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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一、历史背景 提到“芬兰”，大多数人就会联系到“北欧”。从政治地缘学和地理等其他学科的划分角度而言，芬兰确实是北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汉学角度而言，芬兰的汉学也确实一部分师承于瑞典汉学。在杨富雷（瑞典）的《北欧视角下的中国形象》[①]。其中提到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通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出的传教士所描绘的形象和内容”依然“深受早期报告和十八世纪欧洲‘中国风’的影响”。“与其他西方人一样，早期来华的瑞典和北欧访问者深受偏见和无知之害，而且他们也要面对有着类似心态的读者”。芬兰传教士是新教传教士的一支，他们与挪威、瑞典和美国的传教士有交流合作，但是也有其独特性。这是以前在传教士的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对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著述，有学者曾指出“具体分析少而笼统断语多”。对于历史，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应该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而对于进入中国不同传教团体的传教士，20世纪初不同国家在中国的利益诉求，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上，即使是同处北欧的芬兰和瑞典，也应该从其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国情背景上加以区别。 在1808年芬兰脱离瑞典成为俄罗斯自治大公国之前的七百多年，芬兰一直保持着与瑞典的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芬兰的传教士也与其他北欧国家，例如瑞典、挪威的传教士有着广泛的合作和联系。因而芬兰对于中国的印象和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瑞典的影响。但是如果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以及文化特点而言，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又有些很明显的区别。例如杨富雷谈到“北欧国家虽然不是殖民霸权，但自然同样受惠于鸦片战争的条约。瑞典在1847年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条约，此后逐渐建立了官方关系，1907年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大使。”实际上芬兰1917年独立。1919年7月中国承认其独立，两个月之后芬兰向远东地区派出代办，一个说瑞典语的芬兰人兰司铁（Gustav John Ramstedt 1873-1950）。其代办的主要任务是监控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行动，并且在国际社会中为了芬兰与邻国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争取远东地区国家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试图收复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条约中丧失的利益和土地，所以在与芬兰的外交关系上，明确指示，如果芬兰要与中国建交，要中国承认芬兰的外交和领事权，必须先与中国缔结平等条约，芬兰承诺不要求治外法权。作为一个国家，不论芬兰是否有企图参与瓜分中国，只从芬兰的国情而言，芬兰作为一个一直被瑞典和俄国控制，刚刚独立的国家而言，不论从国力还是从军力，他都完全没有能力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芬兰此时更关心的是发展刚刚独立的国民经济和政治，如果得到世界的承认以及保住这份从未有过的独立状态。兰司铁还给中国当时驻日本的公使写了一份备忘录：“尽管中国政府提出各种新的原则，但依然与百年前的立场一样，不换因外国人，可惜芬兰从来没有巨大的战船和大炮，用以炮轰中国的沿海城市，就像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所做的那样。芬兰只不过派了一些传教士来，建立了几个小小的传教站，试图通过治疗疾病帮助苦难的中国老百姓。”[②] 实际上同为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文化传承上有延续性，相互影响，但是在历史细节上有着众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容易被忽略。不论是芬兰与中国接触之始，还是芬兰传教士在华经历的清朝衰落灭亡，以及之后中华民国的战乱时期，芬中关系都因为其自身特有的芬兰的历史背景、自身的民族特点，因而有其有别于其他北欧国家的独特性。浸淫其中的每一个到过中国的芬兰人都不免受其影响。所以谈及芬兰，不能单纯地归入欧洲的大联盟，甚至不要只是联想到北欧国家的共性，更重要的是将芬兰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放在其芬兰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解读。 二、传教士的报告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芬兰第一批传教士已经开始在中国学习中文。1892年，芬兰播道会（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Finland）派遣Vilhelmiina Arpiainen和另外两名传教士到达扬州，并从那里到达浙江省，在那儿为中国内地差会工作。之后他们转移到江西省。另一个重要的芬兰传教组织，基督教信义会芬兰差会（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派遣的第一位传教士Erland Sihvonen于1902年到达湖南北部。芬兰传教士在中国内陆地区建学校，开孤儿院，建医疗站，虽然目的是为传教，但是从客观结果而言，确实将西方先进的文化的一部分带到了中国内陆。世纪初，传教士对中国战乱中中国的状况感到震惊，尤其是芬兰的传教士点主要在湖南地区，这里战乱频繁，交通不便。另一方面传教士们开始直面中国文化，在湖南这片地区他们一方面能看到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深入，另一方面湖南地区各种民间信仰、民俗传统交织，在他们面前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文化冲击。与早期法国耶稣会士塑造了欧洲大陆的中国印象一样，芬兰的传教士是最早一批，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批懂中文，并且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芬兰对中国的早期认识只有数本的传教士的旅行游记，例如1908年出版的沃利宁（A. Wuorinen）的《中国旅行观察》（Matkahavainnoista Kiinasta），上册题为为我的旅行所见（Mitä minä näin matkallani）。下册题为为中国图景（Kuvauksia Kiinasta）。传教团体也出版了一些芬兰传教士的工作报告，包括芬兰差会来华第一位传教士汉纳斯∙（Hannes Sjöblom）1907年出版的报告合集《中国和芬兰的传教工作》， 1927年芬兰传教士王为义（Toivo Koskikallio）就写了小册子《身处时代风暴之中：我们在中国内战中的传教活动》[③]，介绍芬兰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并由芬兰基督教信义会出资同年出版发行。在芬兰基督教信义会在中国传教二十五年的纪念文集《在中国的二十五年》[④]中，他就当时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写了《当非法的掌握了权利》[⑤]。王为义和妻子[⑥]大量的日记和书信记录湖南各地，针对传教士的运动接连不断。芬兰传教士们经历了无数次的险境。1927年1月，王为义一次途中停靠河口[⑦]，他面前跳上来两个年轻人，手持手枪，质问他是哪国人。王为义告诉他们自己是芬兰人。这两个年轻人又一再质问，还从王为义的名片身份记录中一再确认他不是英国人之后，才放过他。芬兰人因为没有参与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战争中，也没有与中国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相比较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而言，“芬兰传教士的状况要好一些”[⑧]。例如湖南地区多山区，所以在战乱时期，湖南土匪占山为王、多行不义是出了名的。在王为义及其妻子在1926-1928年的记录中，“土匪”也是出现频率极多的一个词在芬兰基督教信义会传教25年的纪念文集中，王为义详细叙述了一次他亲身经历的遭土匪抢劫过程。在王为义的描述中，当时的当地政府对土匪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土匪当道，传教士们出门远行，或是去另一个传教站都需要经过土匪的许可。 “从来欧人关于东方知识，多得于旅行之见闻，或事业之报告”[⑨]。而芬兰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也是从很多传教士的报告和游记得来，可见芬兰传教士在中国形象的描述和关于中国知识的传递中对芬兰人起了早期的“启蒙”的作用，而这些报告因其大多来自湖南的战乱地区，所以有时格外地具有血腥的冲击力。他们也间接的将此传递给芬兰人民。在当时，芬兰人对遥远的中国了解甚少，这些报告是屈指可数的有关中国的材料。 三、马达汉 另一位在芬兰引起对中国关注的人物是马达汉。马达汉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出身贵族，瑞典化的荷兰人后裔。他在芬兰独立前一直在俄军中服役。后来他申请随俄军前往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时，他开始观察东北人的中国人、蒙古人，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向俄军的总部建议应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北部边境区域。日俄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圣彼得堡，后又回到芬兰。不过他受俄军总部的邀请回到圣彼得堡，请他参加伯希和的探险团，前往中国北部进行考察。他作为负有间谍使命的俄属芬兰的探险家在1906-1908年伪装成科学家从彼得堡出发，经中亚进入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开始其对中国进行了为时27个月的考察。他之后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到达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到达北京。作为俄国的军人，马达汉搜集并撰写了重要的军事报告。与此同时，马达汉行前在芬兰接受“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的委托，进行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人为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的任务，为此他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拜访了芬兰多位人类学者和探险家，学过关于人类学的一些学术训练，如何描述当地不同的种族。他对中国的考察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考古、人类学、气候等方面，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旅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资料。他回到彼得堡后向沙皇进行了汇报，并用俄文撰写了题为《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长达173页，内容丰富，包括了自己绘制或者搜集的从新疆到内地的重要道路、河流、城市方位图，以及相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⑩]1911年，马达汉在芬兰-乌戈尔学会的期刊上节选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考察内容，发表了题为《访问撒里和西拉裕固族》的文章。而芬兰学者，也就是后来的芬兰代办兰司针对马达汉收集的含有古蒙古文的手迹残片进行研究分析，并在同期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蒙古方块文字残片》。 虽然马达汉基本与传教士同一时期到达中国，但他的旅行报告和详细的考察资料当时并未发表，他的日记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这已经是他那次旅行很多年后。所以马达汉在中国考察期间，甚至是之后的很长时间他在芬兰并不知名，他只是俄军中的一名普通军人。他直到芬兰独立（1917年）之后才被称为芬兰独立的民族英雄，成为军队的领袖。1933年获陆军元帅称号。1942年晋升为芬兰元帅。1944年8月- 1946年3月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也是芬兰历任总统中唯一一位没有党派归属的当选人。当他成名之后，汉学研究也因为他的日记而被关注。因为1940年，此时马达汉探险结束很多年，他的日记和部分照片才经过芬兰-乌戈尔学会选编发表出来，其中文字未加修饰。但是，原著只有瑞典文和英文版两种。而芬兰语版本《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在次年（1941年）出版。他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他除了收集实物，还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花了不少地图，形容当地的村镇，描述当地人的住房，当地的富人生活状况，甚至富人的住宅的院子有多大有多少树木等等。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比如他在新疆遇到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从来不洗澡，马达汉把他们带到河边，让他们洗个澡。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的北部。这里的炕很像芬兰乡下家里的床。他很喜欢这些有炕的屋子，让他想起芬兰。马达汉还做了一些研究，也记录了当地语言的一些单词。他还试图学习汉语，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因为太难了。此外他在山西五台山见过当时的达赖喇嘛。其他探险家例如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一直很想见达赖喇嘛，来过中国很多次，但是从来都没有实现，对于直到过中国一次的马达汉非常羡慕。在他的日记出版之前没人会把他看作汉学家，但是现在看待马达汉，从他对芬兰汉学的学术贡献的意义而言，有些人认为他是芬兰汉学的创始人，因为他的日记和考察记录非常细致严谨，还没有其他人像他这样对中国做了如此详细的笔记。所以后来他因为他在中国的考察工作闻名。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