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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 目录是打开“罗氏藏书”大门的钥匙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今天我们特意刊登对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的采访。72岁的他爱书，爱研究书，近30年来不断搜罗西文汉学书籍。2010年，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汉学收藏落户上海。罗闻达说，在中国能让真正愿意研究这批书的人读到，是这些书最好的归宿。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是书商，也是文本批评家 文汇报：爱书人有很多种，好多人坐拥书城，但并不是人人都会挑剔图书的版本、对其来源感兴趣。您是一个怎样的藏书家呢? 罗闻达：我想引用清代学者洪亮吉的分类，他将藏书家分为五类：爱书人、集书狂、研究工作者、文本批评家和书商(编注：洪亮吉《北江诗话》中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爱书人(bibliophile)也通常收藏书，同有收藏癖的集书狂(bibliomania)之间的分野并不固定;为了研究而收集书的人，希望想读的书能信手翻阅到。而文本批评家则是致力于文献目录编撰、研究文本的物质形式如何影响其传播的，其中涉及为重建成书的物质过程而做的一系列历史调查：如考证某本书的印制者和出版者;确定一本书的成书日期;甄别同版本的不同变异状态等等。此外，还包括更广泛的历史课题，如关于印刷的历史地理学、图书发行系统、版权、审查制度、作家身份、接受学等，还有关于印刷术、纸张、装订及图书艺术等技术方面的专题。 我个人有幸跻身于洪亮吉分类中的两类藏书家之列，既是一个书商，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本批评家。 文汇报：因此，您编撰的藏书目录《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是您作为一个文本批评家的成果? 罗闻达：这些图书资料对于中欧关系(后来也包括中美关系)、西方的中国观、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西方亲华和仇华的观念，以及长达四个世纪的西方汉学的发展、西方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和语言知识的增长等等主题，都很有启示说明作用。而我对这种启示性作用颇有兴趣。 随着我的收藏逐渐增加，我的同事冯德保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后来我们决定要在中国为这些收藏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我承担了编著本收藏的说明性目录的任务。2008年，两卷本目录出版，去年补编本也出版了，它们可以看作是打开本收藏大门的钥匙。 文汇报：您所藏图书的印制起讫时间是1477至1877年，为什么是这样两个时间点呢? 罗闻达：因为1477年是欧洲印刷和中国有关的书籍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的首版印制就是在这一年，从这时起，更多西方人开始认识中国，当然此前也有来自商人的零星口传。而1877年是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出版《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一卷的年份，这是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的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以这一年为止是因为此后的事情就更加复杂了，随着大众媒体的兴起，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出版物，我就在这里打住了。 文汇报：您所搜集的图书涉及好多语言和知识领域。这些书您都能读吗? 罗闻达：除了波兰语、俄语，大多数欧洲语言都能读，因为都挺相似的。不过，有时候背景知识更重要，否则即便读懂这些信息也没有意义。我也不想假装说我很擅长于此。我跟那些擅长某个领域的专家工作性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我不可能对那么多不同的学科，如哲学、宗教、经济、农业等等都很在行。我是想找到这些材料，然后把它们给其他人用，学者们看了这些藏书以后可能会形成自己的想法。 另外，在我做的目录里，我会尽可能解释这些书在说些什么、对其版本做出说明，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还会写得非常长。如果一个学者刚开始研究某个题目，也许会不知道应该往哪儿找资料。所以目录和提要很重要。这就是我20多年来的工作，我很高兴做这项工作，虽然我也没想到会做那么长时间。 研究西方人的中国观，要认识到整个图景的复杂性 文汇报：我们知道您正在写作一篇论文，关于西方人的中国观的历史。您现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了? 罗闻达：我在找书的过程中读了不少参考书。在当了那么久的书商以后，在那么忙着买书卖书以后，我意识到自己却并没有很多时间来读书、做简短的讨论。现在是时候了吧。 文汇报：您在这篇论文的草稿中对西方人的中国观这一主题所涉及的材料，做了详细的分类。在印刷品如图书之外，还有哪些也同样值得关注? 罗闻达：印刷品在图书之外还包括杂志、宣传册等等，还有访问过中国或在东南亚等地同中国人有所接触的传教士、商人、海员、旅行家、外交和行政官员所写所述的一手材料，各种字典、汉学家的学术文章、译成西文的中国经典和小说，同17世纪“礼仪之争”有关的材料，博物馆和展览里对中国的介绍，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的广告介绍，以及对来到美国和澳洲的中国移民、到访欧洲的中国人所作的文件记录等等。在印刷品这个大类之外，还应该考察的包括表现中国物品的铜版、平版和钢版画以及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照片，未刊的游记、通信，19世纪中叶前特别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物品，各类展览、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中国物品，乃至口口相传的故事。 此外，书籍等人造物品的流传，包括版本、印数、读者群，乃至参观展览、参观中国式样的花园的人数等等，也都应该纳入我们对这一主题的考察。例如，像《马可·波罗游记》，相继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等，重印至少16次，《曼德维尔游记》重印13次，这其中跨时漫长的传播过程值得研究。因为这些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印象，在17世纪受到耶稣会士和海员带回来的新信息的“挑战”，这一“竞争”更会导致在欧洲不同地区的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和海员带回的这些新信息此后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入历史教科书。 对于这一主题可能涉及哪些材料，有很多参考书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然后我们就要祈求历史女神的助力，梳理成一篇有趣又有价值的历史论述了。当然这一定是个浩大工程，现在可以先从小的专题研究开始。 文汇报：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也读过不少其他学者对西方人的中国观这个题目的论述? 罗闻达：我花了不少时间读参考书，很多都非常有启发。但我也看到，很多历史学家都把西方对中国的印象简单化，对作家的处理也是非黑即白，但实际上很多写作者的看法都处在灰色地带。好多学者只是把中国当作论据，以此来适应、论证自己认可的政治史、经济史的观点，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我还看到有好多人急着想要出论文——还没研究得很到位，就想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这么做当然很有诱惑力，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写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这个题目，就只是把范围框定在英国出版的书里，或者仅只在法国、意大利出版的书里。他们假装在讨论整个欧洲的情况，但其实瑞典、俄罗斯这些地方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中。要知道，在欧洲部分国家得出的结论，用在另外部分国家也许就不靠谱了。而整个图景，要比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的复杂得多。他们会有很多“先见之明”，却没有证据。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可以去到中国的很多地方。但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所以西方人一开始看中国的视角是很有限的。广州以外广阔的中国大地，许多耶稣会士和商人从来没有去过，因此他们也只是写自己在广州的活动，而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与中国人也并不亲近。 而且，也很少有中国人到过欧洲，但欧洲人在其他地方却可以接触到中国人，比如巴达维亚(Batavia，现印尼雅加达)和暹罗(泰国)。很多中国人住在巴达维亚，一开始与当地人也就是现在的印尼人做生意，后来也与西方人做生意。所以如果谈论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也应该基于在巴达维亚的西方人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观点——如果要认真研究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就应该翻阅过我这个目录里提到的书，但是好多学者就好像忘记了有这些书存在似的。 文汇报：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不少思想家受到中国的影响，认为相对于他们自己的贵族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选贤举能的好制度。他们是否确实有把中国当作开明专制的模范的这种想法呢? 罗闻达：不能那么简单地说，整个图景是很复杂的。很多当时的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觉得这些信息同他们自己对欧洲的想法有契合之处，所以他们用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也不管是对是错——来说服欧洲人。 对中国的崇拜，据历史学家唐纳德·拉赫(Donald F. Lach)说最早可见于1597年首版、1599年更名为《中国史》(Istori a del l a China)的路德维克·阿里瓦本尼(Lodovico Arrivabene)的著作，后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尊敬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制度很好，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认识也并不是正确的认识，像伏尔泰、以及有“欧洲的孔夫子”之称的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对中国的评价就很正面。有些是负面的，如笛福(见目录第546条)，孟德斯鸠(第445条)，赫尔德(第1681条)，还有黑格尔(第1742条)。黑格尔对中国几乎不了解，都是从其他人那里读来的，但他认为中国只是文明演进中一个不成熟的阶段。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停滞的国度，无事发生，也不会改变——当时在欧洲已经有了“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事物都可以一天一天越变越好，这同当时有很多科学发现、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也有关系，相信“进步”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观念了。相形之下，中国在他们看来就过于稳定态了。 还有关于种族的研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人所知不多，但也能说出点眉目。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后来，国家卷入战争，就会把交战国塑造成一个负面的形象，来说服本国国民举战是正义的事情。可以看出英国因为鸦片战争，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个贬抑化的倾向，当然在英国也有不少人反对战争，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发起战争是不道德的。所以整个图景实际上是十分复杂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相互竞争。 我用写论文来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个更泛的目的，就是想对历史解释的本质进行讨论，这是我30年来一直计划想做的事。近200年来，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线性发展的信仰，这是受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普遍相信进步的影响。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已经开始挑战这种线性的发展史观。 数字化不会取代传统图书馆 文汇报：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吗? 罗闻达：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在念书的时候非常讨厌历史。我一开始是学数学的，后来学音乐，而现在我接触的这些，那时候我觉得可无聊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不觉得我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们应该也不会愿意这么叫我吧!我是圈外人，不属于学者也不觉得自己完全是个书商。 文汇报：您在藏书过程中可曾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罗闻达：找书就像是在森林里采蘑菇，找到一样还并不完全了解的东西真的很开心!而且可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背景里，给它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就像拼图一样，这种感觉真是非常满足。 我想我跟其他藏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我来说，所有关于中西交往的材料都是同等重要的，我让其他人去评判其重要性。你可以很容易就发现，不同的人对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的观念非常不一样。而且现在我们持有这些观念，10年后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在历史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个时代都需要新的历史阐释，因为对过去的认识会基于现在的经验而变化。 所以要我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好像讲不出来，虽然我知道人们喜欢听趣闻轶事。有时候我是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就好像有人指引我，而我就像梦游一样，在对的时间发现了对的东西，但现在却一点都不记得这些过程了。有些书好像就是冥冥中注定，等你来找到它。 文汇报：数字化会对您藏书造成影响吗? 罗闻达：对我来说不是吧。像我编书目，研究这些书是怎样印制的，发现不同版本之间的不同，都是要靠人自己发现的。就像在博物馆里，那些解释性的绘画会很有用，但终究不能替代自然标本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图书馆不可能完全被人造的数字化物品替代的原因。图书馆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占用很多空间的问题场馆，还要请专人来维护，有人甚至认为现在这个时代不需要图书馆了。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我的藏书如果可以数字化当然也很好，但仍然有人是需要看原本才能研究的。在这方面可以读读美国目录学家托马斯·坦塞勒(Thomas Tanselle)的文章著作，以理解在历史研究里，为什么缩微胶片、照相制版和数码复制都不能取代原本的人工制品。 文汇报：您同题献上感谢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支持这些烧钱、不盈利的人文艺术事业方面，过去有赞助人、保护人的制度，许多艺术家因此都受到很大的恩惠，而现在的艺术家则要非常艰难地自谋生路，对人文艺术的发展影响不小。 罗闻达：他们是我的两位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 不受资助而做研究或写作的人，在瑞典是不太多的。私营部门也很乐意资助同图书与历史研究相关的工作。所以说在这点上我是个例外，我从来没有从谁那里拿过钱，也从来没问人要过。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吧。我喜欢独立。我觉得要是有人给我钱，他必定对我有所要求和期望，我不喜欢这样。我也很幸运，我并不是个有钱人，从来都不是，但是在我刚开始收藏的时候，书要比现在便宜得多。 文汇报：世界读书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推动阅读、出版和版权而设立的，您对这几个主题有怎样的感想? 罗闻达：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编纂的目录是没有版权的。我有点天真地相信，信息不论好坏，都应该是免费开放、人人可得的。 我想把我有关中国的藏书在中国找个家，而且选择了上海图书馆，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在这里可以毫无障碍地查阅、研究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包括文字、图片以及详细的条目说明。 “二十年前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对其工程之浩大显得无知无畏。”罗闻达(Bj rn Lwendahl)在为自己的藏书所编纂的目录《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导言中这么写道。2012年，在这一两卷本目录出版三年半以后，补编本出版，他在这一补编本的前言中说：“我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我为能从事这样一项事业深感幸运。很少有人在生时已经不朽，但是我们都梦想着自己的生命永无终结：我希望能再出版一本详尽的补编本目录，也许在八九十岁的时候。如果未能有幸完成，我希望有人愿意继续搜罗这一主题的书籍，并出版一部更详尽的目录。” 1988年，英国大藏书家托马斯·菲利浦斯爵士的中国收藏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卖时散佚，当时罗闻达刚好踏入这一领域，于是有幸将其中数件藏品纳入他的收藏。不过真正让罗闻达开始对有关中国的书籍感兴趣的是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1989年出版的《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和汉学的起源》。就这样，他开始了“寻宝”之旅。 数年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琦读到罗闻达和他的同事冯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所藏的中西关系书籍目录初稿，在后来为目录撰写的序言中，韩琦说自己当时“对其收罗之丰，语言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跨度之长，不禁惊讶万分”，并相信，“这一收藏无疑是私人藏书的翘楚，即使与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图书馆相比也并不逊色”。 2010年，上海图书馆引进了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汉学收藏。“罗氏藏书”的1551种书内容涉及宗教、历史、风俗、科技、地理等各方面，网罗了明清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也包括了西方汉学家、思想家、商人、旅行家、外交和行政官员等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罗闻达编撰的藏书目录也将由中西书局翻译出版。 与1860年代来到上海的法国学者高迪爱(Henry Cordier)所编的著名的《西人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不同，罗闻达没有依据内容分类，而是按印刷和出版年代编排，这样就可以体现出有关中国的知识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进程，尤其有助于人们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各种观念和事件、考察某个特定时期欧洲的中国观。罗闻达认为自己的校勘考订比高迪爱更详细，在为每本书写作的提要中，他出于自己的兴趣做了更多注解说明，并罗列了参考文献和相关研究。 宣传这一目录的折单上，在称赞目录出色、有用，印刷设计干净、漂亮又古典之外，还印有这样一条书评：“这本书跟只怪鸭子似的，更像一个世纪以前而不是现在的书。”曾有朋友问为什么要放这条措辞如此冷淡的评价上去，罗闻达却回说觉得这条很好玩，“可不是么，我自己就又老又怪啦!”罗闻达说待到自己离世的时候，会把手上的参考书籍也都捐给上海图书馆，“能跟那些藏书配套，这些参考书才显得有意义，而且其中很多二手资料也是很难找到的，特别是在中国。”他希望让这套藏书更好用，更受欢迎。“不过，”他大笑着说，“现在我大概是停不下来的，直到死都会需要这些参考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