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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上个世纪50至今，包含毛泽东著作等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以及在葡萄牙、巴西等地建立书刊发行网的历程回顾，指出这段历史中即包含着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外文化翻译资助工程的滥觞，也有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对外书刊发行政策的巨大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总结，其中中外文化不同而带来的种种摩擦，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对外传播 翻译与出版 体制改革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cess of Portugues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Mao Zedong's writing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shing network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from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process contain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aid project under a not so well-off circumstance of a New China, and also the summary of the significance brought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he foreign publishing policies during the 1980s. The friction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has great guiding impact on today's s Going Out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将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经验智慧结晶——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翻译成为包含葡萄牙语在内的非通用语种图书翻译出版发行，是建国初期对外文化工作的一个头等重要任务。但当时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培养语言翻译人才，必须通过与外国的专业翻译人士、专业机构合作才能实现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个世纪新中国非通用语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差不多就是今天国家对外文化资助出版工程的滥觞，其中外国出版机构的寻找、翻译人员的遴选、翻译出版书目的选择，甚至是中外出版理念的碰撞历程，对于今天中国出版走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网从建立到解体的历史，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巨大变迁。本文特别选取葡萄牙、巴西两个国家为典型，说明中国葡萄牙语图书从翻译、出版到发行所遇到的种种历史困难，是今天已经强大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其中由于对外书刊发行政策变化所带来的葡萄牙语书刊发行网的解体，对于中国出版正在全面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 在巴黎组织翻译与出版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在葡萄牙语地区的翻译出版就是如此。葡萄牙语是继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后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种之一。全世界有2亿多人口使用葡萄牙语，把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通用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赤道几内亚、东帝汶、中国的澳门。南美巴西的葡萄牙语与欧洲本土的语言略有不同，又称葡萄牙（巴西）语，简称葡巴语。 新中国第一批葡萄牙文出版物的组织翻译工作，却不是在葡萄牙、巴西等葡萄牙语文化区的国家，而是在法国巴黎组织翻译出版的。这里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新中国独立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的全面封锁，大多数葡萄牙语国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在20世纪的60、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面临来自两大阵营的压力。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际关系，而且也为中国突破两大阵营的“封锁”创造了条件，再加上法国巴黎作为当时西方世界的文化高地，各种人才聚居于此，因此在法国巴黎组织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就成为最佳选择。 1963年4月，时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以及西亚、非洲等国家，在国外选择外文出版发行据点时，曾与法国的著名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Groupe Gallimard）有过接触，中国驻瑞士使馆建议由罗摩夫人（Mrs. ROMO）出面组织一个出版社，因为罗摩夫人支持新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而且与伽利玛出版社关系密切。罗莫夫人在当时却并没有罗俊社长正式见面，只是派出了自己代表前来商谈细节。双方议定由罗莫夫人出面，在巴黎注册一个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的葡萄牙文（部分西班牙语）图书，并对广大葡萄牙语国家发行。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正式运营，时间应该是从1963年8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国内文革爆发，加上起始年，前后持续了四年时间。下表1是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葡 萄牙、西班牙语图书目录一览表。 表1：1963至1966年中国资助翻译出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图书目录 序号 翻译书名、 翻译语种 推荐 时间 出版 时间 印刷册数 资助金额（法郎） 出版、发行 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葡萄牙语） 1963.6 1963.8 5000 7507.82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西班牙语） 1963.6 1963.8 2000 3981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3 （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八篇反修文章等合集）（葡萄牙语） 1963.4 1963年8月停止出版，译稿寄回国内。 4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合辑）（葡萄牙语） 1963．12 1965.5 2000 8000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5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葡萄牙语） 1963.12 1964.3 5000 22375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 6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西班牙语） 1963.12 1964.3 5000 10249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 7 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葡萄牙语） 1964.7 1965.5 2000 6670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8 论文学与艺术（毛泽东）（葡萄牙语） 1963.12 1965.4 2000 5575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183页，定价500里拉（Lire） 9 论文学与艺术（毛泽东）（西班牙语） 1963.12 1965.4 2000 1620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183页，定价500里拉（Lire） 10 路易•安娜•斯特朗通信集（第一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1964.6 1965.4 2000 17210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 11 毛泽东军事文选（葡萄牙语） 1963.12 1965.8 5000 10273 译稿寄回国内校订，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340页，定价1000里拉（Lire） 12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葡萄牙语） 1964.6 1965.5 2000 2170 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行 1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葡萄牙语） 1964.11 由外文出版社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由法国罗莫夫人校订，译稿未寄回 14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葡萄牙语） 1964.11 同上 15 论持久战（毛泽东）（葡萄牙语） 1964.11 同上 16 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 （葡萄牙语） 1964.11 由外文出版社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由法国罗莫夫人校订出版，译稿1965．7寄回国内。 17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葡萄牙语） 1964．11 由外文出版社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由法国罗莫夫人校订出版，译稿1966.1月寄回国内。 18 毛泽东主席声明、谈话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间和平（葡萄牙语） 1964．11 6000 4040 同上 19 毛泽东主席声明、谈话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间和平（西班牙语） 1964.11 6000 20140 同上 20 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葡萄牙语） 1964.11 由外文出版社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由法国罗莫夫人校订出版，译稿未寄回。 21 中国历史简编（1840——1919）（林铎）（葡萄牙语） 1964.11 同上 22 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薄一波、廖鲁言） （葡萄牙语） 1964.11 由外文出版社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1965.7.16交由法国罗莫夫人校订出版，哲学社会出版社发行 23 毛泽东三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葡萄牙语） 1963.12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24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葡萄牙语） 1963.12 1965 2000 1192.5 同上 25 耕耘记（李准）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1964.1 合计1742.5 1965年已译好，应国内要求停止出版，译稿寄回国内 26 百炼成钢（艾芜）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1964.1 2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西班牙语） 1966.12 3000 945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28 实践论（单行本）（西班牙语） 1966．12 2395 460.35 同上 29 矛盾论（单行本）（西班牙语） 1966.12 3000 1250 同上 30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四卷，10篇文章合集）（葡萄牙语） 1966.12 3000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153页，定价500里拉（Lire） 31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葡萄牙语） 1966.12 3000 罗莫夫人的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25页，定价100里拉（Lire） 通过表1的书目可以发现，自1963年8月至1966年12月，中国共资助31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其中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的有6种，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有12种，由外文出版社的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最后由罗莫夫人审校后寄回国内出版的有11种，2种因国内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而停止翻译出版，其中译稿《耕耘记》寄回国内，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31种葡萄牙、西班牙语图书的翻译组织者、校订者均为罗莫夫人。 今天看来，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历史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在4年时间里提高了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翻译出版能力。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49至1963年的14年间，作为中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的唯一阵地——外文出版社没有出版过一本葡萄牙语图书，只有外文局系统的《人民画报》葡萄牙文版（1953年开始出版）、《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1960年开始出版）、《北京周报》葡萄牙文版（1963年开始出版）。但外文出版社从1964年的5种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13种，年均二位数的出版数量一直保持到1969年，截至到1979年，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0种葡萄牙语图书，对外印刷发行册数合计是1440869册[1]。这些都得意于在巴黎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资助了一家专业出版机构的选择。与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的合作，使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能力迅速得到提升。 第二是，第一次有5种图书借助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面向全世界发行，这是新中国与西方知名出版机构的第一次合作。伽利玛出版社，由著名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创办于1911年，曾经出版过蜚声世界的“七星文库”，以文学大众出版物见长。法国得了十八次诺贝尔文学奖, 其中有六次是伽利玛出版社的作者，他出版的书还获得过二十七次龚古尔奖，十八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十二次联合奖等多项大奖。被称为“法国文学的同义词” ，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2]。 通过伽利玛发行的图书分别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毛泽东的《论文学与艺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路易•安娜•斯特朗通信集（第一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合集）、《毛泽东军事文选》（葡萄牙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葡萄牙语）。这些政治理论特色鲜明的图书，使新中国的影响与知名度迅速扩大。 第三，巴黎的窗口作用得到了初步体现。笔者在大量档案整理中发现，正是在1963年开始，新中国以国际书店名义在法国巴黎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管理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发行业务的法国办事处，不仅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还为新中国购买各种必须的文献资料。 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与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合作过程中，经常给中国寄来各种葡萄牙文资料，其中就包括词典等工具书。在1965年法国办事处寄回中国的经费细目中，有资料费139法郎，词典等费用63法郎。这表明当时国内关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相关翻译资料、文献书籍极其匮乏，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相关部门是不会动用宝贵的外汇，千里迢迢地从巴黎向国内寄送这些翻译出版必备的工具书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在一个十分艰难的历史环境下起步的[3]。 笔者统计1963——1966年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经费细目，详见下表2。 表2：:中国方面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项目、经费一览表 项目 金额（法郎） 费用明细 翻译费 102570.82 31种图书的西班牙、葡萄牙语翻译、审校费 出版费用 30000 图书的纸张、设计、印刷费用 14445.6 办公、杂费明细 办公、运营项目支出项目摘要 3600 1963年10月至1964年房租，每月300法郎 3250 创办出版社支付律师费 2500 办公室粉刷墙壁费 180 译员卡门•桑托斯（Carmen Santos）去伯尔尼旅费 378.1 雇员伊莱斯（Henesy，音译）小姐去意大利旅费 200 雇员伊莱斯（Henesy，音译）小姐费用 70.5 译员卡门•桑托斯（Carmen Santos）去伯尔尼之前费用 80 译员卡门•桑托斯（Carmen Santos）来中国杂费 550 办公室装电话费 500 给译员阿萨申（Assensin）去阿尔及利亚旅费 139 寄往中国相关语法图书费用 63 寄往中国相关词典等图书费用 1085 书籍发运费 1850 现场雇佣人工费 三项合计 147016.42 从表2中的项目中可发现，既有翻译费、设计费、纸张费和印刷费、发行费，也有房租、装电话费、差旅费等办公经营，累计总额为147016.42法郎，这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这在当时寸土寸金的巴黎，不仅有专职办公室、专职秘书，还有一批相对固定的专职葡萄牙、西班牙语翻译人员，表明当时这个出版机构在中国资助下已经初具规模。如果不是国内爆发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个出版社应当在法国相对宽松的政治背景下，人才资源最为集中的巴黎做大做强，成为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面向广大葡萄牙语地区出版发行中国书刊的专业机构。但历史不能假设，新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这种遗憾。遗憾。 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发行变迁中国出版的葡萄牙语书刊的海外发行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针对葡萄牙、巴西等葡萄牙语文化区。其发行历史自1953年开始至1990年彻底结束，前后大约持续了约38年时间。这段历程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节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这种政策的转变又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发行机构、发行手段、影响范围等方面的变化，可谓惊心动魄。 在第一个阶段里，新中国的葡萄牙语书刊主要是采取非贸易发行为主。所谓非贸易发行，就是将书刊视为宣传品进行无偿赠送、交换发行，并不要求代理商、发行商发行回款的一种书刊发行策略。非贸易发行政策在新中国书刊对外传播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主管对外工作的对外文化工作委员会甚至将非贸易发行，作为打开海外市场的经验而推行： “由经济观点到完全服从政治要求的观点是对外发行的主要经验”，“可靠的赠送应视为主要的发行方法之一”[4]。 在葡萄牙本土，从1953年开始，只有零星读者是中国葡萄牙文书刊的订户，中国书刊发行长期处于无法突破状态。这种长期低迷情况直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书刊在葡萄牙本土的发行网络迅速建立起来。截至1977年底的统计，仅3年时间，在葡萄牙本土，经销中国葡萄牙文书刊的代理商就有20多家。中国葡萄牙文期刊、图书的读者订户一下超过了2000人，各类图书、艺术画册、插画等艺术品发行量达到162907册（张），其中葡共（马列）经常一次订阅《毛泽东选集》葡萄牙文版图书5000册或者1万册。 在巴西等前葡萄牙语殖民地，中国书刊的发行局面却开局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主要是新中国出版的英文书刊进入了巴西，直到1955年之后，中国组织翻译出版的西班牙书刊逐渐丰富、增多后，在巴西的书刊发行网才迅速建立起来。在巴西的主要经销机构是巴西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法罗毕书店和文化交流社等党派机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胜利出版社和旗帜书店，分别在1950年11月、1951年初与外文出版社建立业务联系。 巴西从1822年代就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巴西却沿袭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特别是二战后巴西追随美国“冷战”政策，对于国内民主运动和左翼党派进行了严厉的镇压。1945年恢复合法席位的巴西共产党，在1947年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0万 党员的大党，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此时却被巴西的极右政府所关闭，一些共产党议员被赶出了议会，巴西共产党被迫处于地下状态[5]。 新中国书刊在1950年代进入巴西的时候，正是巴西禁止共产主义阵营的书刊进口的时期。尽管不允许进口，但却不限制本土印刷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发行，由于此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翻译出版葡萄牙文版图书，因此巴西共产党的胜利出版社，就自己组织翻译力量，参照英文版翻译出版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的斗争》等政治理论读物。这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葡萄牙文版出版物。由于翻译出版的同时，还能够平均每期发行中国的西班牙文版《中国画报》2500多份，图书订货200多种，巴西共产党所创办的旗帜书店，在1957年被当局查封，所经销的大量中国书刊被没收。 随着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影响，巴西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欧洲垄断资本的控制、维护民族权益、要求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1961年的大选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夸德罗斯政府上台，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还在1961年还访问了新中国[6]。尽管夸德罗斯政府仅仅执政了7个月时间，但对于中国书刊发行网的建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64年巴西军政府再次上台，解散了大批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逮捕数万名工会人士、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巴西军政府的高压政策迫使一些党派书店不断改头换面，继续维持中国书刊的发行。虽然起伏不定，但发行规模、数量和影响却一直很可观。 真正使中国葡萄牙书刊发行网发生巨变的，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书刊的对外发行政策的变化。一是不再大规模进行非贸易发行，二是开始逐步提高书价，与葡萄牙、巴西等书刊结算改为美元计价，并开始向各个经销商索要书款。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惊心动魄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葡萄牙、巴西等地历经3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书刊发行网彻底解体。 在葡萄牙，在1974年之后建立起来的20多家经销商普遍不再经销中国葡萄牙文图书，只有2到3家保持着往来。依靠非贸易发行建立的葡萄牙发行网络基本瘫痪。1984、1985、1986年三年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拉美处负责同志，三次奔赴葡萄牙，走访多家书刊经销商，请其试销或者代销中国的葡萄牙文书刊，希望重新组建和恢复起发行网络，但都没有成功。 在葡萄牙本土，此间值得一提的有三家图书公司，一是电子书籍有限公司（Electroliber ，LDA)。这是一家葡萄牙专业发行期刊的公司，曾经主动要求发行《北京周报》英文版和《中国画报》法文版、以及中国新创刊的《对外贸易》法文版，但是很不理想。《北京周报》英文版自从1986年第4期开始经销之后， 一直到1987年第2期，总共发行52期，每期实际发行最高达到10份，有时只能实际销售1份到2份；法文版《中国画报》要好一些，从1987年第1期到1988年10期，先后在葡萄牙发行了22期，同样是最高一期发行15份，最低一期为4份，绝大部分在6～8份之间；中国《对外贸易》法文版从1987年1期开始至1988年10期结束，总共发行了22期，也是最高一期为15份，曾经有6期一份也没有销售出去。 第二家是葡萄牙欧美发行社（Publicacoes Europa-Amerca），该公司成立于1945年，拥有11家零售书店和一个印刷厂，是葡萄牙较有实力的一家文化机构。1987年在国图公司的邀请下，其创始人佛朗西斯科﹒利翁﹒卡斯特罗先生访问中国，双方商定在1988据举办葡萄牙首届中国出版物展。书展举办的非常成功，葡萄牙总统夫人、前澳门总督以及中国驻葡萄牙大使均出席了展览会。葡萄牙广播电台也进行了采访。但书刊发行的依然不理想。1986年发行了图书3014册，1987年发行了1365册，1988年仅有46册。 如果电子书籍有限公司因为在葡萄牙发行的是中国出版的英文、法文刊物，所以不理想，尚且情有可原，但是第三家贝尔特兰公司（Bertrand）却是发行的是葡萄牙语刊物，但发新局面却依然没有打开，着实令人深思。贝尔特兰公司成立于1732年，是葡萄牙出版社和书店业务最大的一家，属于美国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在葡萄牙的子公司。在整个葡萄牙有10个分部，其中五个在里斯本，两个在波尔多，面向全葡萄牙2500家书刊零售店供货，在葡萄牙铁路干线上还有20个零售书摊。1974年10月与中国建立书刊贸易关系后，曾经订购一些书刊，但数量不大。直到1982年1月签署独家经销《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协议，每期批发2000份，运费、海关费用由中国负担，并享受折扣为60%，折合美元结算。试行到1982年8月份之后，贝尔特兰提出将期发量降低到每期1000册，截止到1982年11月份，再次降低到500份，仍然不理想。只得取消独家经销资格，改为一般代理商。一年后的1983年11月，再次降低到每期250份，仍然大量退货。1986年第6期最后降低到每期150份，依然难以销售，最终在1987年底终止发货。 从国图公司给予葡萄牙贝尔特兰公司的优惠力度看，不可谓不大。而且该公司是主动通过我驻葡萄牙使馆联系，要求发行中国书刊的一家专业机构，发行态度与积极性应该不存在疑问，但一直销售不理想，市场反馈淡薄。这里存在的问题确实值得今天再次探讨。下图3是贝尔特兰公司1984年至1987年的实际销售册数。 《中国建设》葡文版1984.1期至1987.9期在葡萄牙全境实际订购、退货、实际发行数量表 期数 订购数量 退货数量 实际发行数量 1984.1期 250 177 73 1984.2期 250 122 128 1984.3期 250 178 72 1984.4期 250 157 93 1984.5期 250 150 100 1984.6期 250 161 89 1984.7期 250 185 65 1984.8期 250 110 140 1984.9期 250 53 197 1984.10期 250 164 86 1984.11期 250 162 98 1984.12期 250 168 92 1985.1期 250 143 107 1985.2期 250 166 84 1985.3期 250 140 110 1985.4期 250 134 116 1985.5期 250 167 83 1985.6期 250 156 94 1985.7期 250 159 91 1985.8期 250 171 79 1985.9期 250 195 55 1985.10期 250 191 59 1985.11期 250 194 56 1985.12期 250 191 59 1986.1期 250 175 75 1986.2期 250 179 71 1986.3期 250 198 52 1986.4期 250 194 56 1986.5期 250 191 59 1986.6期 150 117 33 1986.7期 150 80 70 1986.8期 150 136 24 1986.9期 150 137 33 1986.10期 150 131 19 1986.11期 150 138 12 1986.12期 150 132 18 1987.1期 150 126 24 1987.2期 150 120 30 1987.3期 150 127 23 1987.4期 150 116 34 1987.5期 150 113 37 1987.6期 150 136 24 1987.7期 150 123 27 1987.8期 150 101 49 1987.9期 150 105 45 将上表3的数据整理成如下图1： 根据表3，经简单计算后可知：在每期订量为250册时，《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的期平均发行量为87.55册；在订量为150册时，期平均发行量为31.375册，实际发行量下降明显。参看图1，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在这一时期的订购和销售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发行情况的变化，是中国葡萄牙文图书在葡萄牙销售情况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葡萄牙图书发行的实际情况。 葡萄牙电子书籍有限公司、欧美发行社以及当时实力最大的贝尔特兰公司，三家公司都在1984年至1988年对于中国出版的英文、法文、葡萄牙文出版物进行过大规模的发行实践，但最终都没有成功。这说明，葡萄牙本土的读者群，对于中国书刊的认可接受，是对于一个完全异域自己文化产品的接受定位：小众化、边缘化，甚至无法进入理解与欣赏的范围之内，更谈不上进行购买和消费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边缘化的文化产品，是无法以商业化、产业化的手段来大规模运作的。 在巴西，随着中国改变非贸易书刊发行政策，也遇到了与葡萄牙相同的情况。在巴西军政府高压政策下没有解体的巴西书刊发行网，在1979年之后则彻底瘫痪。 巴西共产党创办的党派书店，对于中国改变非贸易发行的政策十分不理解，甚至无法接受中国的贸易发行政策。因此一些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经销的党派书店，此前的一些欠款一拖再拖，不能及时结账，最后逐渐中断往来。这一时期保持往来的仅有少数几家，如1979年3月，巴西的欧米茄出版社提出要求，翻印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在巴西多个城市进行发行。中国方面提供了样刊之后，欧米茄出版社在1980年寄回了他们翻印的葡萄牙文版《毛泽东选集》的三、四卷样本。1983年还将外文出版社的十几种西班牙文儿童图书翻译成为葡巴文出版，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但是该家公司从没有付过中国款项，按照中国贸易书刊政策，在1988年便不再给与其书刊发行，彻底中断往来。 类似的党派机构，还有巴西荷花图书进出口公司（J.C.Amaral Guimaraes Livros e Edicoes Litda），为巴西共产党所创办，1986年与中国建立书刊经销联系之后，曾经代销6000多册西班牙、葡萄牙文图书，1987巴西举办第三届里约热内卢书展时，国图公司还按照贸易条件支持其图书4000册、艺术品800套，此外还有免费图书1000册和少量艺术品。但书展结束后，这家公司已以种种理由拖欠款项，因此1989年便取消这家公司的代理商资格，不再与其发生业务关系。 此间国图公司拉美部的负责同志，还在巴西物色到一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专业机构，名为依伯勒克斯书刊公司（Distribuidora de Livros e Material de Escritorio Ltda）建立联系。该公司是巴西较大的书刊发行商之一，在全巴西境内有600多家销售网点。1988年建立代销关系后，曾一次批发葡萄牙文《中国建设》5000份，订购图书2100册，1989年图书订购增加到2750册。但不久也遇到葡萄牙同样的问题，书刊实际发行数量很小，造成大批退货，1989年开始每期减到2500份，此后逐步减少，直到1990年彻底结束往来。 这个时候，一些华人华侨在巴西创办的书店，特别是一些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文化机构开始与国图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逐渐形成发行主体。如在1984年中国举办巴西圣保罗书展时，与光明书店建立了书刊代理关系。该书店主要经营中国台湾、香港的中文图书。自此开始，有一批华人文化机构专门从事中国书刊发行工作，但主要以销售中国书画艺术品为主，帮助介绍中国葡萄牙文版的刊物订户等等，过去巴西党派书店所经销的毛泽东著作等时政图书，鲜有人问津。 在华人书店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巴西文昌书局。该书局创办于1964年，创办者是来自中国福建的华侨何德光，为了丰富侨民的业余生活，从中国香港进了一批中文图书，在圣保罗办起了中文书店，一直惨淡经营了20多年。后来何德光的儿子何安，1983年他从父亲手里接下这家书店。由于书店盈利低，因此在品种上，曾在80年代初主要以出租、出售中国港台电视连续剧等影视录像带为主，并将“文昌书局”改名为“文昌影视书局”，至今录像带发展为光盘，而且来自中国各地，内容也更加丰富，现在“影视”这一块已经成为书店的主要盈利点。该书店位于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最著名的商业中心——自由区，被称为“南美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书店的面积很大，上下两层共有 在1979年之后至今，中国书刊进入巴西的渠道主要以书展的方式，1979年之前的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历史。 启示与借鉴本文通过1963年至1966年近4年时间里，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翻译出版新中国葡萄牙图书，以及中国书刊在葡萄牙、巴西发行网络前后30年的巨大变迁历程梳理，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反思： 第一是中国书刊的翻译出版，本土化是必由之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国力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中国资助西方专业人士、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这种方法当时是被国际政治大环境所迫，而国内人才又极度短缺的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却无意中实施了21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实施的一个关键环节——本土化策略。因此中国文化要取得更大的世界影响力，必须更多地采取本土化的策略，其中就包括将中文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影视作品大量翻译成为各种本土化语言，而这种翻译与出版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当地的文化出版机构来承担和实施，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外文出版社的外文出版能力最高时达到44种，其中既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通用语，也有一些像瑞典语、希腊语、斯瓦西里语等非通用语，这些都是通过资助当地专业人士、或者专业出版机构才迅速得到提高的。 第二是在非通用语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最早进行了中外文化机制的碰撞，触及到文化机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资助葡萄牙语等非通用语图书的翻译出版时，让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发现，那就是除中国特有的图书出版体制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以资本为纽带的专业文化运营机制。在笔者梳理葡萄牙语这段历史过程中，发现法国办事处往返国内最多的函件就是关于罗莫夫人的账目问题。正是在对待中国资助费用的使用方面，中国方面与罗莫夫人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反映了当时中国出版理念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这是中外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碰撞。 根据国图公司派驻法国的负责人靳钟琳向国内发回的函件可知，中国方面资助罗莫夫人的经费，每一项都有专业用途，但罗莫夫人总是将钱挪作其他用途，完全不是精打细算。一些没有和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相关的花费，也都算在中国出版的项目里。比如她自己去外地旅游度假的费用，也都算在为中国工作的项目上。在雇佣专职秘书一项上，中国方面不同意在开办初期就雇人，但罗莫夫人坚持需要一个秘书协助工作，导致雇佣秘书一项就多花费1500法郎，也使靳钟琳十分不快。 在靳钟琳发回国内的函件中充满了对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不满。比如罗莫夫人口头上很支持中国，但一些实际做法却与中国方面斤斤计较，表里不一让中国方面很难理解，有时甚至引发激烈的争吵。有时靳钟琳在信中甚至是愤怒断言，这个法国老太婆不可靠，以“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亲中国观点”为幌子，拿钱不少，办事不多，自己捞油水，有时手段十分恶劣，不是一个长期合作的对象。 显然，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方面是把毛泽东著作、与苏联关于国际共运论战的“九评”等图书翻译出版，当作一件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重大使命来完成。因此，在当时新中国财力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无论从项目计划还是花费支出，都是自觉地全方位精打细算。而罗莫夫人方面，则是显然将翻译中国图书当作一件文化生意来做。无论是雇佣秘书、租办公室、支付律师费，都是按照当时法国社会通行的规范来做。尤其是中国与罗莫夫人争论的焦点是，罗莫夫人将自己的旅游度假费用，也算作为中国工作的一部分，这是当时西方社会已经流行的带薪休假做法，是一种社会福利。而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提倡大公无私为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中国所无法理解的。 罗莫夫人与中国的斤斤计较，反复争论的带薪休假费用计算，是图书出版商业属性在中国文化界的最早呈现。而中国出版界是在30多年后的2003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如何处理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这在今天的中国出版界也是一个议论纷纷的重大课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触摸，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对外文化出版领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对外文化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而长时间不被业界广泛知晓。一些前期探索实践，甚至是花费巨资投入换回来的经验，也没有引起中国出版界的重视。对于21世纪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迟到的提醒和借鉴[7]。 第三是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对外书刊发行政策的调整，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巨大变迁，所导致的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网的彻底解体，迄今为止尚没有进行深刻总结。本文仅仅以葡萄牙、巴西两个国家为例，对于1979年前后书刊发行网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进行了简单梳理，其中背后所蕴含的新中国对外书刊发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未来中国出版进入世界出版领域后发展道路的探求，都还远远没有展开。而这些问题也是十分深刻的，本文仅仅是一个尝试的开始。 本文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圈两线国家新闻出版走出去”项目资助成果。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 [1]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P4-6. [2]胡小跃，伽利玛是怎样炼成的，书城［J］，2009（12）90—91. [3] 何明星，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J］，2014（08）105-108. [4] 转引自武庭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四十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史论集（内部文献）［M］，P12。 [5] 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3页。 [6] 注释同4，第427页。 [7] 同注释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