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人的汉语观与中华文明的优劣说 ——17、18世纪旅华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与评价 叶向阳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西方的东方游记，作者极力渲染的无疑是所谓的东方“异国情调”，即西方没有的或与他们迥异的东西，只有这些才会引发作者、读者的极大兴趣，并满足他们的强烈好奇心。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其绝对不同的外观形态和独特的发音规律及句法特点等相异性，必然受到初识中国文化的许多来华英国人的注意。只要他们在游记里谈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必定会关注到汉语。姚小平教授说：“西洋人初遇汉语，假如不被这种特别的语言文字吓倒，那么就一定会被它迷住。”[1] 此言极是！ 在本阶段的英国旅华游记中，若单从被谈到的次数来统计，汉字为非字母文字、汉字的单音节性及对汉语难易程度的评估是最受他们关注的方面。如果把他们对汉语的描述与评价按语言的三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来归类，那么游记作者涉及面最广次数最多的无疑是词汇，其次是语音，而对语言更深层次的语法现象显然关注最少，仅有的两次谈及都已在18世纪末了。这自有其道理，因为词汇与语音属于语言的“外露”形式，对其特点的一般认识，“耳闻目睹”基本就够了，自然易受到曾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人的关照；而语法乃语言更深层次或更“内敛”的内容，一般在你懂得这门语言乃至接触书面语后才会引起注意，而这个时期来华的英国人均不谙汉语，如果不借助前人的信息，语法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于汉语在西方的传播史与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16世纪以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汉语研究，近年来已有较多的学术成果发表。例如：专著或结集出版的有〈中文的异域之旅——16-19世纪西方中文观念的演变〉（班立华著，南开大学 下面我们将以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难易度等总体评价四个方面探讨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在他们所撰写的游记里对汉语的认识和评价，并引证若干之前及同期英国其他文类（专著、译著、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论述，试图揭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互文性”或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类谈论同一问题时的各自特殊关注面或特点。最后，我们还要审视启蒙时代旅华英国人的汉语观与他们的中国文明优劣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对汉语词汇的认识和评价 彼得•芒迪（ Peter Mundy, 1596?-1667）是来华英国人中第一位写下自己的见闻的。他以商人的身份于1637年6月底跟随韦德尔船长（Captain John Weddell，1583-1642）率领的第一支英国来华船队到达珠江口，在澳门及广州城外共呆了6个月。在他的《彼得•芒迪欧洲亚洲旅行记：1608-1667》（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1608-1667. 6 vols，1907-1919）里有大致3页的篇幅集中谈论汉语，分别加上小标题“中国人的书写形式”、“中国字配上英文释义、他们写的英文”、“表达数字的中国字”和“在中国几乎没有字或字母不是单音节的”。[4] 在谈到汉语的词汇时，早期英国人的中国游记一般都要附上一份汉英对照词汇表（汉字一般由拉丁化的书写形式代替），而商人游记在这方面尤其重视数字。芒迪不仅列举了从个位数到万位数的汉字，而且还分别指出万位以上的数字中国人的“拼法”与英语的不同。[5] 当我们拿1720年从北方进入中国的苏格兰人约翰•贝尔游记所附的词汇表进行对比时[6]，发现两者的汉字拉丁化拼写形式差别很大。显然，芒迪的“汉字”是以带浓重广东腔的“官话”甚至就是广东方言为依据的。最后，作者说汉字有数千个，均为单音节词，而且写法各异,。相比之下，人们用24个字母 [7]表达思想就要快速简单得多。[8] 最后，作者在汉字与字母文字之间孰优孰劣作了以下价值判断：“我们的24个字母在简洁与表现力方面超过他们的数千个字。” [9] 但是，早在1605年英国哲学家、英语语言大师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10] 在其哲学著作《论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中却提出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要优越于字母文字。他说： 亚里斯多德说：‘单词是认知的图象，字母是单词的图象。’但是认知并不一定要通过单词的中介来表达。……只有中国及远东诸王国用真字（Characters reall）书写。总地来说，它既不表示字母（即不表音），也不表示单词，而是直接表记事物或概念：在许多国家和省份，他们相互并不通言语，但能互相读懂书面语，因为文字比起言语来能被更多人接受；因此他们有大量的文字，我想词根词也同样多。 [11] 所谓“真字”是培根创造的新词，指的是表示事物而非声音的符号。在他看来，汉字显然具有以上功能，而“单词，以字母形式呈现的书写形式……就像钱不是以金、银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12] 由以上可见，培根在表音的字母文字与表意的汉字之间，他更看好汉字。 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唯一到过北京并留下文字的是约翰•贝尔（John Bell, 1691-1780）。他是苏格兰人，作为医师，于1720、1721年间随俄国使团在中国旅行访问六个月，其中三个月在北京。其著名的《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 In Two Volumes. Edinburgh, 1762）有两处论及汉语。在关于中国部分的最后，作者列出了一系列的词汇表。其中的第一、二项是“汉语数字”和“英、汉单词对照举例”。照例，两项的汉字均已拉丁化，而且均以北京方言或官话的发音为标准记录。数字从个位直至万位数，而英汉单词举例为日常用字，如“上帝”、“好”、“面包”等。 [13] 1742、43年英国海军准将安逊（George Anson, 1697-1762）两度驾军舰“百总号”闯入广州城外河面，并在广州、澳门共有十个月左右的停靠，与当地的商人和官员有过不愉快的交涉。《环球旅行记》（1748）后由“百总号”上的牧师瓦尔特（Richard Walter）根据安逊的笔记和其他材料整理而成。安逊与芒迪一样，认定字母文字要优越于由“令人迷惑的记号” [14]构成的汉字，并且由汉字的 “粗劣和非模拟性”（rude and inartificial） [15]认定中国文学是“固执和荒谬的范例”， [16] 并且进而质疑中国学术、科技发明以及中国历史的悠久性。 [17] 我们现在来看看安逊的“逻辑”：中国的周边国家均已对字母文字不陌生，但中国至今对这个“神赐的发明”置若罔闻，一直沿用那种用任意性的记号代表单词的粗劣和非模拟的方法。这种方法只能使字数太多，使人难以记忆，书写像门需要艰苦学习的技艺，结果大多数人只能一知半解。因为这些记号与他们所代表单词的意义在书面上无法巩固下来，（安逊的批评也多少反映了18世纪的英国作家想把英语永远固定下来，不让它再变化，再改进的一种时代愿望[18]）而必须一代代地通过口头传下去，因此对于书面的阅读和理解就充满着疑惑和混乱。文学、学术和历史均为复杂的主题，让他们通过口传哪能靠得住？ 安逊的这种把所谓汉字的原始性与文化低劣性联系起来，并非是他的独创或首创。早在1725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88-1744）在其杰作《新科学》（The New Science）第四章“民族历程”（Book Four: The Course of Nations）的第五节“语言的三个类型”（Section V: Threee Kinds of Languages）与第六节“文字的三个类型”（Section VI: Three Kinds of Characters）里就把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与语言文字的三个类型相互比照： 语言的三个类型： 第一类语言为通过无声的宗教行为与敬神仪式所表达的神授的心灵语言。 第二类语言为通过英雄的宣示以武器来表达的语言。 第三类为由当今所有民族使用的发声的语言。[19] 文字的三个类型 第一类为神的时代的文字，更适当的叫法为象形文字，为所有民族在其开天辟地时代所使用。 第二类为英雄时代的文字，该种文字将英雄时代事件的各种形式简化为想像性的通用特征。这些想像的种类演化为纯概念化的种类。 第三类为与通用语言相匹配而发明的通用文字。按此模式，12万个象形文字（这是中国人至今还使用着的数量）可以被缩减为用若干个字母来表达。同样，恰如通过分门别类，他们把12万个单词（构成了当今中国人通用口语）也简化为若干字母。这种发明显然是由超人类的大脑完成的，被认为它是一种神授的发明。[20] 在此，维科的理论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人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书写，只能说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处于黑暗和孤立状态，阻碍了进步。象形文字表明了一种原始状态，而汉字具有象形文字的许多特点必然与中国文明的静态特点相互印证。18世纪的欧洲开始强调历史发展，古老的价值不再备受推崇，静止的历史更是一种严重的缺陷。 另外，安逊的“逻辑”里面有两点须作澄清：一、当时中国的周边国家不少仍用汉字；二、语言（包括词形与词义）的进化是各种语言均要经历的，为什么惟独中文因此会造成“疑惑和混乱”，竟落得个只能通过口头把内容世代相传的下场？其实，情况恰好相反。几千年来，方块字由于与读音关系不大，今天的读者至少照样可以认识2000多年前先秦典籍里的汉字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先秦典籍中的许多文句不加注释，汉晋时人就已读不懂，更不必说今人了)；而今天的英国读者读六百年前的乔叟就已经像读外文，更不要说古英语了。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6-1796; 1742年来华，同样在广州停留）虽然涉及中国语言只有其《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London, 1757）前言里的半句话：“道地的中国货至少有独创性这一优点……我们绝大多数的真实旅行记都没有异议地注意到他们的……语言……等等已照原样延续了数千年。” [21] 但这句话明确地说明了汉语的古与今有最多的契合，是可以给安逊准将致命一击的。其实，汉语的一个重要优点是汉字字型的相对稳定性，这也正是17世纪一些英国学者大胆假设汉语可以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原因所在。安逊虽然不是西方把汉语缺乏字母系统和汉字的“粗劣”与中国文明的停滞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但他的游记中关于中国 的“妖魔化”记述，在西方却极有影响，成为许多持相同观点的西方人引证的对象。 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前谈论汉语最多最全面的英国游记应该是1747、1748年来华的查尔斯•F•诺伯（Charles Frederick Noble）的《东印度群岛航海记》（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 London, 1762）。他当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在广州住了六个月。在广州期间，他曾得到一位通英文的中国商人的帮助，并向他学习日常会话。他是本阶段唯一的一位在中国学习汉语会话并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的英国人，他说： 我在逗留广州期间，学会了几个词。在我的老朋友Timgua（即中国商人）的帮助下，通过不断的练习，我的发音已能让同我交谈的中国人听懂。其实我所掌握的汉语与其说有什么实际用处，还不如说出于满足好奇心。我的词汇量很少，讲不到几句就会捉襟见肘，甚至还不足以应付买卖时的讨价还价。这时，我只能求助于上文提到的令人迷惑的行话（confused jargon, 其实是广东方言——笔者），尽量予以表达出来。同时，我必须承认，当我有机会去这个城市的一些偏僻地方时，（那儿的人只会说汉语）我发现我的一点点汉语派上大用场了。 [22] 接着，诺伯附了一张自己在中国学会的一些最常见用语和数字的词汇表（均为拉丁化汉字，而且从发音来看应该是以中国当时的“官话”为标准的） [23]关于汉语的词汇，作者认为写字很难，基本字大约有230个， [24] 大部分是单音节词，但同样的字用不同的声调、轻重来发音，意义迥异，字数因此成倍增长。 [25] 他重点指出的另一方面是汉语没有字母的问题。他说汉语每个字是一个音节或一个词。用字母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词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谜，结果汉语至少有两万四千个字。他认为中国人即使把人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识字、写字上，还是无法很好地予以掌握。但是，如果我们把诺伯所认为的汉语当时的字数与在此前后出版的一部收字四万八千个的《不列颠大词典》（Dictionarium Britannicum, by Nathaniel Bailey, 1730）和收字四万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755）相比， [26] 显然汉语的字数还不到英语的一半。但作者还是照样同意“传教士们把中国的科技进步缓慢主要归咎于其字数太多” [27]的看法。 安逊和诺伯对汉语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汉语采用非字母文字；二、汉字太多、太复杂。其实，在18世纪下半叶，不少英国学者在谈及汉语时，也都注意到了这两大“缺陷”。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在1762年编成《中国杂文汇编》（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on the Chinese, 2 Vols）。在第一卷的头36页，有他自撰的一篇《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A Dissertation on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珀西虽然饱读他那个时代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对中国文化和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他并不通中文，也不曾来到中国。他的关于汉语的知识主要来自杜哈德神父（P. J. B. Du Halde）等耶稣会士。他认为世界上的文字有三个发展阶段，即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而字母文字由于其具有高贵和富于创造性的特征而成为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汉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原属同一类型，不过后来汉字为了表达抽象概念引入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或赋予原先的图象以约定俗成的意义，因而从象形文字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此停滞不前。他推导出汉字只表达形象，与口语无关。汉语文字的改进仅限于前者，而其口语仍然停留在粗劣的状态。因此，珀西认为仅仅抛弃承载中国人口才、学术和知识的汉字，采用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的字母文字是得不偿失，是把汉语带入原始愚昧的绝境。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此文可以作为对安逊粗暴反对汉语的答复，并认为自己的解决办法更彻底。 [28] 他说：“若他们能够真正地与汉字决裂，接受一种新的语言，像希腊语那样内容翔实，像一些现代语言那样简明而精确，那么他们通过这种交换就能成为受益者” [29] 珀西认为，中国科学进步缓慢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汉字；同时中国文学的前景也不妙，原因还是所谓的中国人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语言的学习，无暇顾及更富创造性的方面。除非他们采用欧洲的字母文字，否则他们何以自救？因此，这种语言的改变必须马上进行，而且越早越好！当然，在这个时期对掌握汉字持比较乐观态度的英国学者并非没有。被范存忠称为英国汉学研究先驱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就从不怀疑汉字再复杂也能被掌握。[3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珀西看好的希腊语，另一位英国学者丹尼尔•韦伯（Daniel Webb, 1719?-1798）却在25年后为此专门撰文，用了74页的篇幅以说明《关于希腊语是借用了汉语的一些理由》（Some Reasons for Thinking, That the Greek Language are Borrowed from the Chinese: In Notes on The Grammatica Sinica of Mons. Fourmont. London: Printed for J. Dodsley, Pall-Mall, 1787）。 被公认为18世纪“文坛领袖”的约翰逊 [31]由于出版了具有开创性的《英语辞典》而被奉为英国语言学界的权威。此公在1778年与其传记作者鲍士韦尔谈话中也论及了汉语的上述的两大“弊端”。以下是他们的有关问答：“鲍士韦尔：‘你怎么看他们的语言文字呢？’约翰逊：‘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母系统。他们未能形成所有其他民族都已形成的这个东西。’ 鲍士韦尔：‘从他们词汇量的庞大数量来看，他们语言里包含着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多的学问。’约翰逊：‘它的粗劣只能使它变得更难，就像砍一棵树用石头比用斧头要费劲得多。’” [32] 以上都是在约翰逊称“东印度”人[33]为野蛮人后引发的。他认为中国艺术值得称道的惟有陶器，而中文是“粗劣”的语言，祸根都来自于其缺乏字母系统。就在这一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94）是中英关系史上一次难得的两国平等交往。英国当时对中国的了解还比较粗浅，对汉语更是如此，因为“当马戛尔尼勋爵离开英国前往中国时，不列颠尚无人懂汉语”。 [39] 从使团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到经中国内地至广州、澳门回国，共历时四个月，他们共游历了北京、承德、京杭南北大运河沿岸的一些重要城市，还有安徽、江西、广东等地。无疑，这是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中文化水平最高、在中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地方最多、与中国高层人士接触最广泛、了解情况最深入的一次。 使团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本人谈论汉语并不多，仅占其“访华日记”的两处及《中国观察记》（“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的一小节。在词汇方面，他主要谈到：汉字数量繁多，一个人无力学完，他认为这无疑是个缺点。但作者马上转折说，英国人也照样不能认识每个英文字，这结果与中国人认不全汉字是一样的。他还认识到近两百年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英语词汇至少增加了1/4，而且以后词汇量也会与日俱增。据马戛尔尼估算，汉语词汇量不会多于希腊、拉丁、英、法、意、西、葡、德语词汇相加。他认为，如果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英国著名东方学家，掌握十门以上东西语言）若生为中国人，肯定能学会每个汉字，因此不管汉字数量有多大，要全部学会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看来，马戛尔尼并不完全赞同17、18世纪较为普遍的仅以词汇量巨大为依据来攻击汉语的做法。 [40] 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是使团的副使。他在访华前，已经是位资深的外交家，同时具有广博的自然、人文知识，是属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通才式的人物。斯当东综合了使团成员的主要记录，撰写了本次出使的官方记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I and Vol. II. London, 1797）。本书至少有三处涉及中国语言文字问题，尤以全书正文的最后一个章节论述最为集中和全面。 [41] 如果说此前的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是一鳞半爪，凭感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难成体系以及对汉语常有“忧虑”甚至颇有微词的话，那么，斯当东爵士的论述就是一种全面体系化的论述，是对汉语的全方位辩护了。 在词汇上，斯当东认为：汉语的书面语里至少有超过8万个汉字，而且汉字及其意义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在书面语方面不易引发歧义，就这一点来说要优于字母文字。 [42] 接着作者进一步阐发了一个此前至少英国游记作者尚未提出的独到观点：“任何语言的词汇量，或者至少是每个词所包含的意义，一定是主要依靠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赖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及其艺术的发展繁荣。因此，汉语词典至少收录8万个汉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43] 也就是说在斯当东看来，一种语言的字数多寡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低，以及人口、艺术繁荣与否成正比。（此前汉语字数的巨大常常被西方人看作是语言的一大缺陷，如上文的马戛尔尼等）而汉语的字数当时属世界之最，英文紧随其后，显然按他的标准，这两个民族不分仲伯，均为伟大的民族。这使我们联想起前面的安逊和诺伯，他们对汉语与中国文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与斯当东南辕北辙。他们评说的是同样的对象，用的是类似的素材，但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然而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用于衡量文明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安逊用的标准是字母文字的优越性，而汉语采用非字母文字，并由此推断汉字的非稳定性，因此他对中国的一切文明发展均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而诺伯的标准是母语的难学直接阻碍科技的发展、社会进步，而汉字恰是最难学的；斯当东又提出了字数与文明进步成正相关的标准，而字数正是汉语的优势所在。 斯当东进而谈到汉字的大多数最早都能追溯到“用真图像，或用寓意的符号来表达，” [44]“有些汉字目前的形态还保留着象形文字” [45]的特色。他还认为，“这些汉字的形态不像单词的声音那样不断地变化”。 [46] 他进而举例说，中国海周边或东亚国家用书面语还能交流，但口头语已相互听不懂了。这恰如阿拉伯数字和乐谱在欧洲能通行，但各国有各自的语言。总之，斯当东认为汉字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他的这些认识与差不多两个世纪前的培根关于汉字是“真字”的看法相当类似，而与安逊以及下文巴罗的看法则相反。 斯当东还对汉字进行构词法分析，认为汉字的创造似乎是一气呵成的产物，而非像其他文字那样有一种进化的过程。汉语里有200多个笔画简单的字来表示自然界的基本事物，这些就是词根，其他词汇均从这里生发出去。这些词根，汉语的学习者均能辨认，而且他们成为汉语词典排序的基础。作者还惊叹于汉字造字的巧妙，认为它们“展现了相当的独创性；而且还能增进人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思想及其行为方式的洞察力”。 [47] 作者进而指出，语言的象形性是各种语言的初始阶段必须要经历的一段，后来逐渐向随机的形式和声音演化。他把汉语的未字母化归结为与外来语言文化融合不够，还指出在当时中西交流最频繁的广州，汉语的“字母化”已初见端倪。不管是向字母文字转化还是像汉语那样保留表意文字，他认为均是自然现象，没有必要像一些学者猜测的那样认为字母文字乃是“神示”的。 [48] 最后，斯当东还对西方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汉字的难学直接影响到中国科技的进步、文学的繁荣给予了较温和的反驳。他承认汉字确实是“素描图”（Sketches）或“简化了的图形”(Abridged figures)，一个句子常常是一连串的“隐喻”。[49] 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生活的各种关系并不是由仅仅传达这种联系含义的随机性的声音表示，其实来自这些关系的各种品质(the qualities)经常生发出新的名号来(the name by which they are respectively known)。 [50] 因此，斯当东认为，汉语比起其他语言，不管是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意义具有更多的层次性。而且，汉语还具有另一优点：字母文字人们可能会读但全然不懂意义，而“象形语言”却不是这样。这种文字是通过熟悉它们所具有的意义被学会的。这种文字的词典不仅释义，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部百科全书。接着作者说：“其实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汉语词汇的学习占据了他们文化人的大部分时间。” [51]换句话说，在斯当东看来，中国的文化人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学会了母语后就没有时间去钻研科学、文学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与研究贯穿于自己母语学习的始终。 如果说斯当东主要是在为汉语辩护，那么马戛尔尼使团的另一位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称得上是整个17、18世纪来华英国人中讨伐汉语的两主将之一了（另一位是安逊，但他的“讨伐”不如巴罗彻底）。他先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当时在西方流行的一些关于汉语的观点，如汉语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关，或者所谓汉字是象形文字的变形（如“田”字，但巴罗认定此字并非象形，因为中国并未发生过“圈地”），以及古罗曼语系与汉语在词源学上（词形和发音）有联系等论断。 [52] 巴罗认为，即使两种系统在外形和发音上有些相象，那也是纯属巧合，不足为据。汉语即使有过象形文字，也早已被一些约定俗成的随意性的符号所取代了，它的作为符号与西文的字母并无本质区别。3巴罗的以上观点当然不错，但他醉翁之意不在此，其实他的批驳当时一些欧洲学者的“现代西方语言来源于东方”论断，是为了他在底下贬低汉语（或者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地位、宣扬西文（或者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做好理论准备。 巴罗主要是在汉字的层面上讨论汉语的，这也正是17、18世纪西方人较普遍的一种做法。巴罗从理论及自己在旅途中的亲身体验中得出结论说，文字的象形性是各种语言在初始阶段的常态。但汉字不管是从历史（记载）还是现实（词根的表意功能）来看，均非象形文字，当然也不是拼音文字。这印证了巴罗关于汉语在本章开始提出的“这门语言里有如此多的独创性，与其他语言有着巨大而根本的区别” [53]的观点。斯当东对汉语或者说主要对汉字的指责或贬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汉语缺乏灵活性，“守残抱缺”，是一门停滞的语言。论据是两千多年没什么变化，而且从未向当今世上其他语言借用一个外来词，甚至一个音节。像一些西文的专有名词到了汉语里面就变得面目全非，如Europe,西洋；Japan,东洋；The English,红毛。巴罗接着引用了约翰逊博士关于语言与文明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约翰逊博士是针对汉语而发的）并表示认同：“语言长期没有变化，表明一个民族离蒙昧状态不远，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且仅关心获得生活的便利。” [54]在同样的问题上，17世纪末的约翰·韦伯（John Webb, 1611-1672）则有自己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把中国的“闭关锁国”看作是保持汉语纯洁性的前提，并由此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华帝国的语言是（人类）原初的语言。” [55] 但从整个西方历史来看，在18世纪下半叶，语言文化的“古老性”已不像以前那样受到推崇，而且发展的“停滞”在当时被认为绝对是文明的一大缺陷。 二、 汉字的发明虽需要天才，但这种天才远远比不上字母的发现所需要的能力。巴罗在此重复了18世纪一些比较语言学家的观点，即字母是“神赐”的。因此，他认为字母文字才是离世界通用文字最近的。最后他说，英文的单词比汉字更系统、更具思辩性。言外之意就是英文比起汉语来更具世界通用文字的素质。 [56] 当然，从200年后的今天来看，巴罗的论断可谓颇有预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英文今天几乎成为“世界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个世纪以来英美的国力，并非完全能归功于其语言有多大的优越性。 三、 巴罗认为，汉语词典编排的方式可以显示关于这门独特语言的一些正确概念。巴罗认为汉语词典排序和部首检字法有缺陷，而缺陷即由汉字本身造成。部首位置左右上下不定，这给初学者带来很大困难。 [57] 四、 即使汉字的各个部分均清楚地加以分析，意义还是令人迷惑不解或者引你入歧途。再说，新字的创造常常为了图方便而牺牲了意义的明晰，即放弃了这种语言本来富于创造性和哲学性的造字机制。而且，中国人从方便考虑，字体经常被简化，这样词形与意义就常常不一致。这些都增加了汉字的歧义性，给初学者带来很大困惑。 [58] 巴罗还进一步推断说，欧洲的年轻人比中国的同年人优越得多。他们在母语上花的时间比中国人少，可以有余力学其他语言。这样，他们每天就可以吸收新知识；而且从他们本国的书里既能得到娱乐，又能接受教育。而中国青少年每天在死记硬背一些名字和事件，并不懂的其含义，而且他们根本不懂外文。由上述汉字的“特点”及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直接造成一个恶果：中国的理性科学丝毫没有进步，而且行政也停滞不前。科举考试也仅测试语言知识。 [59] 最后巴罗大胆地说，这个民族可能不仅是停滞不前，而且是倒退了。这不得不使我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来华的安逊的有关评价了，竟有如此相象！ [60] 但如果再往前推一个到一个半世纪，培根、约翰·韦伯和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认为汉字是“真字”、汉语可能是人类初始语言（作者总结其特性为：古老性、朴素性、表达的谦恭性、实用性、简明性）， [61] 我们马上要发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末这两个时期，英国人的汉语观无疑是处于推崇和贬斥的两个极端了。 巴罗承认，其关于汉语的信息大多来自于斯当东。 [62] 所用材料大同小异，而评价竟有如此巨大差异。若从小处来看，这是两人用的标准不同；但从大处着眼，我们不能不说是巴罗在《中国旅行记》里把他本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排斥态度转嫁到语言文字上面了。 二、对汉语语音的认识和评价 彼得•芒迪在《彼得•芒迪欧洲亚洲旅行记：1608-1667》第三卷第一部分的 “在中国几乎没有字或字母不是单音节的”章节下，从中国人讲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里得出结论说“P”“L”“D”几个音一般不在中文单词的词尾出现，而“R”音中国人是不用而且发不出来的。 [63] 我们知道，汉字发音由声母和韵母构成，前者为辅音，后者为元音，所以P、L、D确实不在词尾出现，而且，由于汉语没有浊音，因此西文里的B、D、G音在汉语里也是没有的；17、18世纪欧洲人一致认为汉语里没有“R”音。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开头说：“由于中国语言中没有‘R’这个音，所以鞑靼Tartar自古被中国人叫做‘达鞑’Ta Ta”； [64] 约翰·韦伯说：“中国人没有‘R’这个字母，而且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用多大的劲都发不出这个音。” [65] 卡夫版《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的“翻译者前言”里也说，中文“字母”里没有“ A, B, D, R, X, Z”等。 [66] 丹尼尔·韦伯也认定“中国没有R音”。 [67] 17、18世纪西文里的“R”是小舌颤音，中国官话里确实不存在。（但汉语没有这个音，不等于中国人发不出来或不会发；官话里没有，不等于方言里也没有）芒迪作为第一批来华的英国人，对汉语发音的认识并不太准确，但已开始有初步的把握。虽然他在汉字与字母文字之间有较强的倾向性，但在汉语语音上还是就事论事，不加比较评论或判断。 1683-84年曾到中国东南(台湾、福建和广东，并登上部分岛屿)沿海巡航的威廉•丹皮尔也提到语言问题。丹皮尔当时是海盗，后来成为皇家海军的船长和海洋水道测量家，著有《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1697）。本书在“中国部分”涉及的语言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曾登岸的巴士群岛（现属菲律宾）语言的归属问题。在与汉语语音进行对比时，作者说：“汉语的发音大多出自牙齿缝。” [68] 显然，他接触到不会是“官话”，而是福建、广东沿海岛屿的方言。 1747-48年在华的诺伯在描述汉语的语音方面比他的两位前驱推进了一步。他指出了汉语音调的变化： 汉语不仅学起来困难，而且学会了后讲话也同样困难。有人说它只有230个词根（words，或者说是音节，不带声调的音节），大多数是单音节，至少从它们的发音来看是这样的；……同样的字，如发音强弱不同，其意义也不同。另一些人说，一个字可能有5种声调；而且，发音时声调稍有变化，词义常会迥然不同。汉语如讲得准确，就像一种音乐，而且具有一种真正的和声。他们有些人具有极强的记忆力，一本书几天就学会了，但要发准一个字的音，却要一个月时间。 [69] 从诺伯的“有人说”、“另一些人说”可见，汉语的这些语音特点，并非诺伯的亲身体会，可能是道听途说或参考了像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二手资料或文献，因此他的这些说法似乎并不太准确。 关于汉语的单音节性与声调的多种变化在当时的欧陆、英国已有较普遍的认识。17世纪时利玛窦就曾说：“所有中国的字词无一例外都是单音字。”“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和变音……” [70] 珀西说：“这种语言词根很少，只有350个，全部为单音节，但每个词的发音有多种声调变化，因此意思繁多……” [71] 丹尼尔·韦伯也说：“派生词和合成词会形成多音节；汉语两者均无。”“……因为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声调使每个单词代表五种不同的意思。” [72] 他还认为：“汉语的声调仅仅是语言的早期形态(forerunners of language)，或者说是一种先在的精灵（pre-existing spirits），注定要在以后呈现更实质性的形式”。 [73] 从汉语几千年的发展来看，韦伯的判断并不准确。 马戛尔尼认为，汉语的一大缺陷是词义容易模棱两可，原因是单词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讲话者的发音和声调变化来决定。而且，马戛尔尼还用了自己的实地观察来证实：“我发觉，在他们谈话中他们经常相互误解，需要不断地澄清。书面的同一个词根据讲话时用的是缓慢的还是急促的音意义也不同。” [74] 一个世纪前约翰·韦伯也提到关于汉语的这个缺陷，但他有自己的一番解释：“而有些人想像说，它（指汉语）在许多方面不完美，而且存在歧义……我要说，若这些不完美确实存在，那么它们也只是在由高度的古老性向模拟性发展时出现的。” [75]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