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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军 说起1840年前的中国对外贸易，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说，那个时代的贸易只能算是贡赋贸易，远非真正的对外贸易。这种以国家为视角的说法没有顾及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思想及其对中国当时经济状况的清晰描述。 《礼记·王制》中就提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这段话中，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大致的地域性概念，而非现代所谓民族国家的准确概念。在这种条件下，只要是和这个大致的地域概念之外的贸易活动就是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的目的乃是互通有无、满足彼此之间互惠互利的需要。 就对外贸易带来的好处而言，儒家思想以及当时的经济实践也有所反映。公元前569年，晋国司马魏绛就曾经指出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的五大好处，其中第一个是货物交换，“贵货易土，土可贾焉”，第二个就是推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所谓“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 如果说中国与附属国之间的贸易是所谓的贡赋贸易的话，那么，那些在中华帝国境内具有同等地位的诸侯国之间的贸易是否也属于贡赋贸易？ 周朝末年，仅大中华帝国范围内的诸侯国就有71个。这些小诸侯国之间言语半通半不通，常常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交流。根据《左传》记载，卫文公（公元前669-前635年）曾经借助开放贸易的手段发展经济，重振了自己衰败的国家。人们常常知道战国七雄之间相互征战的事实，而对各国发展生产、促进贸易从而使得不同国家走向强盛的故事却所知不多。譬如，齐国靠近山东滨海，就曾经依赖盐业、渔业生产与贸易而成为当时的强国。同样，重农抑商的发源地——秦国也因开始非常注重贸易与商业，成为西部的强国。 根据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只要存在着对外贸易或者国家间的贸易，就必然存在着相互交易的成本，因此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贸易协定或者商业协定来降低对外贸易的成本。当代协调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争端的WTO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其巨大作用已有目共睹。但其实这样的思想早在中国古代以及儒家的经济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了。 据历史记载，公元前651年，为了协调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七个国家的国君就曾经在葵丘召开了一次有关缔结贸易协定或商业协定的会议。其中的五项条款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无遏籴”，就是说，谷物是百姓生活的主要食物，因此，各诸侯国不要阻止或遏制它的自由流通。孟子就曾经提到过这个协定，并表示赞成。 又如，公元前562年，十三个诸侯国的国君在亳结盟，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前两项条款是：“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意思是说，凡是我们同盟的参加者，大家不要储藏收成，也不要阻塞利益的流动。按照中国第一位向西方介绍中国经济思想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焕章（1880年－1933年）的说法，这项协议中，第一项涉及到谷物贸易，第二项涉及到一般商品，其不仅包括各种物产、自然资源，而且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士的高超技能。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乃是一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出口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人们都知道，现代西方的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理论大多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其多半透露出来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我们据此可以推断，站在这种主张对立面的则是那些坚守土地利益，把持土地经济垄断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了解了儒家的对外贸易理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产生基础可能并不一定只有西方贸易理论这“华山一条路”。 比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都认为，“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意思是说，过去的英明君主是不收关税的……如果不征关税，那天下的商旅都愿意上路，进行交易活动。孟子甚至将征收关税与偷盗家禽等事情进行类比，“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今之为关者，将以为暴”，说明了孟子是多么憎恨征收关税的。荀子也认为自由贸易是世界大同的一个重要条件，“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其实，如果贸易能够在国内外自由流动，产品、要素能够物尽其用，说四海之内是一家虽然有点夸张，但至少从经济学角度看这足以构成中国版本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为什么儒家会坚持自由贸易理论呢？原因并不是他们代表着正在上升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我国还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而是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和哲学体系。 在儒家看来，整个世界乃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其中国家并不一定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互惠互利的原则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用儒家的话来说，世界大同乃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于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国际关系也必然是和平主义。所谓“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结果在这种世界大同、人性向善、家庭和睦、国君英明的哲学体系下，孕育出自由竞争、减少干预的自由贸易思想似乎也顺理成章。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孔子这个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出生于公元前552年，当时正值春秋末年，诸侯国林立，相互之间的征战、竞争已经变得日益激烈。他为了宣传与实践自己的思想，长途跋涉，周游列国，曾经身为政府官员，但最终还是在实践中经受挫折，这让他渐渐明白了世界的邪恶之处，他曾经伤感地说，“鸟兽不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就表明，客观世界的邪恶与他眼中的美好相距甚远。用陈焕章的话来说，“孔子注定主要不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服务，而要影响未来无数时代”，孔子及其弟子提出的自由贸易思想当然也不例外。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