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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融合体 ——论村上春树笔下的在日中国人“杰” 杨炳菁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村上春树在其创作的小说中共塑造了六位中国人形象。分别是:“青春三部曲”[①]中的酒吧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人监考官、一起打工的女大学生、推销百科事典的高中同学、《悉尼的绿色大街》中的查莉以及《天黑以后》中的妓女郭冬莉。虽然研究者对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多有论述，但针对其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却很少展开具体的研究与分析。纵观整个先行研究可以发现，仅有四位研究者涉及了这一问题。 中国方面，尚一鸥在《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一文中认为：村上春树“未能摆脱近代以来日本人既有的傲慢与偏见”，对所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充满了复杂情感和矛盾心理”[②]。而吴思佳则在《论村上的中国观》中认为村上是一位“对中国抱有好感，富有正义感的作家”[③]。尽管二人在文章中都对村上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有所探讨，但因缺乏具体的文本分析而在结论上显得较为唐突。日本方面，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中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及了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并揭示出村上与鲁迅之间的传承关系[④]。不过，相对于村上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藤井省三更关注村上文学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除此之外，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及村上小说的翻译者杰·鲁宾也在《倾听村上春树》中对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里出现的三位中国人进行了介绍。同时认为，“他（指村上春树——笔者注）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以来难以释怀的关注可以被视为两个民族间难以释怀的历史记忆的一种表现。”[⑤]作为身处西方文化圈中的研究者，杰·鲁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村上春树所塑造的六位中国人中，笔者认为出现在《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以及《寻羊冒险记》这三部小说中的“杰”非常与众不同。与其他中国人形象相比，可以说“杰”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尽管藤井省三在其专著中几乎论及了村上笔下所有的中国人，但他仅将“杰”视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形象。然而“杰”不仅是解读村上春树前三部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而且其身上也承载了除中国人形象以外的更多信息。那么“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其背后又蕴含了怎样一种意义。本文将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一 “杰”第一次出现是在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当主人公“我”对酒吧老板“杰”说酒吧柜台上方挂的版画图案活像两只绿毛猴在相互传递漏完气的网球时，“杰”看了那画好一会儿，然后“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⑥]作为杰氏酒吧的老板，“杰”总会适时地给“我”以及“我”的好朋友“鼠”送上啤酒，并关切地提醒“我”在离开酒吧时洗把脸。因为他相信“哪怕喝一箱啤酒，只要洗过脸就能开车。”而在“我”看来，“杰”“虽说是中国人，但日语说得比我俏皮得多。”这是小说第一次对“杰”的中国人身份进行交代。不过，这之后，村上春树却没有进一步对“杰”这一在日中国人的身份加以更多地描写，而是回到小说的主线——“我”与失去小指的女孩相遇相知的故事上来。 “杰”再次出现在《且听风吟》中是“我”觉得“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 大约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作为“鼠”的好友，此时本应直接向“鼠”问个究竟，然而“我”却抓住“杰”寻根摸底。“我”的这一举动多少让人有些费解。然而正因为第一时间找到的是“杰”，从而说明了“杰”在“我”心中的重要位置以及“我”对“杰”的信赖。而“杰”虽然对“鼠”的情况无从把握，但作为年长“我”和“鼠”二十岁的长者，依然对“我”苦口婆心地劝慰了一番。 “杰”在《且听风吟》中的最后登场是“我”即将离开故乡回东京的大学之际。 准备回东京这天的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 在“我”即将离开故乡之时，小说中出现的不是“我”与家人告别的场景而是与酒吧老板“杰”之间的对话。这一描写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从某种意义上讲，“杰”已经替代了“我”的父亲。而“我”对“杰”则从最初视之为“他者”的态度转变为深深的依赖。 在 “我”与“杰”的这次对话中，再次出现了有关“杰”中国人身份的描写。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回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我都这样想。” 作为在日中国人，“杰”究竟是怎样一种身世无从知晓，但从一次也没有回过中国这一点，可以推测出其第二代在日中国人的身份特点。而当“杰”听到“我”说自己的叔叔死于中国时，则回应道：“哦……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⑦] 以上便是《且听风吟》中有关“杰”的描写。相对于“我”与“鼠”这两位主人公，村上对其着墨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关于他的中国人身份以及所经营的酒吧，基本上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而在第二部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中，“杰”虽然也出现在小说中，并时常给予“鼠”安慰，但作者依然没有对他的身世做更多交代。事实上有关“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在第三部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中出现的。 作为中国人，“杰”自然有原来的中国名字。只是那名字又长又难发音，于是战后当他在美军基地做工时，美国兵便给他取了“杰”这个名字。结果“一来二去原名竟被忘了”[⑧]。孤身一人的“杰”也曾有过短暂的婚姻。但对方在两人婚后五年便去世了。至于死因，“杰只字未提”。而关于杰氏酒吧，《寻羊冒险记》中则这样写道：1954年，辞去美军基地工作的“杰”在其附近开了一间小酒吧，即第一代杰氏酒吧。“酒吧相当红火，来客大半是空军军官一级，气氛也不坏。”1963年越南战争升级时，“杰”卖掉酒吧来到“我”的故乡，于是便有《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中，“我”和“鼠”常去的第二代杰氏酒吧。“鼠”于1973年离开故乡，那之后半年，随着道路拓宽，杰氏酒吧便迁址到 二 从《且听风吟》到《寻羊冒险记》，“杰”在三部小说中都不是什么主要人物。然而仔细观察这三部作品就会发现，“杰”以及他所经营的杰氏酒吧对小说中另两位主人公“我”和“鼠”来讲都是异常重要的存在。 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认为：韩战与越战同是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战争，而驻日美军基地则在两次战争中发挥着很大作用。虽然“杰”在驻日美军基地附近开设酒吧的行为究竟是出于谋生的便宜之计，还是基于批判共产主义政权而采取的刻意之举这点不得而知，但“杰”这一在日中国人的命运受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摆布[⑨]。在藤井的论述里，“杰”是一个中国人的实体形象。并且因其在日中国人的特殊身份而成为游离于日本文化的“他者”。然而失去了原有的中国名字、讲着一口俏皮日语的“杰”是否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实体形象呢？ 其实作为一个从未回过中国的在日中国人，“杰”的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印记和象征性符号了。他不但失去了作为中国人表征的中国名字，在“我”这个纯粹的日本人看来，日语也说得更为地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写道：“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⑩]。语言对形成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来讲是一个基本要素。那么个体使用何种语言亦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在日中国人普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作为交流手段，但“杰”的日语却比一般日本人说的俏皮得多。当然，“我”能够认为“杰”的日语说得俏皮恰好说明了彼时的“我”充分意识到“杰”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他者”。然而，当人们不是用中国名字，而是以“杰”这个颇具西化色彩的符号来称呼这位酒吧老板时，又有谁会意识到他是处于日本文化外部的“他者”呢？ 事实上，当“杰”从美国大兵那里获得新名字时，就已经意味着其身份发生了转换。在《且听风吟》的日文原文中，“杰”的名字是用外来语“ジェイ”来表记的。“ジェイ”与英语字母“Ｊ”在日语中的发音“ジェー”极为相似，而“Ｊ”又恰好是“JAPAN”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在日本，不少缩略语中的“Ｊ”代表的是“JAPAN”。例如日本铁路的标志是“JR”，通常被称为“ジェーアール”，即“Japan Railway(s)”。再如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叫做“ジェーリーグ”，写出来的话即“Jリーグ”，其中的“J”也是“JAPAN”的略称。从“ジェイ”与“ジェー”的相似性中，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个所谓的“ジェイ”就是通常表示日本，即“JAPAN”的缩略符号“J”的发音。所以，在美国大兵的眼中，有着复杂中国名字的“杰”其实不是什么在日中国人。他与其他为基地服务的日本人一样，甚至是一个更为地道的日本人。如果说失去固有的中国名字意味着中国人身份的丧失，那么“杰”这一称谓的命名则暗示着这一人物的身份由“中国”向“日本”发生了转换。 三 有着与“JAPAN”中“J”相似发音的“杰”尽管是中国人，但在《且听风吟》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处于日本文化外部的“他者”。那么，他所经营的杰氏酒吧又是怎样一个存在呢？ 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对杰氏酒吧是这样论述的： ……而杰氏酒吧这个地方，可说保存了二十世纪中期，从中日战争到韩战、越战这些发生在东亚发生、使日中美三国陷入混战的战争记忆。[⑪] 由于“杰”作为一个实体形象的特殊身份及特殊经历，将其经营的杰氏酒吧看做有关东亚的战争记忆场固然不错。但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在于，1970年代，当道路拓宽之时，杰氏酒吧从原来的地点迁至 根据《寻羊冒险记》中所提供的信息，杰氏酒吧共有三代。最早的杰氏酒吧是“杰”在1954年辞去美军基地工作后在其附近开设的。1954年正是朝鲜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而提到朝鲜战争就不能不提及美国的“特需”以及带给日本经济的影响。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