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奝然与《孝经》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曹 星 关于奝然入宋之时是否带来了中国散佚已久的《孝经》的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日本学者当年在考证奝然入宋时是否携带中国的古籍并将之进献给宋廷的问题上，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他们认为奝然在谒见宋太宗之时把《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两卷经书献给了宋廷，这就是说奝然开启了汉典籍回归中国的先河。其代表人物有西冈虎之助和木宫泰彦[①]等人。中国方面也有很多学者同意这种看法，近年出版的一些论文和著作[②]中就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上个世纪后期在历史学、文献学、日本学等领域研究奝然的大量著作里面，绝大多数都没有对奝然是否曾经携《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两卷书入宋这个问题产生过疑问。只有两个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是田中健夫在1975年出版的《中世对外关系史》里面对宋史的这一段记载有一个新的解读，另外一个是石源道博的。他们认为，是奝然又从中国得到了《孝经》一书。然而遗憾的是，提出不同意见的这两位学者都只停留在对史料文字记载表面的解读上，没有作进一步深入的考证。 那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说，奝然是否果真从日本带来了《孝经》呢？下面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考察。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一、关于史料解读的疑问 无论对奝然带来《孝经》一说是持赞成还是持反对意见，大家所依据的史料都同样是《宋史·日本国传》[③]中如下的一段记载。 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 关于上面这段史料的含义，以西冈虎之助、森克己和木宫泰彦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应该解读成“由于奝然的入宋，使中国失而复得了散佚已久的《孝经》一书”的意思。 然而，如果按照这段史料的文脉仔细地加以分析，则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复得”是谁复得？《宋史》和《宋史全文》中共有４３处使用“复得”一词。其中带有“失而复得”之意的共有５处，但是都有明确的主语，例如： “……转战四十里，至杜（月古）川，大败之，复得所掠马牛以还……”《宋史》巻255，《王全斌传》 “……取诸民者，民复得之，足以见圣王之德……”同上巻396，《赵雄传》 “……吕颐浩曰，陛下虽失之杜充，复得之张浚……”《宋史全文》巻17下，《宋高宗·四》 “……金之叛盟也，淮襄诸军复得海、泗、唐、邓、陈、蔡、许、汝、嵩、寿等十州……”同上、巻23下《宋高宗·十九》 “陛下即位以来，乾纲独断，奋然图任二三大臣，力谋恢复符离之师，兵不血刃而故疆复得……”同上、巻24上《宋孝宗·一》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前面史料中的“复得”这一动作的主语应该是“其国”或“奝然”，而不应该是中国。至少我们从中看不出有“奝然从日本带来了中国佚失的两卷书”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应该理解为“其国有很多中国的典籍，奝然这次来中国，又得到了《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这样的意思才更为妥当，而将“复得”二字理解成为“失而复得”是比较牵强的，恐非作者本意。另外，在记述送给宋帝的礼物时，按照臣对君的礼节应该用“献”、“进”、“呈”等字，而不该用“得”字。 二、关于奝然的信息来源与进贡物品 很多的学者在研究之后认为，从894年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到960年北宋建国为止，也就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频繁的五代时期，中日两国之间除了通过海商进行的贸易活动之外，并没有政府之间的政治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篇论述。然而从奝然入宋之前为其母进行七七逆修时所撰写的祭文[④]等日本方面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明确证据证明奝然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谒见大宋皇帝。因此，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会事先准备好并献上能让宋太宗龙颜大悦的中国典籍。退一步讲，即使奝然知道将有得到皇帝接见的殊荣，那么在中日断绝来往数十年之后[⑤]，远在大洋彼岸的奝然，又是从何而知前述的两卷典籍恰好在中土佚亡已久的典籍目录之内，而且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呢？唯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到日本进行贸易的宋朝的海商们。奝然从982年底离开京都，直到翌年983年8月入宋，在九州逗留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奝然无疑与来自宋朝的海商们进行了交流。宋朝初年，政府的确派人到民间求购过散失的典籍，其事在《宋史·艺文志》序中有记载，其文曰：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卷202） 由于当时还没有对府藏的典籍做过大规模的清查工作，所以崇文院里具体缺少哪些书，除了少数接触过的人之外，几乎是没人能了解其具体状况的。况且，对于“百无二三”的数量庞大的佚亡书籍，也不可能拿出一份具体的书目来指导收购行动。统计宋初皇家藏书的最早的类书是王尧臣奉敕编撰的《崇文总目》，而该书成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已经是奝然回国55年之后了。因此宋朝的海商们即使饱读诗书，也不可能知道当时中国到底有哪些书业已失传，从而给奝然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信息。 另外，在《宋史·日本国传》中，关于奝然谒见宋太宗时进献的物品记载如下。 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卷491） 可以看出，在奝然的进贡物品名单里，并没有《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这两卷书。关于《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的记载是在奝然与宋太宗及大臣们的笔谈纪录之后才出现的。如果这两卷书是奝然谒见宋太宗时所献，那么应该列入前面的贡品清单，而不是出现在奝然与朝官笔谈记录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在《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等最为重要的宋朝官方文献中有关外国贡品的清单里也见不到这两本书的任何记录。 假设奝然入宋的确带来了这两卷书，而且真的曾经使太宗喜出望外的话，那么，按理说，在奝然回国几年后，派遣弟子嘉因再次入宋向太宗进呈谢表和供品时，更应该投太宗之所好，带来更加弥足珍贵的典籍才对。因为他在谒见宋太宗之后，关于中国古籍的损失情况应该有了更加准确可靠的信息，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再由嘉因进献给宋廷。然而嘉因入宋时，供品的清单中却不再有类似的中国典籍的踪影，而提到了佛经一函，也就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的佛经，内容不详，这些东西似乎并未引起宋廷的重视，所以未必是中国散亡的佛经，大概只是为了投宋太宗的个人偏好所献。此外，嘉因带来的礼品当中还包括纳参议上四位上藤佐理的两部的手卷。供品清单中把名不见经传的当世的日本官员的著作都开列出来，那么如果嘉因也带来了能让宋廷更加欢喜的中国古籍的话，史官不加以记载是不合情理的。 三、奝然之前中国已有《孝经》和《越王孝经新义》 众所周知，《宋史》的编纂出于元代人之手，据说不加考证地笼统抄袭前代著作之处甚多，是历代正史之中评价较低的一部。然而，对前述关于奝然的史料产生误解的责任并不在于《宋史》的编者，而是在于后世的解读者。尽管后人对元人所编《宋史》颇有微词，但是参与编纂者亦必非泛泛之辈，不会写出这样极不严密的句子来。 那么这种对史料的误解为什么会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孝经郑注》与《越王孝经新义》最早见于《新唐书》与《旧唐书》[⑥]，之后再度出现，则是在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之中，其记载如下： 壬寅[⑦]，高丽国遣使朝贡，兼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文昌杂录》云：《别序》者，记孔子所生及弟子从学之事。《新义》者，以越王为问目，释疏文之义。《皇灵》者，止说延年避灾之事及符文，乃道书也。《雌图》者，止说日之环晕、星之彗孛，亦非奇书。[⑧] 在后来欧阳修监修的《新五代史》[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显德）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可以看出，《新五代史》对《旧五代史》的内容做了些修改。由《别序孝经》变成了《别叙孝经》，《越王孝经新义》也变成了《越王新义》，但由于是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我们仍可以看出，它们指的是相同的东西。而在有关朝鲜与宋朝之间典籍交流的研究中，并没有对周显德年间高丽国曾遣使献书的史实进行否定，因此这段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至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可以从《旧五代史》修订完成后，《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给乾隆皇帝的奏疏中看出，《旧五代史》的修订工作进行得相当细致完备。为此，乾隆皇帝曾做了一首《御制题旧五代史八韵》，对纪昀等的考订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诗文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欧史既出，虽与薛史并行，当时以薛史为旧史，欧史为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时始诏学官专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传本渐久湮没，《永乐大典》虽载其文，然割裂淆舛，以非正等篇第之旧。因校《四库全书》词。臣等与《永乐大典》各韵所引薛史甄录条系，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览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新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即宋人说部文集并碑碣尚存者，以资辩证。卷帙悉符原书，而考核更加详备。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