辈们从未得到过的至高地位，这种地位甚至是亘古未有过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地位心存疑虑，甚至想到，真的就没有什么更高的存在可以管住“天子”了吗？可以说，汉武帝穷其一生都在找一种“神灵”，一是说明他对神的执迷与崇敬，二是说明他对自己的地位早就产生怀疑了。司马迁那么详尽地述说汉武帝与有关鬼神的事迹，可能是司马迁也感到只有鬼神才能管住帝王，使权力无边的帝王们有所畏惧、有所约束，才有利于王朝的发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司马迁的深刻性也就足以穿透两千年的历史云烟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汉武帝继位的时候，汉朝的意识形态还是相当模糊的。秦朝施用法家，秦却暴亡了，法家也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汉朝文景时代改变了政治路线，无为而治，予民生息，经济至上。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起来了。为了统一国家的意志和力量，他开始大规模用兵，但当时“黄老之学”的迂缓与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汉武帝便接受儒家，初期只是策略上的选择，因为法家过于刚硬、严厉，“黄老之学”又失之于柔阔、迂缓，儒家则居于两者之间。后来他就完全接受了儒学。但是，后来把儒家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则是汉儒们根据武帝的意志推动儒学发展的结果，很难说是汉武帝最早的想法。 《汉书·董仲舒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当时，汉朝任用大批儒生入朝做官、大兴儒学之风等，都与董仲舒同汉武帝的策对有关。这些策对把孔孟思想加以理想化、神秘化，进而作为研判和指导现实的统治思想。同时，董仲舒顺应汉武帝敬天地、敬鬼神的思想，把天子解读为天命的承受者，目的是想对皇帝有所制约，正所谓“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在这里，董仲舒模糊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天命是由“圣人”向“王”宣示的，所以“王”应当听从“圣人”的意见，谨慎地处理“人”的事情。 如果从一般的道德主张来说，董仲舒是一个主张行人道、行德政的人，他的策对给人的感觉是言辞华美，且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伦理的色彩，比如他说：“天道之大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又说，“天之任德而不任刑。”我们知道，儒家的原典如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孟子》等都有明确的民本主义思想，但由于儒家对“人王”的要求与约束都停留在一种软约束--自律上，并没有发挥显著的限制作用。董仲舒曾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说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归纳出来的原则：“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也就是说，既为君臣，就有高下之分；既为人臣，即使是圣贤，也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否则就是违背了“天下之达道”，就是不安分守己。到了后来，宋明许多大儒们更是言必称“三纲”“六纪”，于是“人王”则取代了神，成为了宇宙秩序的顶点。 汉武帝把儒家正式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对中国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与资本精神的时代特点联系在一起了。汉代的时候，大儒们以“人王”为四维的核心；到了宋明时代，大儒则以“人君”作为宇宙的顶点。人们的思想长期受此束缚，社会也逐渐失去了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些深居简出的帝王们在董仲舒等人设计的国家结构中，拥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有效制约的权力，帝王的手里拥有权力也就拥有一切，丧失了权力也就丧失了一切，所以稳固权力就是帝王的最高利益。儒家发展到后来，其思想的核心和理想追求，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作为目标的社会伦理体系。俗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天与道的载体，在孔子、孟子那里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时候是指上帝或者圣人。到了董仲舒以后，这个“不变”的道，不再是神之道、上帝之道、超越之道，而是人之道、帝王之道。帝王拥有天下后，就想江山稳固，只要江山稳固，他也就拥有一切了。所以，一般来说，帝王就不需要大发展了，发展对他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更是坚守与巩固，不容许改变与发展。思想被禁锢了，社会被冻结了，也就失去发展的活力了。所以，我认为，传统儒家对资本精神的贡献主要来自道德的规范与理性的限制，而对资本发展的特点则给予了新的约束。所以，资本精神在儒家那里吸取的营养是失衡的，平衡作用的一头重，发展作用的一头轻，以至成为影响商品经济发展、影响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发展，商品发展到资本，本质更是发展，到了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发展主义了。如果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主流意识形态，都没有明确的发展动机，这个社会中的商业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吗？显然不可能。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工商业都被视为“浮末”之业，商人、市民被视为政治上、社会上和道德上的贱民，自然不会形成促进资本正常发育的土壤，更不可能形成资本的集聚效应。资本精神也就只能在人生和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成长，即使有所发展，也只是体现为那些商人的意志与智慧，始终没有各个朝代的主流政治措施与文化思想的主导甚至参与，资本精神的发展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精神的主体经常表现为个体，自古以来就如此。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相互割据。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可以自由流动，货物也可以在列国自由流转。比如诸子百家中的那些大学问家，都可以周游列国。纵横家这类政治权术家们，也可以出没于各个诸侯宫廷之间，为诸侯们出谋划策。在这样的条件下，诸侯的用人制度也非常灵活，不拘一格，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收养幕僚、武士。只要有学问，都可能成为诸侯的座上宾，甚至可以“商而优则官”--你生意做得好，说明你有能力，就可以去管理国家。所以管仲、范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都进入了诸侯的幕僚，成为君王身边的重臣。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商人并不受歧视，比如经商起家的管仲等人都曾掌握过巨大的政治权力，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他们的商业思想和商业精神也成为了早期中国资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很好地总结了秦汉特别是秦代以前中国早期商人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精神。司马迁认为，商人获取财富、积累财富是一种需要创造力和专业精神的活动，就是说：“富者必用奇胜。”为此，他举例说：“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邵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一之所致。”司马迁一口气列举出了农、掘墓、赌博、沿街卖货、贩脂粉、卖水、磨刀、卖羊肚、兽医等九种做小生意而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的致富方式。这些都可以称为“精简节约，慢慢扩展自己的行业、手工业或小买卖的小市民”，也就是维尔纳·桑巴特所说的“第一代有名的粗人”。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如冶铁、蚕桑、丹砂、铜业、盐业等，早已是规模庞大的产业。这说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的资本活动就已经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司马迁所说的“用奇胜”“诚一”的资本精神早已融入中国早期商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精神了。 尽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的商贾只有十多个人，但他们都是当时成千上万商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经商风采尽管历经两千多年，但他们身上的资本精神依然光彩照人。 司马迁传颂的第一个商人是陶朱公，也就是那个“乘扁舟浮于江湖”的范蠡。范蠡在协助越王勾践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之后，长长地感慨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他的策略用于治国的时候那么有效，如果把它用到治家也一定有效吧。于是，范蠡告别越王，坐着一条小船开始了漂泊江湖的生活。为了不让人知道，他还四处改名换姓地生活。比如到齐国的时候，他就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后，他就改名叫朱公了。范蠡经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陶邑是个好地方，那是天下的中心。从这里到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流通也十分便利。他决心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十九年间，他三次赚得巨额财富，两次分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都用去做些仁德的事。到了晚年，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也有所发展，始终拥有巨额家财。所以，后来人们谈论历史上的富翁时，无不称颂陶朱公这种可敬可爱的风范。 白圭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白圭认为，兢兢业业地做生意是商人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把经商事业摆在人生的第一位，在生意场上躬亲力行，但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简朴自守。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精通商道的人。比如他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司马迁说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所以，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的时候，效仿的都是白圭。白圭在商业上能够大胆地尝试，尝试又能够取得成就，这说明他是一个商业意识、商业精神极强的人。 还有一个名叫卓氏的人也是一个奉行资本精神的人。他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打败赵国的时候，他被迁徙到别处。一路上，卓氏被人掳掠，他们夫妻二人推着一个空车子，到了迁徙地方。同他一起被迁徙的人，有一点多余的钱财，就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官吏把他们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而最近的地方就是葭萌县。卓氏说：“葭萌地方很小，土地又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一大片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鸟，人在那里生活的话，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卓氏请求官吏把自己迁到远处去，结果被迁移到了临邛。卓氏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高兴。来到临邛后，他就深入到有铁矿的山里去，用心计划，熔铁铸械。不久，他就发达起来了，远远压倒了滇蜀地区的人。后来，他家的奴仆就有1000人左右，他自己则成天在田园水池里射猎游玩，过得比国君还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二十四史》里除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商人写过传外，别的史书里却很少能见到商人的身影。由此可以看出，一部辉煌壮丽的中国历史竟然是一部轻视商业的历史，商人们在历史记录里根本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以至于商人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商人们在致富之后，或受以土地为本观念的影响而广置地产，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使本应是摧毁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却成为了巩固这种结构的武器；或在富贵无常的心态支配下肆意挥霍，及时行乐；或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为求生存与发展，把大量钱财用于行贿买官。在这样的政治主流意识下，士农工商的排序也就不足为奇。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资本，自然也就成为了始终长不大的小苗木。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不是没有大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经济，更不是没有资本精神，而是秦汉以后，儒家道德逐渐被神化、政治化，经济社会发展蜕变成了人对人的统治，大到统治者，小到一般权贵，都以占有他人的发展为荣事，反映到经济上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资本精神也因此失去了丰富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本文选摘自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的新著《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一书；作者授权本会选载，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