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维华--钱钟书与早期汉学学
钱钟书与早期“汉学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薛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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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留学牛津时的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现在被看做汉学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但以先生的学术个性与履历，通过这样一部学位论文与汉学研究结缘似乎是一个意外。因为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看，在远赴英伦之前，钱钟书作品中少有与汉学关联的文章，勉强说得上关系的，按发表的时间有：Book Note II（1932），一篇关于英国人李高洁（Le Gros Clark）译《苏东坡作品选》（1931）的书评[1]，可以算是对一位汉学家及其作品的推介；还有一篇《英译千家诗》（1932）[2]，是对前税务督办蔡廷干《中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一书的评论，稍有对汉学家翟理斯等人的只言片语[3]；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1934)[4],其中提到汉学家威妥玛在美国诗人郎费罗《人生颂》汉译过程中的中介作用；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1935),是李高洁关于苏东坡的新译本序言;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是将翻译研究作为重心的，算不得严格的汉学研究作品。后来钱先生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了中英文学关系史的汉学内容上，是应了文化交流所谓“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老话（徐光启语）。可是无论创作形式与内容，至少在1935年之前，我们不能看出钱钟书做好了将学术精力集中在汉学研究一隅、更不用说精致到“中英文学文化关系”这个汉学题目上的准备。
因此《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的出场就显得惊艳了。在钱钟书的所有作品中，它是很别致的一部，读者看到一个收敛了锋芒、不那么任性恣肆的钱钟书。然而以其过往和后继的创作来看，自信放达的作者可以有做任何其它一种文学研究的可能，人们也相信以他的学养都能够完成的很好。那么他是怎样与一个中规中矩的“汉学”题目，乃至标准的汉学研究“不期而遇”的呢？
一
宽泛地讲，汉学概指一切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汉学作为学问一种，本身也属于“研究”的范畴，所以汉学与汉学研究容易混为一谈。而另一方面，汉学研究还有一种特指，是中国学者关于“汉学”的研究，从而又赋予了它一种“身份属性”。在全球学术一体化大背景下，汉学与汉学研究的边限更加难以界分。同样的研究内容，现在还有“国际汉学”、“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等称谓，众说纷纭。要专指国人掌握西方汉学之状况的学问，直接用汉学或汉学研究似乎都不确切，本篇为了避免造成行文的误会，想到钱先生所说，有的人研究哲学，但严格说来不叫哲学家，该叫哲学家学家，就权且将国人掌握西方汉学之状况的专门学问，称之为“汉学学”了。
关于汉学史，学界早已熟稔。而“汉学学”史，却少有人来总结。这里有必要简单勾勒，作为钱先生进入汉学研究的背景。至于细致的考察，是个大题目，要待有心人详加考论了。
20世纪初，不少学问家已开始关注汉学，或深或浅的论及这个领域，成为早期汉学学的急先锋与开路人。笔者浅见，民初文坛怪杰辜鸿铭先生算得上先驱。他与卫礼贤等汉学家早有交际。他的名篇《中国人的精神》（1914）中《一个大汉学家》和《中国学》两章，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产生影响的“汉学学”作品。辜先生不仅对汉学家的进行了个案考察，对西方汉学也有其总体把握，甚至为早期汉学学奠立了一种基调。
按辜鸿铭自己说法，他对汉学的考察（研究）分几个层面：第一，考察欧洲人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第二，以往的中国学家做了那些工作；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什么样的中国学应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说，即使已经过了近百年，这依旧是我们展开汉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对于汉学的态度，辜老显然不是积极肯定。在《一个大汉学家》中，他就认为翟理斯博士“能够翻译中文的词句，却又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同时，有“普通的判断力的缺失”，“所选的绝大部分主题，都是没有实际或人道意义”。在《中国学》里，他表示外国人是难于理解中国的。因为“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而西方各国人各有不足，难于达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
辜鸿铭先生的大作一定逃不出少年钱钟书的法眼。钱先生对洋学究嬉笑怒骂，有时像极了辜老的作派。他们对于汉学的态度多少有些相像；学术上，他们也不谋而合的把文学当作了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的试验场。
二
除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坛翘楚关注汉学，钱先生同时代也有一辈关心汉学、学习汉学、研究汉学的学者。究其原因，还反映着深刻的民族心理——在早期“汉学学”的背景下，是中国知识人时代精神的暗涌。中国学者真正关注汉学，开始进行汉学研究，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痛史密不可分的。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坚船利炮之下，国门洞开，睁眼看世界，内外交困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视国运为良知第一要义。散淡如钱钟书者，也自白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5]，个中肺腑之言，不仅使我们窥得先生少壮之时的书生意气，也能感应他的现世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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