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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萨尼卡》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张建华 这是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有些“另类”，却毫不时尚的一部小说。在一个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畅行其道的文化语境中，在一个追求感官享乐的“眼球美学”、看重文化消费市场需求的文学氛围中，一个全然未到沧桑年龄的文学新锐，不久前才愈而立之年的俄罗斯新生代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却仍对既往时代耿耿于怀，沉浸在伤痛、抑郁、悲愤的心绪中。这位青年作家坚持社会道义诉求高于文学审美诉求，审美教化诉求高于个性表现诉求的原则，摒弃繁复求趣的玄想，消解作家固有的矫情，以强烈的反秩序、反角色的创作冲动写出了本真、苦痛、深切的生命存在。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萨尼卡》，这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在当下的文学时尚中才脱颖而出，引起轰动，进入了最终角逐俄国“国家畅销书”、俄语“布克奖”的行列。 这本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高尔基《母亲》的当代版本”的作品在2006年出版，恰逢后者问世的一百周年。作者说，这并非作家对出版时间的刻意追求，但也绝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俄罗斯又走进了一个充满变故的十字路口。 《萨尼卡》讲述的是关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青年人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点是俄国一个外省的小城以及莫斯科。作家普里列平将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化作了一段后苏联时空的剪影。小说把那个时代特有的，极其沉重而充满悲情的历史真实地呈现了出来。作品通篇笼罩着一种少有松弛的悲悯、激越的气氛，弥漫着对弱势人群的同情，渗透着对一段荒谬历史的反省与贬斥，充满变革现实的强烈渴望。读完这本小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末俄罗斯一个充满艰辛、悲苦的空茫的时代，看到了一群呼唤着“革命”的愤激少年。他们一个个宛若在漫长的黑暗与无边的萧瑟中手持火把的呼号者与搏击者——“丹柯”[1]，周围是不尽的冷色，但他们却不畏寒冬，不惧强权，点亮并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 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如同处在一个狂野的风暴中：凌乱且破碎，所有先前的生活秩序都骤然在解体和进行调整。这就是小说中所描写的90年代俄罗斯人生存的社会与心灵时空。生活的局部似乎依然是日常的情景，但因背景变了，就有了料想不到的变故。 变故之一。成为俄罗斯表达民意最重要方式的集会游行凸现出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巨大落差。小说从已属惯常的莫斯科与各地的民众集会、游行示威开始故事，成百甚至上千的人每年都要在莫斯科的广场上聚集两三次。人们手捧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表达着对苏维埃时代的钟情与留恋，还有那蓄积已久并与日剧增的民众的不满与悲愤。他们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普遍抱以期待，认为这将激发政府的政治耻感与官员的政治良知，“坚信，他们的悲愤集会能够导致政府下台”。严酷的现实越来越让人们认识到，俄罗斯传统的公民意识不只在于义务，还在于权利。如果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与落实，那末这种义务就会转变为一种为了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抗争。尽管“自从资产阶级政变以来，集会的人们越来越老，已经无法威慑任何人了”，但他们的集会队伍中出现了高喊着“革命”，正处于青春期的后来人。 变故之二。作品关于城市与农村生活零散琐细的描写道出了后苏联社会民众的社会性贫困与国家普遍的萧索。城市里，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四处捡拾空酒瓶，外地的难民纷纷涌来莫斯科，抱着小孩的妇女坐在沥青地上向人们乞讨。主人公萨尼卡的母亲在一个效益很差的医务所当护士，生活艰难窘迫。在萨尼卡的老家，“村子正在消失、死亡。它像一块凹凸不平的坚冰，在水中静静地漂移”。故乡昔日美丽的河滩“像经历了一场传染病，得了天花，满身都是麻点和坑洼……长满了低矮丑陋的牛蒡草”。这些年，有人离开了村子，有人死于多年的疾病。当年，曾经养过羊，喂过猪，家中还有过一头奶牛的萨尼卡的老家，如今畜栏里再也闻不到活物和粪便的气味，看不见牲畜的走动，听不到咀嚼和喘息的声音，畜栏里有的只是潮湿和肮脏。木棚顶上长出了青草甚至还冒出了几株羸弱的小树枝，游蛇在破牛奶罐和木桶间爬行。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二十世纪末俄国的这一形象与苏联对接。 变故之三。困顿、迷惘、绝望成为人们普遍的心态，成为俄罗斯无序的社会的一种精神病症，生活呈现出一种“可怕而又陌生”的，令人“感到恐怖的空虚”。于是，酗酒成为男人们消愁解忧的惟一手段。萨尼卡的父亲是季申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人，一个非常平和，从来不谈政治的大学教师，却因酗酒而身亡。萨尼卡的两个叔叔一个因酗酒身亡，另一个酒后斗殴而死。苏联时代富裕起来，购买了摩托车的众多农家子弟们一个个因酒后驾车丧身，撇下了孤苦的爹娘。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身穿肮脏迷彩服的男子在酒馆里酗酒度日。马路上甚至能见到一脸污垢，嘴里一颗牙都没有的，喝醉酒的老太太。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社会，除了一些不太得志的、为生活所迫的人之外，没有人上班、种田。一个靠母亲退休金生活的男人在妻离子散之后，浑浑噩噩地死去。身体强壮的霍姆特因为与孩子们争吵居然上吊自尽。主人公萨尼卡对大学教师别斯列托夫说，周围是噩梦般的现实，“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不管他在工厂上班还是在田间劳作，不管他穿白大褂还是着军装――都明白这一点。您闭上眼睛，读十遍‘我们的祖国’，然后打开电视，您就会明白，那里面全是恶魔”。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与思想失去了驻足的场所，为“邪恶”的张狂提供了土壤。 变故之四。党派林立、政治思潮纷呈是这一充满变故的政治多元化时代的又一个鲜明特征。以“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为原型的“创造者联盟”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俄罗斯激进的左翼党派，其反叛社会的领袖科斯坚科是俄国“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缔造者爱德华·利莫诺夫的化身。“创联党”已经成为在俄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它“像细菌一样到处繁衍――在原始森林里，在冻土带，在草原上……”。其成员中有普通工人，有慈眉善目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有远洋轮的船长，有漂亮的音乐人，昔日的宇航员，曾经的内务部特警，惯犯，克里希纳教[2]的教徒，甚至还有活泼伶俐，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十三岁的小男孩。此外，作者还塑造了自由主义派代表别斯列托夫，爱国派代表阿尔卡基·谢尔盖耶维奇，根基主义者，一位大讲上帝智慧的老者，还有曾在阿富汗战场流过血，主张武装革命的残废军人……。思想旗帜的失落，意识形态的转型，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人员个体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苏联解体后社会现实的认知，探求着俄国的求变之路。 作者笔下的青少年正是一群被置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血气方刚的“创造者联盟”成员。他们大都出身于生活贫困，衣食堪忧的劳动人民家庭，社会动乱的恐慌加剧了他们生存处境的悲苦，他们独特的人生命运也由此起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时常被童年苏联时代美好的记忆所劫持，更被越来越重的心理苦闷所袭击——成长所伴随的物质穷困与社会不平令他们绝望。在有关童年和亲人伤感的回忆中，他们仿佛不再是他们单纯的自己，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社会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在他们十分有限的人生记忆中既有祖辈、父辈屈辱的痛苦，也有亲眼目睹与亲身体验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悲哀。 社会历史的发展，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对于不同群体的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即使是刚刚走进，或者尚未真正走进生活的青少年来说，“生存还是毁灭”的真理却都是共同的。小说中那些青少年的烦恼不是自找的，因为生活很不平静，且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苦闷。他们既在观望，又置身其中，既在台上，又在台下，时而懵懂，时而清醒。对现实的不满，使得这些政治上幼稚，社会经验缺乏的青少年同时扮演着“革命者”与“破坏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将生命周旋于生与死的夹缝中，却没有丝毫的局促与恐惧。他们参加集会游行，营救以‘前侵略者’的罪名被拉脱维亚当局关进监狱的二次大战时的苏联军人，把一个装满了番茄汁、色拉酱、番茄酱、奶油、煮熟的通心粉以及某种散发着刺鼻气味东西的塑料袋扔在总统的头上，甚至抢夺武器，占领省政府大楼。他们对社会的恼怒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愤恨――对国家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从十字路口的交警到总统。与此同时，他们又拼命打、砸、抢、杀被他们视为“恶人”、“恶行”的对象，连麦当劳、新年圣诞老人像都不放过，原因是“他们仇视资本主义‘新年’这一节日和这个留大胡子的信使”。他们有年轻强健的体魄作资本，有毫不退缩的热情和勇气为动力，他们不怕自毁前程，甚至不顾可能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十七岁的涅加季夫被抓后遭到整整两天的严刑拷打，“创造者联盟”女领导人扬娜·莎罗诺娃被捕前遭到野蛮殴打，牙齿被撞断，手被扭断，政治委员会成员阿列克谢·罗果夫被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从窗户扔下，惨死在自家的阳台下，政治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索洛维依被杀死在自家住宅楼的门洞前，连只有十三岁的少年波济科也未能免于死亡。这一切虽然不能使他们所处的困境有任何改变，也不能对社会现状的改善有丝毫的作用，但在内心的尊严感与祖国的神圣感的驱使下，他们对社会中的丑陋、肮脏、邪恶不断做出自己的审判与惩罚，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空茫的时代，度过心灵的暗夜。 作者以其年轻的生命和独特的经历，塑造了鲜明的主人公萨尼卡·季申的形象，赋予了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以鲜活的艺术生命。他出身贫寒，但鄙视金钱，始终感受着贫穷无助、荒诞粗暴生活之鞭的双重夹击。他嫉恶如仇，崇尚正义，年轻的生命始终徘徊在纯粹的理想与迷茫的现实之间。这个离经叛道、愤激放肆的青年，无处不流露着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平等对话的人际交往原则，为国为民忧患的人生价值取向。靠什么来唤醒破灭的理想和人性的良知？靠什么来纠正时弊，迎来民族与社会的复兴，民众的幸福？青年萨尼卡并没有答案。他靠的是一种被他称为“革命”的正义的冲动。他说，“暴力革命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下层――它是自发产生的，当所有的真理枯竭的时候”。于是，他带领少年伙伴参加集会游行，打砸麦当劳、超市，受命收集武器，奔赴里加暗杀审判苏军老战士的法官，最后将曾经是他的好朋友，后来却在政府部门做官的州长顾问的别斯列托夫从楼上扔下，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后者成了民族的“败类与叛徒”。他曾被警察强行劫持，遭到几乎致命的残酷毒打，但坚贞不屈。萨沙从不为自己早生的政治激情感到尴尬，因为对他来说，“这从来就不是政治，而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夺取政权，他对权力并不感兴趣，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他当过兵，没读过多少书，该读的书只是在退役后才开始读。他抢夺富人的钱包，把钱给了母亲和更需要它的少年朋友。一部《恰巴耶夫》的电影会让他大动感情，看着主人公骑着飞驰的战马，挥舞着战刀，冲向敌人的时候，他会嚎啕大哭。他自称这是一种“幸福的柔情”。至于他萨尼卡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实在无法回答，只是他的脸上和表情里永远书写着不满。他对别斯列托夫说，“我是俄罗斯人，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任何思想。”“我不需要任何美学或道德原则来让自己爱母亲或想父亲……”，“这个党也不需要什么思想。它只需要自己的祖国”，“现在最紧要的只有一个――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悲苦、动荡、搏击的人生的同时，也写出了成长期间青年的美丽。萨尼卡与“革命同伴”扬娜的情爱，与小姑娘薇拉的温存，激发了他对一种人生美好的向往，给孤寂的青春岁月以安慰和快乐。他们之间的爱十分朦胧，却都未能逃脱那个纷乱年代和命运的安排，最终都以离别告终。但它在令人叹息时，也让人看到，蕴藏在冰冷凝重的现实中的一种纯然之美的令人心动。小说中不多的情爱场景描叙中闪现着动人的人性光彩，并给人以温暖的呵护。固然这里有青春正炽的男女间性的吸引，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情欲在埋没于“革命事业”的幼静心灵中激发了巨大的情的波澜。与相识没多久，“只说过两次话”的扬娜在街上的邂逅，温暖的眼神，不经意的肢体碰触，两人一起在屋子里的细语、玩笑，在温柔的亲吻中感觉到的她的“灵巧的舌头与细小的牙齿”，那“打开了的她的身体”。这是单纯的性的诱惑？不完全是。随着“创联党”事业的进行与活动的发展，萨尼卡与扬娜之间的情感在深化和强化，接踵而来的由无尽的依恋、思念、担忧、心悸构成的激动与不安使萨尼卡无所适从。扬娜尤如强大的磁场，令萨尼卡无法忘却，超越了性爱的欢乐之后，他们的情感升华为由共同的事业与共同的命运纽结在一起的爱。萨沙觉得这是一种“绝对的而且近乎神圣的亲缘关系”。 作家用一种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人物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大量具体活动的叙写，揭示了一代青少年生存、斗争的历史真实，以其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对这些“革命的”青少年“兄弟”的热爱与赞美，用主人公萨沙的话来说，“这是些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他们为所有人担负起了责任――只为别人负责，唯独不顾自己。然而，作家的这种热爱与赞美并非毫无保留的。小说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人的角度与视野审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而通过萨尼卡们的青春困惑与极端以唤醒人们对一代青少年成长的记忆与理解，以防失忆的人们在不期然间遭遇“愤激”后可能发生的悲哀。 小说中萨尼卡们的行为并不为民众，甚至不为他们的亲人所支持，哪怕是理解与同情，相反，他们遭遇的更多的是怀疑与非议，甚至是白眼与责难。与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尼洛芙娜不同，萨尼卡的母亲，这个辛劳一生、穷困一生而又逆来顺受的俄罗斯妇女，并不认同儿子与他的伙伴们的所为。她非但没有走上儿子的“革命之路”，反而自始至终在担忧、惊恐，深怕喜欢喝酒的儿子会做出有辱季申家族，有悖社会道德的错事来。母亲的这种担忧与惊恐中隐藏着的也许正是青年作家激情过后要表达的一种并非全然理性的思考。观望的市民中有人好奇，有人却一脸愤怒。被警察追逐的少年维尼亚试图寻求一位女市民的保护与帮助，却遭到了冷漠的拒绝。参加民众集会的老太太甚至称萨尼卡们为“野蛮的异教徒”，“党卫军分子”。在阿富汗山地摩托化步兵团当过兵的男子说，他们“只是一帮小丑”。而萨尼卡在医院养伤时同室的病友廖瓦说，他们虽然“是朵政治上美丽的小花”，与“左派”、“右派”都保持着距离，却“有蜕变的倾向……在向黑帮发展。除了流血与混乱什么也带不来”。 事实上，“创造者联盟”试图搅动“革命风潮”的政治追求是值得怀疑的，其领导人马特维提出的“我们将不在国内开展工作了，打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外”的想法更是荒唐的。他们的领导与成员之所以时而能逢凶化吉是因为克里姆林宫中有他们的代言人。“创造者联盟”领袖政治作秀的蛊惑迎合了青少年变革现实的义愤，是“科斯坚科把野蛮凶狠的毛头少年带到了这个广场，他们其实并不明白，到一堆红旗和老年人中间来做什么”。而那个位于“地堡里”的激进的政党总部，“它像是一个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非成人的寄宿学校，一个疯狂画家的作坊，或是一群好战野人的战时指挥部”。“创造者联盟”成员中“美艳惊人或丑陋不堪”的姑娘们的身上“不可思议地融合了对周围世界的厌恶和挚爱”，而男孩子们则“想方设法在发型上标新立异――要么头上寸草不生，要么只有刘海儿，要么莫希干式，要么留着奇形怪状的络腮胡”。“创造者联盟”的领导成员之一，最后为“革命”献身的索洛维依，“目光贪婪，嘴唇猩红”，身边总有美女相伴，是个淫乱狂与性虐待狂。他会厚颜无耻地说，“党员必须首先为自己提供最好的女人，他必须去追求所有的女性，因为也许第二天他就会战死疆场。如果党员和女人的约会超过两次，他就应该殴打她――最好每性交十次就打一次。党员有权杀死不理解他并经常向他索取的女人”。“创联党”成员的举止作为所表现的是时代对个性化“差异”、“多元”的荒唐追求，而非一种健康正常的秩序。它不啻是荒谬的时代留下的不无病态的印记。 面对空茫的时代与愤激的少年，读者的脑海中不禁会浮现出这样的提问：90年代俄罗斯青年拥有的究竟是怎样的精神与灵魂？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俄罗斯失落的民族精神与灵魂呢？小说中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的话语提供了解答这些疑问的钥匙。 当过大学哲学教师的别斯列托夫认为，“创联人的行径完全是一种无畏与滑稽的奇怪组合”，他们之所以“大胆地言不由衷，无畏地面对打击”是因为他们没有得以遵循的纲领与目标，得以追求的思想与秩序。他对萨尼卡说，“就让人们能够偏安一隅地过几天安稳日子，请给这些你们如此关心的俄罗斯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要明白，你们的事业不会给他们带来福祉，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你们对他们寄予厚望是没用的。他们还是那些俄罗斯人，并没有质的变化，就像新希腊人之于古希腊人，当兵的亚述人之于擦鞋的亚述人”，“在今天俄罗斯性已经不是所有人的财富了，人民已经不再是精神的载体了，他们已经一无所能。不要招来恶魔，而要呼唤天使，真正的俄罗斯人是追求精神生活的，是精神的乞儿”。剔除这位自由主义者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虚无主义和趋炎附势的犬儒主义，他对萨尼卡们思想行为的认识是不无合理因素的。主张国家主义的爱国派阿尔卡基·谢尔盖耶维奇说，“俄罗斯再也经不起任何分裂了――它一旦分裂，任何簸箕都收不起来。你自己想想看，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庞然大物巍然屹立在欧亚大陆之上？没有统一的上帝，没有对未来的信仰，没有共同的希望，甚至没有共同的绝望――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联接点！只有权力！”青年作家对90年代俄国社会日渐盛行的宗教狂热表达出了独特的冷静与理智。他通过一位智慧的老人对青年们说，“罗斯总是把上帝和红旗挂在嘴边，从而可以看见雾蔼中的天使们……”，然而在寺庙里留下几个脚印并不能驱散心中的空虚，与上帝套近乎，为他点上几只蜡烛也不能欺骗上帝。把自己的龌龊和懒惰当作慈悲与善良，把一切责任推到上帝身上，借口“上帝这么决定的，上帝这么说的，上帝这么想的”然后就堂而皇之地大捞特捞，恰恰是利用宗教蛊惑、欺骗民众的政治家所为。 小说最后一章既是悲剧性的，也是具有批判性的。它所提供的场景给予人们的思考是多重的。那是一个新年前夕的冬天。主人公萨尼卡在梦中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他也第一次在同伴的话语声中听到了“某种温柔的、人性的东西”。他的少年女友，创联党的小成员薇拉告别了他和他的伙伴“一帮傻瓜”，要回去寻找自己的奶奶。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在各地展开，创联党成员占领了三十座地方政府的大楼。萨尼卡们抢夺武器，烧毁特警部队大楼，袭击市内务局，砸毁夜间超市，最后占领省府大楼。在与政府军队的激烈交火中年仅十三岁的波济科中弹身亡，深重情义的自由主义者别斯列托夫也成了愤激青年的牺牲品。“革命”，流血，牺牲，“一切很快，就将结束，什么也结束不了。以后还会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 是否像小说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整个罗斯的历史，从瓦西里三世或者伊万雷帝开始一直到布尔什维克――除了流血与混乱什么也带不来”。 俄罗斯文学从来就是关注民族心灵的艺术，关注人的命运、心理、矛盾、悲剧的艺术。青年作家忠实地继承了这一深厚的美学传统，这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有关，也与他自身的生活遭遇，气质个性密不可分。扎哈尔·普里列平1976年出生在下诺甫戈罗德，小说中的青少年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曾经的小伙伴。他参加过车臣战争，当过俄罗斯特种部队的班长，是“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积极从事并组织过该党的各种活动。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下诺甫戈罗德，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尼卡，人物阿列克都有作家的身影。这位新生代作家身系国家、民族之命运，深悲劳苦大众的疾苦，选择了俄罗斯文学“愤怒叙事”的路向。小说中的叙事晓畅通达，豪放粗犷，文字朴素、平实、自然，读者可以轻松自如、毫不打结地读下去。这也许就是被评论界说成是“具有北方作家的大家风范”的原因。充满生活情趣的通俗、生动的比喻更为小说增色不少。比如，“煎蛋，猪油，西红柿、西葫芦，颜色出奇的鲜艳，如同小孩的涂鸦。煎蛋冒着香气，油沫还在飞溅，如同一个欢快的生命体”，“道路坑坑洼洼的，就好像一个被嚼干的口香糖，上面留有牙齿和牙床的痕迹”。《萨尼卡》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一年后已重印两次，第三次重印在即。2005年，他的首部以车臣战争为内容的长篇小说《病理学家》一发表就得到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高度评价。作者说，除了普京总统外，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对这部小说有过赞誉，曾入围“国家畅销书奖”，并获“小说月报奖”、“创造奖”等多种奖项。 长篇小说《萨尼卡》中文版的出版让我们又结识了一位新生代的俄罗斯作家，又看到了一本“传统的”俄罗斯文学读本。 [1] 高尔基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燃烧的心驱走了黑暗，照亮人们前进道路。 [2] 印度南部的一种宗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