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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新加坡 637616) 摘 要： 宇文所安是当今颇具盛名的美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唐代诗歌史、中国文论以及比较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接受可以分为初始引入、集中介评和多元拓展三个阶段，接受心态也经历了从新奇谨慎到狂热迷恋再到理性客观的转变。总体而言，相对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多样的批评载体是国内宇文所安研究的优长之处，研究方向的不均衡和学科视野的单一化则是其不足之处。因此，突破惯性思维模式、谋求新的研究角度将成为未来宇文所安研究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 宇文所安;国内学界;汉学研究;接受 前 言 斯蒂芬• 欧文(Stephen Owen，1946— )，中文名为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论以及比较文学等领域;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从《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初唐诗》、《盛唐诗》、《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等唐诗研究系列到《中国文论》的经典评述，从《他山的石头记》的思想篇章到《追忆》的往事再现，再到《迷楼》的欲望解读，无不彰显出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独特思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宇文所安的学术成果就逐渐引起了两岸三地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先后有八部著作和十余篇论文被翻译成中文，[①]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介性文章和研究性论文更是超过百篇，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宇文所安的著述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本文将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线性梳理宇文所安汉学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接受进程，并归纳出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二是对国内学界的宇文所安研究做一简要反思，且展望一下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喜爱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②] 其后，耶鲁大学多年的专业学习又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最终，浓厚的兴趣和不懈的努力使得宇文所安与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将197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视为其汉学研究的起始阶段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他的汉学研究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了。面对这样一位以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为终生事业的汉学家，国内学术界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下面分三个阶段梳理一下国内对宇文所安汉学成就的研究状况： (一)初始引入阶段(1983年—2002年) 早在宇文所安相关著作中译本尚未出版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和读者就已经从诸多评论中了解到他的汉学研究成果。1983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的“国外研究动态”专栏就有两篇文章提及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一篇是美国密执安州州立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李珍华教授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一篇是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王丽娜研究员的《美国对李白诗的翻译与研究点滴》。前者将当时的宇文所安视为美国唐诗研究的新秀，分别介绍了宇文所安《韩愈与孟郊的诗》(其后中译本名为《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初唐诗》和《盛唐诗》三部著作的优长之处，同时也点出了《盛唐诗》的不足;后者重点从翻译学的角度细析了宇文所安《盛唐诗》中的一个专节《李白：天才的新概念》，并且肯定了著者对李白天才特质的解读。1985年，宇文所安著作的首位中文译者贾晋华教授在《文学遗产》杂志上发表了《初唐诗》(英文版)的书评——《<初唐诗>评介》，文中认为宇文所安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各种诗歌要素(如词汇、声律、句法和意象等)，由此勾勒出初唐诗到盛唐诗发展的主线，填补了整个唐诗研究领域的空白。另外，贾晋华教授还是宇文所安《盛唐诗》的中文版译者。同样，他对于《盛唐诗》的评介也发表于其中译本出版之前。[③] 当1987年宇文所安的《初唐诗》中译本出版时，国内知名学者傅璇琮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对其评价颇高：“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虽然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程，但宇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1:3-4] 同年，宇文所安和林顺夫共同编著的论文集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被引入台湾，[④]时任威斯康辛大学远东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刘绍铭先生用笔名桑鲁卿在台湾《联合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该著的书评，[⑤]文中简要介绍了该论文集的成书过程，重点选评了刘若愚和宇文所安两位教授的文章。在评论宇文所安《诗是自我的明镜》一文时，刘绍铭教授肯定了他的观点，即在阅读杜甫和陶渊明诗歌时，可以窥察到他们双重的自我。刘先生的这篇书评虽然不是专论宇文所安的学术成就，但却是台湾学界接触到宇文所安的第一篇文章。而在香港学术界，宇文所安是伴随着评论家的批评被引入的。1995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的朱耀伟博士在宇文所安英文版著作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的书评中，[⑥]分别指出了宇文所安在选文、释义和翻译等方面存在的瑕疵;同年，周蕾在其著作《写在家国之外》中也批评了宇文所安在北岛作品评点中体现出的东方主义。[⑦] 伴随着宇文所安中译本的相继出版，各种书评和随笔也大量发表。《初唐诗》出版后，朱易安教授发表书评肯定了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 “将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用于中国古诗的研究，欧文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2: 334] 《追忆》出版后，文敏的随笔《不同文化的眼睛》，[⑧]首次对宇文所安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新颖解读给予了关注;其后，何向阳的《重现的时光》一文也对《追忆》进行了总体评介。[⑨]等等。 纵观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的接受，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从接受形式的角度而言，介绍性的书评要远远多于学术性的论文。据笔者粗略考索，这一时期只有两篇从宏观角度评析宇文汉学成就的的学术论文，均发表于1996年。一是程铁妞发表的《试论斯蒂芬•欧文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⑩]该文以《追忆》、《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即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两部著作为基础，分析了作者的研究特色和方法论溯源，并指出宇文所安作为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在诠释过程中的洞见与不见;一是陈引驰教授的《诗史的构筑与方法论的自觉——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启示》。[11]此文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中关于“宫廷诗——都城诗”的文化视角和研究理路。其二，从接受态度的角度而言，可以称之为新奇却又谨慎。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主要源于他在诠释中国文学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学术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朱易安在《初唐诗》的评介中提到：“1977年以前，大陆上的‘初唐诗’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欧文耕耘了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不能不使人对他的睿智和勇气表示钦佩。”[2:332] 宇文所安写作《初唐诗》时才20多岁，可谓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他在中国诗歌的演变轨迹中重新评估初唐诗歌的价值，利用西方结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初唐诗三部式的典型模式，“这种方法和角度或许能使我们打开眼界。”[2:334] 甚至有学者将宇文所安的研究称之为“向文学批评的习惯范式挑战”。[12]不过，其时国内学界对这个美国汉学新秀的成果还是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除却香港学者之外，大陆《唐研究》在1996年和1997年也相继刊出了莫砺锋和刘健明两位先生的商榷性书评。[13]这两篇文章均指出了宇文所安唐代诗歌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前者主要指出宇文著作中字句和诗意的误读、过度阐释、历史典故等知识的欠缺以及文学史研究中的以偏概全;后者则重点商榷了脱离历史文化背景分析文本的可靠性等问题。 (二)集中介评阶段(2003年—2006年) 2003年至2006年，宇文所安的五部著作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分别是《他山的石头记》、《中国文论》、《迷楼》、《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中唐文学与文化论集》，另有三部著作经过修订再次出版，即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修订版《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这些中译本的轮番上场，终于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宇文所安热潮”。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国内的宇文所安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从关注的内容角度看，学界对于宇文所安的研究重心从早期的唐代诗歌史研究转向了中国文论的研究。2003年出版的中译本《中国文论》，充分展示了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甫一出版就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并被我国一些高校选为比较文学系的专业教材。乐黛云为其中译本作序，誉之为“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相互照亮的极好范例。”[3:5] 胡晓明称其为“继理雅各(James Legge)、华滋生(Burton Watson)、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4] 王晓路则赞之为“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最为实用和权威的翻译型论著。”[5:326] 陈引驰、赵颖之的书评，[14]主要强调了宇文所安“以文本为中心”的文论研究范式的意义;2003年4月3日的《社会科学报》刊登了《美国汉学：英译文论返销中国》一文，主要就此书的热销，各界有关人士召开研讨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诗人廖伟堂在回顾其2003年阅读的书籍时也特别提及宇文的《中国文论》，并十分服膺宇文所安能够“从他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理解的背景下去反思那些个别的文学见解”。[6] 此外，葛红兵、程亚林、张卫东、李清良、向天渊等均对该著进行了评价和分析。[15] 这一时期关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的研究还有三篇硕士论文值得关注。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黎亮的学位论文《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论》，分别从术语和文体两个方面考察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所提出的新观点和采纳的新方法;2005年四川大学史冬冬的学位论文《他山之石——论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非虚构传统”问题》，重点从中西方哲学范式、儒家的显现理论、宇宙生成论和中国之“文”四个方面论证了宇文所安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非虚构”特征的观点;同年汕头大学倪书华的学位论文《中国文论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论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则重点阐释了宇文所安该著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即以文本为研究中心、以文论特征为解说重点以及以他者为阐释视域。这些硕士论文以较长的篇幅，具体分析讨论了《中国文论》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将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引向高潮。 由于《中国文论》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关于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唐代诗歌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逊色，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分别是蒋寅的《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和赖亭融的《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诗研究》。[16]前者认为，宇文所安的成功不仅归结于其处在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获得的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更得益于其始终警醒自己的研究模式以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后者则以两岸三地的唐诗研究为参照系，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归纳出宇文所安独特的研究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也有少量关于宇文所安其他著作的评论。如《迷楼》，有张煜的书评和曹蕾的论文;[17] 《他山的石头记》则有何翔的书评以及雷娜的随笔等;[18]关于宇文所安其他类型的研究成果也有评介，如张静、张德元的《潜心钻研公正评价，卓然独立自成一家——读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元明清诗选>与<待麟集>书评》、程亚林的《入而能出 疑而求新——简析宇文所安研究中国古诗的四篇论文》以及台湾学者李欣伦的《透明还是朦胧?——宇文所安<透明度：解读唐代抒情诗>之初探》等。[19] 其二，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汉学成就尤其是中国文论研究的兴趣空前高涨，甚至已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这首先反映在这一阶段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和集中性上。在2003至2006年的四年时间里，学界关于宇文所安的书评和论文就达二十余篇，这一数量是前一阶段二十年间发表的书评、论文总和的两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论》中译本自2003年1月出版至2006年底，专门评论该著的书评和论文就有十多篇，由此可见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研究的关注程度。其次，这股宇文所安的研究热潮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学术界的价值评判，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一时期肯定性评价占据压倒性地位。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议题。正当国内学者为以何种方式延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力感到焦虑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中译本适时地出版了，这种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无疑为学界的当下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于是，这一阶段的“宇文热”也便成为了必然。在如此学术背景下，这一时期学界对于宇文所安的接受态度与前期相比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新奇、谨慎转向了狂热、感性，褒扬之词流露其间，即使偶有商榷之处，也基本被大幅的肯定性评价所湮没。2006年底，任真博士发表的《宇文所安对<诗大序>解读的两个问题》，[20]可谓这一阶段较为少见的商榷性文章，作者旨在借助宇文所安《中国文论》中对《诗大序》的论述，来表明宇文观点中隐藏的西方理论来源对其评说初衷所造成的阻碍，提醒学界认识到汉学家在解释中国古代文化时的困境。 (三)多元拓展阶段(2007年—2010年) 经历了本世纪初国内掀起的“宇文所安热潮”之后，学界的宇文所安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理性和深入的阶段，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富，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元。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具体化并存的研究格局。 综观2007年以来国内的宇文所安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研究队伍庞大，发表渠道多样，且层级分布均匀。研究队伍中既有徐志啸、蒋述卓、朱易安等知名学者，也有徐承、蒋艳萍、陈橙等学术新秀;发表渠道既有学位论文、学术期刊，也有学术会议、媒体评论。仅以学位论文为例，本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就包括：博士论文如2009年浙江大学陈小亮的《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与诗学研究》等;[21]硕士论文如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付晓妮的《论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解读与思考》、上海师范大学马伟的《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2008年浙江大学赵琼琼的《论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的研究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彭闹的《论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学史研究》、暨南大学袁伟军的《异域之境——浅释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计美丽的《举隅法与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张燕的《宇文所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再发现——<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启示》、北京语言大学王黎黎的《宇文所安盛唐“京城诗”研究之研究》等;学士学位论文如2009年清华大学李佳慧的《宇文所安<追忆>研究》等。 另外，这一时期八十余篇的研究文章涉及到了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研究视域颇为宽阔。学者们不仅一如既往地关注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和中国文论方面的研究，[22]魏家海的《宇文所安英译汉诗的诗性认知能力》等。[27]此外，青年学者陈橙对于宇文所安的文学选编也颇有创见，先后发表了《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经典选编之贡献》和《他者视域中的文学传统——以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为中心的考察》等文章，[28]辩证地评析了宇文所安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方面的成就与不足。还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研究方法和文学翻译等领域。如在文学史观方面，王敏以《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即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 1911,W.W.Norton,1996)为研究素材，概括出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即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文学史家要运用“历史想象力”，还原当时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23]杨智则以《瓠落的文学史》为底本，归纳出宇文所安文学史观中的四个不等号，即文学史的写作和思维方式≠牛顿式的思维方式(物理学上指理想状态下事物的运动);文学史的分期标准≠政治话语下的朝代分期;文学史的主体≠名家名作的“家谱”;文学作品和文本的存在状态≠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24]蒋艳萍的《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也持类似的看法。[25]在研究方法方面，赵琼琼探讨了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研究的方法，蒋艳萍认为宇文所安论文的言说方式是文学批评的诗意表达，高超则专门评析了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法等。[26]在文学翻译方面，这一时期的论文数量猛增，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朱易安、马伟的《论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蒋晖的《<中国文学理论：英译与评论>中文本选择和翻译》、 其次，就接受心理的角度而言，本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心态渐趋理性。伴随着学界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心态也从先前的新奇、狂热转向了客观理性。这种客观、理性有时表现为研究者更为深思熟虑的求证，如潘雪月在仔细考辨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原道》中核心术语“象”的翻译之后，认为“象”和image在中西两种学术背景下，虽有一些重叠和交叉，但不可能完全相同。[29]卢永和也在“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的比较中揭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异同。[30]这种客观理性有时也表现为研究者更为包容和清醒的学术态度。如对于宇文所安运用结构主义进行其诗歌史的研究，徐承撰文指出，“他不仅在象征问题上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非透明态度，更在情景问题上脱离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律诗的历史语境。”[7:100] 同时告诫时人，西方文学批评的技术方法固然需要借鉴，但在充分消化之后，还要在回归中国语境上更进一步。香港城市大学张万民博士则通过比较叶维廉和宇文所安对中国诗学思想认识的异同，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误区，“他们为了突出中西文学思想的不同，各自从西方理论中找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套用在中西文学的对立上。”[8:57] 这种客观理性有时还表现为研究者对宇文所安研究成果的商榷和质疑。宇文所安作为一个非本土学者，研究过程中的局限在所难免。彭闹认为主要存在“语言上的局限性”和“观点上的争议性”。[9:20-21] 陈小亮则将宇文所安汉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方法论矛盾”即宇文所安在方法论上的不断求新难免有学术立场不坚定之嫌和可能存在的前后思想矛盾，以及“隐蔽的西学立场可能带来的文化误读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10] 赵雪梅以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的解读为基础，从偏离道家自然观、误读“自然”文论、曲解“自然”文学三个方面对宇文的部分观点进行了逐一辨正。[31]此外，杨方、邓国军、周小英等也分别指出宇文所安在中国诗歌阐释和翻译方面的缺憾。[32] 二 经过上世纪末二十年的引进译介以及本世纪初近十年的初步研究，国内学界的宇文所安研究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有关学术论题尚有展开的空间，加之近年来他的学术活动频繁，[33]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可以想见，国内学界对于宇文所安的关注将会继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反思过去已有的研究，同时展望一下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对过往宇文所安研究的反思 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从初始引进到被国内学界广泛接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简单概括。一是从接受形式上，经历了从简单研究(书评译介)到集中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再到多元研究的过程;二是从接受心态上，经历了从新奇谨慎到狂热迷恋再到理性客观的转变。为了更深入地开展对宇文所安的研究，下面对过往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反思。 首先是优长之处，最突出的是国内学者在宇文所安汉学研究中体现出的科学态度和发展眼光。尽管在宇文所安《中国文论》中译本出版后，国内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狂热追捧，但总体来说，他们对宇文汉学研究成就的肯定以及存在的不足还是有清醒地认知。如谢文娟从回到诗歌文本、汉语诗学的建立、走向比较诗学三个方面探讨了宇文所安的文学研究思路和方法，肯定了宇文所安欲通过文本细读爬梳出中国文学的内在理路以及试图沟通文学文本和更大的文化、社会空间的努力。[34] 邹涛撰文肯定了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研究时所持的比较视野，[35] 诸如此类的称扬评论不胜枚举。 不过，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出问题比虚夸的褒奖更有价值。近三十年来，两岸三地的学者也对宇文所安汉学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涵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纯正西方学术背景对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或文论研究的潜在制约。宇文所安的西方学术背景是把双刃剑，即在解读中国文学或文论时，它既可以发现本土文化传统中不易察觉的阐释角度，如王万象将宇文所安唐诗研究中运用的西方文论概括为诠释学、新批评(文本细读)、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读者反应理论与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方法以及译介学等若干种;[36]也可以成为诠释本土文化的桎梏，如朱耀伟从宇文所安作为汉学家的身份焦虑入手，指出“他认为拓立中国诠释传统之必要时，无非为了将自己‘参与’那个传统的行为变得合法。”[11:156] 韩军、汤文辉在论及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诗学及其批评时指出：“他在具体抽象性中所讨论的问题，如身份、欲望、主体性等，依然没有离开西方学术话语的范畴。”[12:186] 有时，这种根深蒂固的学术背景还会影响到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或文论特质的把握(其中关于“中国诗学是一种非虚构自然传统”的观点就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争议。[37] )，也会影响到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中一些术语的误读;其二是文学翻译方面的瑕疵以及某些历史文化储备的欠缺。关于这类问题，莫砺锋、朱耀伟、蒋晖、邓国军、马伟等均有专论，不再赘述。 此外，国内对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接受形式多样，已经不拘泥于偏于严肃的书评随笔和学术论文了，面对面的人物访谈就是一种较为闲适的接受形式，其中尤以张宏生和齧缺为代表。二者与宇文所安的访谈录先后发表在1998年第1期的《文学遗产》和2003年第9期的《书城》上，[38]个中涉及到宇文所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方面的看法，是两篇了解宇文所安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接受的载体方面也有所创新，主要表现为平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网络媒体的专栏讨论。2005年4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了吉立撰写的新华社特稿《宇文所安：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报道了宇文所安与唐诗结缘的始末;2007年5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也刊登了赵玫的文章《晓菲和宇文所安在哈佛》，介绍了这对伉俪的诗意生活。网络媒体方面也不甘落后，2005年11月20日，“文化研究网”的“赛伯文荟”栏目第二十四期专门开展了宇文所安研究的专题讨论，[39]刊登了与之有关的序言、书评和论文共15篇，与其他接受形式一起掀起了宇文所安研究的热潮。 其次是不足之处。陈小亮在其博士论文的引言部分归纳了2009年以前国内宇文所安研究的总体状况：“一是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解读的研究热与诗歌史著作的研究冷;二是对宇文所安文本细读法过分关注与对其文学史观较少涉及;三是对宇文所安诗歌史建构方法论揭示的热衷与其诗歌史内在理路研究的不足。”[10:11] 这些论述虽然尚有商榷之处，[40] 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宇文所安研究中冷热不均的现象。这种研究焦点的不均衡在2003—2006年体现地尤为明显，好在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不过总体而言，在宇文所安汉学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中，仍有许多课题有待深入挖掘。另外，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泛学科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减低了国内学界对其整体研究的可能性。一方面，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三个学科，对国内学者而言，专擅一项的学者较多，而真正能够做到三者皆通的尚不多见。这种单学科视野往往会造成学界对宇文所安研究中的某些误读。另一方面，宇文所安的著作众多，对于中国文学或文论的学术观点分散在各部著作之中，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单部著作的评介，由于没有兼顾到其他著作或难以阅读到研究对象的英文著作偶尔会出现有失公允的评价。正如张燕在评论《中国文论》时所言：“鉴于宇文所安的诗学研究主体，及其对‘文论与文学’复杂关系的基本认识，我认为仅限于《中国文论》一书来讨论宇文的中国文论研究是不够的，甚至也无法很好的理解该书本身。”[13:91] (二)对未来宇文所安研究趋势的展望 针对国内学界宇文所安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未来的宇文所安研究势必要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加以调整。具体来说包括两点：首先要尽量打破惯性思维，整合多科资源进行综合研究。当前的宇文所安研究，一个基本的态势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学的学者侧重于宇文所安对唐诗史和中国文论的阐释，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则较多地从跨文化、跨语境的角度来解读宇文所安的文学文论研究及文本翻译。这种单学科透视的研究虽然容易发挥写作者的学科优势，但有时也容易形成学科内研究的习惯范式，难以与宇文所安研究的泛学科性相适应。例如当下学者在宇文所安研究过程中所秉持的比较文学视野，早已成为比较文学专业学者甚至其他两个专业学者的共识。不过，在宇文所安作为西方汉学家的身份之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对中国文学或文论的研究视角主要不是中西比较，而是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进行历史语境化的文本阐释。宇文所安在多种场合下论及他对于比较文学或比较视野的规避：“至于我，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考察中国文学时，是否采用了中国的角度或西方的角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混合体。”[14:118] “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有太多的关心和焦虑，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的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15：3] 故论者惟有对宇文所安汉学研究中的诸多观点十分熟悉，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方法和言说模式， 其次是谋求新的角度深入挖掘。当前国内的宇文所安研究主要关注于其对中国文学或文论的阐释等宏大论题，研究内容拘囿于唐诗史、古代文论以及文本翻译三个基本层面，而对于这些宏大论题或重点内容覆盖下的“细枝末节”则不够重视。这里的“细枝末节”意指宇文所安研究中的微观视角，既可以是对已有视角的补充和延伸，也可以是边缘视角的发现。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陈小亮《论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终结说的思想来源》一文，以《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里“中世纪”的称谓为论说缘起，结合国内外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对宇文所安“中唐是中世纪的终结”的观点做了溯本清源的工作，最后得出结论：“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说虽源自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却对其进行了西方立场的改造和发明。”[16:172] 李浩则以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中反复提及的微型自然、微型园林、私人视角、私人天地等关键词为切入点，回溯了其论题提出的语境与含义，指出其论题的学术史意义以及不足之处，并在广谱视野中审视唐代文人园林，对其中盈余或过剩的审美价值进行细致地文学诠释。[41] 网络文章《宇文所安<追忆>中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颇有新意。[42]作者节录了《追忆》中关于“生死”、“命”等论题的若干片断，并加以注释解读，简要探讨了宇文所安对于中国古典儒家思想的独特见解。此外，徐志啸、王黎黎关于“京城诗”的研究，殷晓燕对宇文所安唐代怀古诗研究中“互文性”的探讨以及李建中关于宇文“娱思”文体的研究皆将宇文所安的有关研究导向了深入。[43] 结 语 从个体角度而言，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固然有其独特性，但若将之放置于海外汉学家的群体之中，他的汉学研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换言之，国内对于宇文所安的接受亦可视为对待海外汉学家群体的一个缩影。故国内的宇文所安研究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学界应该如何对待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概括：首先，研究过程不棒喝，不盲从，辨证客观地评价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次，研究目的应是借他者之镜反观自我，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毕竟，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只有平等地进行对话，才能在“他者”的观照下更好地认识自我。 上述对于宇文所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由他参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业已出版，[44]相信这部巨著传入中国后定会掀起新一轮的“宇文所安热”，我们由衷地期待宇文所安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欧文著，贾晋华译，《初唐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霍松林、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9-199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3] 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4] 胡晓明，《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文汇报》，2003年3月14日第15版。 [5] 王晓路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6]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37922。 [7]徐承，《结构主义读诗法及其技术问题：以宇文所安唐诗研究为个案的讨论》，《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8] 张万民，《辩者有不见：当叶维廉遭遇宇文所安》，《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9] 彭闹，《论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学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0] 陈小亮，《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与诗学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11] 朱耀伟著，《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韩军、汤文辉，《内部“语言”模式的运用及其突破——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诗学”及其批评》，《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 [13] 张燕，《宇文所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再发现》，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4] 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15]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 陈小亮，《论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终结说的思想来源》，《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该文发表在《汉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