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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一早晨，毓贤与我在上海旅馆里各自上网，异口同声喊叫：“哎哟，韩南死了。”晚上和中国友人聚餐，发现大家都已知悉他两天前，即四月二十六日，在麻州剑桥突然辞世。我翌日在复旦大学讲《夷坚志》，有学生提问为何中国的小说一般都那么短，没有史诗;我说明清小说就有很长的。在座的陈引驰教授补充说：“我们必须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分开讲。刚去世的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指出中国文言小说包括《聊斋志异》在内都偏短，但源自口传的白话小说就不同，敦煌的变文是很长的。” 我们星期三回到加州，邮件堆里赫然看见有韩南寄给我们的英译《蜃楼志》，邮签是四月二十二日，他身体必定已很虚弱，是他儿子代他题字代寄的，不胜唏嘘。 他研究《金瓶梅》，翻译《肉蒲团》，转变了我们对中国小说的看法--这位东西半球学者同哀悼的韩南，究竟是位怎么样的人? 韩南1927年在新西兰出生，本来研究英国中古小说，到了英国修博士时才对中国文学发生兴趣，便从头再念起。他有几年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到了美国后最初五年在斯坦福，后来便一直在哈佛。在他们那一代的汉学家中，韩南是个异数。当时把中国的东西当为学问研究的人不多，一般汉学家愤世嫉俗，自命非凡，韩南却为人极低调。更令人讶异的是，他研究的领域竟是当时学者所不屑的通俗文学，而且是色情小说。 鼎力争取哈佛聘任他的是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 是我的博士导师。我七十年代初上韩南的课时，他刚到哈佛不久，非常拘谨，主要讲小说的版本问题，有些同学抱怨太枯燥了，他最早的博士生是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本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论文便研讨敦煌变文。 韩南稳打稳扎地梳理了一些小说的版本后，就关注小说的风格，发现不同时代的小说有不同的风格，从而勾勒出中国白话小说史。他翻译了《肉蒲团》并有专书谈论其作者李渔，后来研究《儿女英雄传》《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十九世纪小说以及基督教用以传教的叙事文本，并翻译《禽海石》《恨海》和《黄金祟》这些少为人知的近代小说。今年八十七岁的他刚出版了英译《蜃楼志》。 韩南长期做系主任，1987至1996间还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总是按部就班秉公办事，从不徇私，遇上问题尽力找个圆通的解决办法。他若对任何人不满，不会在背后冷嘲热讽，更不会当面斥责，最多避免和其人往来。他不高兴蒙古学家柯立夫领薪水一定要秘书把支票送到他办公室，柯立夫去世便不参与写哈佛同仁例行在校报登刊的悼文。他有份英国绅士式的矜持，却没有英国绅士那种冷眼看人间老谋深算的态度。他很有幽默感，只是不轻易炫露罢了。记得钱锺书1979年访哈佛，见到和他一样博学的清华老同学方志彤大喜，韩南形容钱先生“像一瓶经摇晃的香槟酒，‘砰’地一声打开，各种语言便喷射出来。” 韩南退休时，同事和前后学生替他办了个宴会，几位事业有成的女弟子相继站起来说她们读研究生时，教授普遍看不起女生，只有韩南尊重她们。他的女弟子包括卫斯理学院的魏爱莲(Ellen Widmer)、芝加哥大学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袁书菲(Sophie Volpp)。韩南把藏书全捐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对这决定很得意，说是一举两便，再不必为书烦恼，而因家住得近仍随时翻看。 韩南对妻子忠心不渝，两人恩爱六十多年，在汉学家中也是个少见的。 记得我做学生时，韩南夫妇有一次在他们的寓所办了个鸡尾酒会，请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他们家离学校很近，面积不大，但摆设很雅致，厨房天花板开了个天窗额外明亮。事后毓贤说：“韩南太太真是个没有城府的人。我把空杯子拿到厨房遇到她，她对我说她今天战战兢兢，紧张透了。”我才想起当晚有人问起他们的独生子，韩南夫人说：“他自从商学院毕业，钱赚得比他老子多。”韩南有点腼腆，显然感到妻子说了有失身份的话。但她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下来，在那讲排场讲气派，人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哈佛高压氛围里，仿佛开了一口天窗。 也许因为毓贤也是个直肠直肚的人，所以和韩南夫人安娜特别投缘。我们两家亲近，是我们女儿瑞思出生后的事，母女从医院到家没几天，安娜就带了礼物来看娃娃，向毓贤倾诉她儿子怎样难养。她当时还未抱孙，便把瑞思当自己孙女。毓贤虽有点受宠若惊之感，但亦被安娜井井有条的内心世界所吸引。 安娜生长在德国北边临海的一个小城里。她说德国二战时人民真苦，家家户户自己种土豆，土豆收成便小心翼翼分成三堆，半烂的先吃，再吃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则放在地窖，希望能保存到明年春天吃。她的妹夫被纳粹当炮灰阵亡。战后更苦，美军把德国轰炸得一塌糊涂，积尸横路血肉淋漓。她一个人跑到伦敦谋生，在医院里工作，遇到韩南两人一见钟情，不到三星期便旋风般地结婚了。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矜持腼腆的学者，爱上一位坦率的医护女子，两人都离家独居，一旦表露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生了孩子后韩南仍是个穷学生，婴儿不知为什么吃了奶总呕吐，不断嚎哭，一天天消瘦，他们没车只好抱着孩子坐大巴到处求医，最后诊断是先天肠道畸形堵塞，孩子已奄奄一息，马上开刀救了他一条命，这是他们夫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1957年韩南到中国进修，安娜便领了学步不久的儿子乘了海轮，万里迢迢投奔人地生疏的新西兰，才发现在乡下的韩南家虽然曾出过主教，却仍然没有电力，太阳西下人人便上床睡觉，但他家人待这德国媳妇极好。 安娜把家整理得一丝不紊，让韩南无后顾之忧专心做学问。她理财有道，省吃俭用在离剑桥约两小时外的科德角海边买了一块地，建筑了两栋房子，一栋自己周末和假期住，躲避了许多剑桥无谓的应酬，一栋租了出去，后来卖了让他们晚年生活很优裕。 韩南做了哈佛燕京社社长后常到中国甄选有潜力的学者，让他们到剑桥进修，安娜有时也跟着去。她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但爱看京戏。有一次韩南要复印一些书，列了单子给她，叫她把单子交给图书馆复印员，安娜只见那几位年轻女子用手抿着嘴巴偷笑，回去问韩南复印了什么，原来全关于床笫之事。 安娜除了种植花草和听歌剧外没有什么嗜好。最大的享受是每星期天早上烹一大壶咖啡，和韩南对坐着悠闲地看厚厚一叠的周末版《纽约时报》，与他评论时事。夫妇两人都非常反战。谈到美国进攻伊拉克尤其激动。安娜总对毓贤说：“你知道吗?训练军队就是教他们杀人。经过这种训练后叫他们怎能过正常生活呢?”她热心公益，哈佛校园里每年捐血运动她总不遗余力。 毓贤为旅美中国学人洪业作传，此书哈佛大学愿意出版很得韩南的支持。他说他把稿子带回家，爱不忍释，一口气把它看完。 我们搬到加州后，毓贤到东岸出差安娜偶尔与她相晤。瑞思稍大后，毓贤和女儿相约每五年在纽约一同过复活节。瑞思十九，二十四，二十九岁时安娜也参加她们母女的聚会，三代女人一起逛博物院，吃馆子，看戏，参加纽约独特的“复活节游行”，所谓的游行，只不过是大家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在第五大道招摇过市，非常开心。韩南和我都没份。 韩南跟绝大多数人都合得来，尤其爱学生，但似乎没有特别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结婚六十周年纪念在剑桥一个小旅馆里设宴，除毓贤外只有家人和来自科德角数十年来同话家常的邻居，韩南夫妇可以说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安娜数年前患了帕金森病，韩南平和地对毓贤说：“我们到这种年纪患这个病，好处就是病情进展得慢。”毓贤听了很辛酸。安娜不能自理后韩南对她照顾无微不至，事事躬身亲为，安娜对此很内疚，毓贤总对她说：“你服侍他这么多年，轮到他服侍你了，不是应该的吗?”劝韩南多雇人帮忙。 安娜屡次进医院，去年终于住入疗养院，不幸韩南也病了，可是因病状不同必须住在另一个疗养院。家在数小时外的儿子媳妇常来看他们，在哈佛接替他职位的王德威，住得不远的魏爱莲，《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的编辑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也不时去看他。我去年八月到剑桥，从加州带了袁书菲送他的Kindle去见他，他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仍相当乐观，说《蜃楼志》已付梓，可开始译《平妖传》，这本书太有趣了。我怕久坐他会累，但他留我坐了一个半小时。 曾经和我一起上韩南课的梅维恒来电邮说他大概是韩南最后见的人。他四月二十五日到哈佛开会后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呼叫，‘啊， Victor，我见到你好高兴!’说得那么激情，又像是很释怀的样子。接着又重说一遍，‘啊， Victor，我见到你好高兴!’他说我的名字时特别温柔，我将永远也忘不了。”韩南似乎不知道安娜在哪，对梅维恒说很久没见她了。又告诉他儿子很关照他们，请梅维恒告诉儿子不必替他担忧，他很好，安娜也很好。韩南第二天便去世了。 韩南就是这样一个本性安之若素，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他顺畅的学术生涯必然助长了他这趋向。 2014年5月6日 上海书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a58b8a0101hfvo.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