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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篇》中有这样一句话：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 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 儒商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修养，以儒家的价值观和修身为准则去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君子风范。儒商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儒家的道德修养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纯粹的儒商不是简单的商人加文人，与时下取得了一些商业利润就以学问作装点门面的媚俗行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关键不在于学问有多高深，学养有多深厚，而在于对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程度。儒商的“儒家文化”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并运用于经商实践当中，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儒家商人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商业时代，成为商海的弄潮儿！ 儒商金典：以杀伤对方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获得持续成长。在这种意义上讲，商人嗜杀的基因使之难能成大器。 中国哲学中，关于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好像没有考虑过，而且也觉得不需要考虑。其实，哲学就是对这种问题的追问，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和”就是“以他平他”，也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平等的、平衡的。也就是说你和我和他之间，不是你吞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一种平等、平衡的关系。 战国时的蔺相如本来是赵国一名宦官的门客，地位低下，因为偶然的机会才为赵王所知，赵王派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他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任务。从此以后，他接连被提拔，简直比坐直升机还快。最后官拜上卿，名字排在廉颇之前。这下廉颇很不服气了，说：我身为赵国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官居我之上，况且相如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愿官居其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并且污辱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地躲开了。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 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然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我们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的私仇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 “和”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最高的价值目标。 商业俗语说：“和气生财。”与其相互结怨因争斗而导致双方受损，倒不如化解矛盾彼此相安共存。竞争是难免的，但盲目树敌则是愚蠢的。我们说，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生意场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