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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散文的研究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以八大家为重点。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散文在法国的译介相对充分，其他四家则比较薄弱。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散文得到重大发展。自明朝朱右、唐顺之、茅坤承等人推崇唐宋八大家以来，其余响犹至今日。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散文的研究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仍以八大家为重点。 发轫期：韩愈、柳宗元散文在法国的译介 较早翻译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品的是俄裔法国学者马古烈。他的《中国古文选》收入韩愈的《原道》、《师说》等16篇作品。他指出，韩愈“使诗歌与散文有了分野”，在当时追求绮丽的风气中提出把文章教化作用置于艺术追求之上，因此，“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 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徐仲年在法国出版《中国古今文选》，把韩愈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并翻译了《原道》、《原性》和《论佛骨表》三篇作品。当代汉学家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阐述韩愈的文学思想。他援引《原道》来说明韩愈复兴儒家思想、提倡文以载道的主张。 法国汉学界对韩愈散文的翻译和介绍散见于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集中，其代表作中翻译最多的当属《原道》。尽管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和散文风格都得到充分介绍，但是关于他的专门性研究尚未出现。 马古烈十分欣赏柳宗元的散文，他根据《古文观止》翻译了《驳复雠议》、《桐叶封弟辨》等篇。他对柳宗元散文的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韩柳二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的作品比韩愈的作品更具艺术性……柳宗元在艺术价值上进一步确立古文运动的地位”。 班文干认为柳宗元“比韩愈更多了几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和理性”，并节译《临江之麋》和《永某氏之鼠》两则及序言。在思想性方面，班文干认为柳宗元思想受到佛、道的影响，并洞察到他对唯心主义天命论的质疑。 发展期：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散文在法国的译介 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文坛上占有崇高地位，是诗文革新的领袖。马古烈在介绍欧阳修时首先称赞了他的史学成就：欧阳修步法班固之《汉书》，而且是班固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翻译了《朋党论》、《醉翁亭记》等8篇散文。 班文干认为“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的时候终于得以确立”，这是对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承前启后作用的高度评价。皮埃尔·布里艾尔翻译了他的《秋声赋》、《祭石曼卿文》等12篇散文，以《辩诬堂及其他》为题出版。欧阳修成为唐宋八大家中个人作品选集在法国出版的第一人。 欧阳修之后，宋代的“三苏”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苏洵擅长散文，马古烈译有《六国论》和《管仲论》。苏轼之名胜于其父。马古烈认为，苏轼是宋代中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坛领袖。马古烈翻译苏轼的《贾谊论》、《喜雨亭记》等10篇散文。 班文干将所译苏轼散文以《自述》为题出版。斯特凡·傅亚整理、翻译苏轼60余篇碑铭文，结集出版。借助以上两部单行本译著的出版，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在法国流传度最广的一位。除了马古烈所译《六国论》，苏辙散文尚未进入法国汉学界翻译和研究视野。 关于苏氏父子三人，徐仲年的评价基本代表了中国学者观点：“苏洵以博学著称，苏轼的文学声誉最高，而苏辙则在父兄之后相对受到冷落。” 曾巩在明清时期受到文人赞扬，但在20世纪则未受重视。《中国古今文选》对其只提及一次。马古烈却另有见解：“曾巩传世作品数量不多，文风平实朴质，没有任何修饰和造作，直接表达一个朴素清晰的思想，完全通过精选文眼和锻词炼句来产生文韵。”在《中国古文选》中，马古烈选译《寄欧阳舍人书》一篇。此后，《中国古代文选》翻译了曾巩《墨池记》。 王安石的散文在法国很少受到关注，《中国古今文选》只提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马古烈译有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同学一首别子固》两篇文章，对其散文创作仅有一段评论。 当代翻译家艾梅里翻译出版中国古代游记散文集《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收录其中：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大多数篇章及《柳州东亭记》，苏轼《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名篇，以及欧阳修《醉翁亭记》。这种以风景主题进行翻译出版的方式是传播中国古代散文的一次成功尝试。 马古烈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对唐宋古文运动进行了总体评价：“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轫……古文运动在11世纪的文人笔下终于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完美。从12世纪开始，中国人开始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七大古文派散文家。以历史学家著称的司马光不在其列，而之后王安石被增列其中，史称‘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流传甚广，至今享有盛名，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唐宋时期文学的主流。”总体而言，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散文在法国的译介相对充分，其他四家则比较薄弱。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