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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这位最近10多年被讨论最多的中国作家离开人世也已15年，可“张爱玲热”从未减弱。随着去年《小团圆》和今年《易经》、《雷峰塔》的先后出版，一些围绕在张爱玲身上的疑点和误解也逐渐开始有了答案，比如张爱玲为何1950年代去了美国之后创作力逐渐“衰退”。 前天，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名为“雷峰塔下的张爱玲”的讲座，以《易经》、《雷峰塔》为例分析张爱玲一生中不断重写、改写、衍生的创作美学。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王德威谈到,《易经》、《雷峰塔》和《小团圆》作为张爱玲“晚期风格”代表作，呈现了华丽苍凉之外的那个张爱玲。在这些作品中张爱玲主动“祛魅”，是对“出名要趁早”的反动。在她的一生中有过那么一段我们以为的“创作空白期”，“其实她在用一生写作。”王德威说。 图为王德威教授 对《易经》和《雷峰塔》中译本很怀疑 东方早报：《易经》和《雷峰塔》你都已经看过，但中文版要到9月份才出版，你怎么评价这两部张爱玲英文小说?我看到有些看过英文版小说的作家，对这两部作品的评价很低。 王德威：我当时受香港大学出版社邀请为这两本书写评介，从评介者立场来说，我不能有太明显的个人好恶判断，因为评介是给一般读者作导读使用。但是我其实也在这两篇评介里，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在写作风格和整个结构经营、英文语言的运用上，都有点令人失望。所以读者以读张爱玲中文小说的心情去看《易经》和《雷峰塔》，会觉得这是一个平淡的作品，而且是一个重复的作品，张爱玲似乎并没有把她真正的心事、对整个家族和历史文化的变动充分表达出来。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这两部小说面对的是想象中的英语读者。 东方早报：目前台湾皇冠对中译本的翻译情况还在保密中，很多人对中译本都不看好，你呢? 王德威：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两部英文小说中译本的必要?据我所知，中译本是台湾皇冠出版社找人翻译的，我们知道张爱玲的中文语言是这样的精致、华丽，还有特殊的韵味，更不要说张爱玲这三个字就是一个文学坐标或品牌。现在你找一个人去翻译，它的意义在哪里?可是，因为张迷现在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会有不少不读英文的张迷因为好奇想去读翻译的张爱玲作品。但我个人对翻译有所保留，我不太看好翻译。 东方早报：有点担忧的是，最后中译本是张爱玲在英文里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译者模仿张氏风格改写的《易经》和《雷峰塔》。 王德威：我想两方面都不太会成功。模仿牵涉到语言，也就是语言最精致的运用，翻译要跟原作者惟妙惟肖，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张爱玲的风格又是非常独特的，她创作是纯粹诉诸文字意向。除非译者对张爱玲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并且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 她预感晚期作品不为接受 东方早报：《小团圆》、《易经》和《雷峰塔》都是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那如何区分其中的虚构与真实经历呢? 王德威：自传小说与生命书写，在这十几二十年里，在西方又有一个热潮。自传书写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曹雪芹的书写本身就是现实与虚构的交错，这与西方意义上的自传有很大差距。张爱玲本身乐在其中，她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自传书写，其实也是张爱玲写作表演性的一部分。但是创伤如此深重，如何用一种方式把刻骨铭心的创伤，一次次写出来?这种自传性的书写，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在《易经》第二章，年纪很小的“张爱玲”也就是书中的“琵琶”，她风闻祖父母有非常传奇的结缘经过，后来有人告诉她，你不知道的话，去看《孽海花》就知道了。她进入家族历史之中，本身就是通过虚构的东西。《孽海花》是影响张爱玲的另外一个渊源。以这个为前提，她不断用小说形式来写家族史，就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张爱玲式的反讽，这对风行20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书写传统，完全是个反证。她反写了20世纪中国写实现实主义的传统。 东方早报：《雷峰塔》是在同鲁迅对话吗?或者说一个女性作家同一位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男性对话。 王德威：1924年雷峰塔倒掉，鲁迅写《论雷峰塔的倒掉》，也就在这一年，张爱玲母亲离开父亲去欧洲。这绝对是跟鲁迅对话。胡兰成自以为是《易经》专家，张爱玲写自己的易经。这两本书从书名上看绝对是对两个男人的挑战。她在《易经》里第一次透露了当年她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战争期间，张爱玲在香港流落了几个月，那时她是怎么活下去的?她怎么回到上海?《烬余录》写了一些，《易经》第一次仔细告诉我们，她发挥了奇异的上海人智慧，她看到医院顶头上司的错误以此为把柄威胁上司，上司为她买了票回到上海，她的同学也沾光回来，这艘船是日本特许的上海难民船，里面有梅兰芳。日后回头，张爱玲是有些沾沾自喜的。《易经》又与《倾城之恋》做了呼应。在《倾城之恋》里千万人死去，促成了一对平庸世俗的男女，《易经》里千万人死去，成全了一位少女作家。这个少女回到了上海，成为那个张爱玲。好像冥冥之中，香港的陷落在成全张爱玲这个作家一样。所以《易经》与《倾城之恋》是平行的。 东方早报：《小团圆》并不为张迷所认同，从《小团圆》、《易经》和《雷峰塔》看，她似乎在有意避开读者，是这样吗? 王德威：她在写《易经》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写《小团圆》，但越写越长，最后没办法，《易经》一分为二，上半部《雷峰塔》下半部《易经》。《小团圆》出来后，很多人表示失望。这部小说是张爱玲花了40年写的，她离开香港后就开始写，直到过世也没写完，因为她不断改写。套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到了晚期，她超越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志。《小团圆》要读进去的话，是需要准备的，尤其是家史部分，“四大家族”肯定跟《红楼梦》有关。此外一定要读《海上花列传》，读了《海上花列传》，你再去读《小团圆》中胡兰成出场前的部分，就会豁然开朗。前面一百页，我可以想象是她一边翻译《海上花列传》一边写的，你突然就理解了，张爱玲在跟谁对话，她是在跟韩邦庆想象的读者对话。但在《海上花列传》翻译完后，张爱玲也不无讽刺地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她预期到，她的《海上花》翻译本仍然不为读者所重视。从这个意义上，她预期《小团圆》也不是为张迷所喜爱的作品。 此外，晚年的张爱玲对张迷和张派作者，也会觉得是挺好玩的事情。她写《小团圆》是对胡兰成的挑战，也是对张迷和张派作者的挑战：你们喜欢我的华丽加苍凉，我就没有这些，你们喜欢我的“传奇”，我也没有;你们喜欢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描写，那我就写个跟胡兰成不一样的。她其实是在自我解构、自我解谜、自动“祛魅”。但是我们读者拒绝“祛魅”，从而造成阅读上的落差。 “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 东方早报：从《小团圆》到《易经》、《雷峰塔》，有不少批评说张爱玲到了美国后的40年是在炒冷饭，是江郎才尽的表现，你怎么看? 王德威：要把张爱玲创作放在更广阔的脉络里看。在《小团圆》、《易经》和《雷峰塔》出现前，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一个空白期，现在这些作品的出现和出版弥补了这个空白。我们终于理解张爱玲的写作是一生的工作，是真正的生命写作。同样的题材，她不停地在写。像最早期的1938年她第一篇用英文创作的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写的是自己小时候的事情，然后到《私语》、《易经》、《雷峰塔》、《小团圆》、《对照记》，从头到尾，她不断重写个人经历。有人说，这是张爱玲炒冷饭。但重写本身就是另外一种叙述学和审美意义。 东方早报：很多人倾向于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张爱玲为何不断重写家族和个人经历，包括童年创伤。 王德威：我曾试图用了好几种关于重复冲动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当然是弗洛伊德的，还有其他一些。后来觉得，在张爱玲身上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似乎太容易了。我们换个语境，在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中，重现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张爱玲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曹雪芹是张爱玲毕生崇拜的偶像，我们知道《红楼梦》不是一次写完的，照曹雪芹自己的话讲，就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以重复的问题，在中国的写作里面是有个脉络的，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张爱玲有不同的寄托。老是用童年创伤来解释这一写作行为，太简单了。不断的回旋和重复还渗入到她其他作品中，她好像不断提醒你“我在重写”。 东方早报：你的《落地的麦子不死》中第一句就是，“严格来说，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现在是否要修正这一观点了? 王德威：现在我纠正。你现在看到了这么多的材料，发现她到美国后还在不断写。从1955年她到美国到她1995年去世的40年间，她其实是很勤奋的作者和读者，她不断修订以前的东西。但是她选择不发表。这个不发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最现实的，就是没地方发表。她的英语作品不受西方出版者的重视。另外，她翻译好了《海上花列传》，但她却故意告诉别人她丢了。其实没有丢。还有《小团圆》，她斟酌再三，最后在宋淇的劝告下没发表。在20世纪的创作观念里，你写了以后一定要挂名出版，得到读者青睐。但她没有这么做。再回到中国传统的叙事学理念中，曹雪芹也没有发表《红楼梦》，张爱玲在晚年五详《红楼梦》过程中，可能突然了解到，创作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发表。归根结底，对她而言什么是创作?创作一定要推陈出新吗?创作难道不可以注释吗?翻译呢?——她把《海上花列传》改成了普通话，然后又改成英文。 张爱玲年轻时说：“成名要趁早。”可是后40年，她的意思是，“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不断重写，写了又不给别人看。联系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她完全代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所以指责宋淇夫妇阻碍了张爱玲作品的发表甚至写作，这样的解释和指责太简单了，外在的原因总是太容易附会。她不断“详”《红楼梦》，她可能体悟到了世间的不同境界。 她早了50年 东方早报：张爱玲已经去世15年了，可读者对张爱玲的热衷度其实没有减弱。 王德威：我觉得是变本加厉。原因当然有很多，首先与出版公司和张爱玲遗产执行人某种策略性运作有关，吊你胃口嘛——东西还有。但另外张爱玲现象，从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创世纪”，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另外一种文学偶像的消费，跟城市文化的兴起绝对有关。前面几十年是鲁迅式的历史，张爱玲的崛起还与大陆文化氛围和历史感觉结构有关。大家觉得，她处理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后社会主义里大历史不再支配我们生活的时候，琐碎历史的出现，都促进了张爱玲现象。 东方早报：从某种程度上讲，张爱玲写作是超越她写作年代的时代性的。 王德威：我曾经在《秧歌》和《怨女》的英文版序里说过，她好像早了50年。她在1940年代就写了末世观念，等到真正到了1990年代张爱玲的去世，我们反而觉得她魂兮归来，因为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等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却觉得她回来了，无比的亲切。 东方早报：20世纪家族写实传统里，都是男性在宏大叙事，张爱玲似乎在做一个“反动”。 王德威：没错。我一点点写，每次重复写都有新东西，每次也都有扭曲原来你以为是真的东西。如果传统的家族史是由男性建构的，大历史是由官方建构的，那我不断书写改写，女性的声音不断发出来。更好玩的是，《易经》和《雷峰塔》还要用英文写，写了你们也看不懂。 东方早报：其实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张爱玲都曾遇到过政治身份问题，但她本人其实并没有参与到时代政治中，你怎么看她身上的政治性? 王德威：我觉得也无可奈何，她必须承担她身上的政治符号。她自己有某一种程度的政治自觉，她出生于政治家族，本身就充满了生活政治，所以有政治性的直觉。她后来选择离开上海，有政治自觉在里面。政治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那种革命意义上的政治。 (本篇文章来源于 当代中国文学网|http://www.ddwenxue.com 原文链接：http://www.ddwenxue.com/html/wenxuezixun/20100612/9045_3.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