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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5月17日发表高山杉《俄罗斯馆喇嘛巴拉第》一文，其中对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下简称《巴研》)和《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两书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很快又得到陈君洋洋一整版的“积极”响应(见5月31日《上海书评》)。高先生批评陈君是单挑书中的“硬伤”讲，这是他一贯的文风，本无可厚非。就好比某人脸上长了疖子，化了脓，医师的责任只是在患处清创、敷药，那些好的部分他不是没看到，而正看到了还有好皮肤在，因此绝无必要将膏药涂满全脸，更无义务帮患者涂脂抹粉作面部美容。如今书评作者大多为美容师，可惜有些人技术不过硬，美容不成，反而丑容，甚至于毁容。书评界不乏美容师，缺少的却是像高先生这样的医师。 陈君说：“如果作为外行，仅仅对一本著作‘抠字眼’，抠出一些错误，并通过主观臆断来轻率抹煞一本著作的学术价值，那就不是健康善意的学术批评。”颇有点讳疾忌医的味道。其实不应一味责怪人家批评得不健康，问题出在自身就有毛病，就不太“健康”。连“外行”都能“抠出一些错误”，身居“翰林院”、自诩为内行的陈君难道不应首先反躬自问吗?试看下文，便可知“主观臆断”的专利不属于高先生，陈君自己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巴研》“巴拉第《中国史料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所用汉文资料考”一节谈了巴拉第参考过的中文书籍，陈君说：“(3)Чжи пань тунь цзи(zhi pan tong ji)(第51页)未知何书。根据该典籍与佛教相关，推断可能是《佛祖统记》之误拼”、“(8)Цзянь гу сюй цзи(jian gu xu ji)《典故续集》(第58页)，待考”、“(9)Цзянь гу бу цзи(jian gu bu ji)《典故补集》(第58页)，待考”(《巴研》179页)。本来专名的中外文对音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一时对不出来，采取“未知”、“待考”的态度是合适的，但为何又主观地“推断”是“误拼”呢?Чжи пань тунь цзи其实就是“志磐《统纪》”，志磐是宋人，《统纪》即《佛祖统纪》的略称(注意不是《佛祖统记》)，这种引书方式是前人常用的，不必奇怪。陈君似乎对考不出原书心有不甘，于是就“主观臆断”地生造出两本根本不存在的古籍。作为巴拉第研究的“外行”，我越俎代庖地替他考一下，所谓“《典故续集》”、“《典故补集》”其实是清人褚人穫的《坚瓠续集》和《坚瓠补集》。巴拉第可能把“瓠”读作“觚”，遂拼作“гу”，害得陈君莫名其妙了。陈君之所以既已将“Цзянь”转写为“jian”，却又对音“典”，那是由于他在前面已把“(2)Тунь цзянь”想当然地对应为“《通典》”所致，而Тунь цзянь实为史学名著《通鉴》。 《巴研》的硬伤绝不止这些，陈君常喜替清人改名，如将“韩文绮”写作“韩文琦”(76页)，又把“董祐诚”改成“董佑诚”(59页)，这虽可归罪于手民，但我疑心陈君是承乃师蔡鸿生先生之风的。蔡著《俄罗斯馆纪事》中将游历过俄国的清户部主事缪祐孙全部写成“缪佑孙”，还不忘提醒读者参考《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所收缪氏致其堂兄缪荃孙的信(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本136页)，可是那些信的落款明明都清楚地写着“弟祐孙顿首”或“弟祐谨启”等字样。 除了这些“抠字眼”的“外伤”外，《巴研》还有不少“内伤”。如在“巴拉第译注《元朝秘史》”一节中，陈君提到曾递藏过鲍廷博旧藏本《元朝秘史》的“韩泰华”，他说：“韩泰华，何许人?陈(垣)先生只诙谐地提了一句‘韩泰华者，尝在西安景教碑侧，刻有大字，云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云云，即此人也’，估计陈先生并不清楚更多的情况。”(75页)所引的这句话出自陈援庵先生《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的“俄本来历”一节，此处原文主要讨论版本问题，完全没有必要离题去考证韩氏本人“更多的情况”，免得枝蔓。众所周知，援翁精研宗教史，景教碑名满天下，在此略作提示，不过前辈学者常有的“以博其趣”而已，不知有何“诙谐”可言?陈君下文中引用前苏联学者潘克拉托夫(Панкратов Б.И.)的话，而潘氏又得自一个叫Бао Чжэн-гу(陈君音译作包正谷)的中国教授的口述，这种辗转叙述使陈君自己也无所适从了，他不得不说：“我们不知道这位包教授为何许人，这样，他的口述也就无从落实了。”(76页)其实，韩泰华并非无名者，也无需借用洋人“出口转内销”的二三手材料才能“落实”，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早就提到过这位藏书家，今人林申清编的《中国藏书家印鉴》中收有韩氏不少藏书印，陈君不妨找来翻翻，便会明白那位“包教授”的话原来并不准确。 又如，元人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极重要的中西交通史著作，但成书后流传不广，明正统年间被收入《道藏》，清康熙间编的《道藏辑要》也收录此书。直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钱大昕、段玉裁游苏州玄妙观，翻阅《道藏》时发现此书，钱氏借抄后写了跋，才逐渐为世所重。嘉道间学者徐松(字星伯)、程同文、董祐诚、沈垚都有考证。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金山钱熙祚也到玄妙观阅《道藏》，次年将抄录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入所编《指海》丛书中。1845年，其子钱培让、钱培杰又补刻了沈垚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及钱、段、徐、程、董诸跋，并作一跋，其中说道： 钱氏、段氏所见即元妙观本，沈君所据得之徐氏星伯，徐氏又从龚氏定庵借抄，而沈君又以《道藏辑要》本校之，今以家刻本相校，颇有异同，而徐氏原本尤多舛误，盖屡经转写使然。 可知沈垚早就知道有《辑要》本了。但1866年巴拉第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译序中自以为“发明了雨伞”，他说：“如此热衷古书的中国学者们竟然没有注意《道藏辑要》。”(《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592页，中华书局2004年)，陈君偏听巴氏的话，便立马推崇“他的工作完全具有钱大昕式的‘发现’意义”(《巴研》60页)了。 由于《道藏辑要》出版在前，因此巴拉第的序首先提及《辑要》本，然后才说到“杨版《西游记》”，但并不能由此像陈君那样推断巴拉第首先发现了《辑要》本，后来看到《连筠簃丛书》才知道有钱大昕发现的《道藏》本。我以为，巴氏本是看了杨刻本才知道有此书的，后来找到有校勘价值的《道藏辑要》本，便有点忘乎所以，藐视起中国学者来了。虽然我并无贬低巴氏学术成就之意，但也不想为他再“锦上添花”了。 陈君念念不忘书评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那么“排毒”和“养颜”就得“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如是，无论学术或社会方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海外汉学研究的成绩有目共睹，但问题也不少，原因固多，缺乏“内功”的修炼当是关键所在。研究洋人的汉学，研究者首先应提高自身的汉学修养，如果在这方面也学“功夫在诗外”，那到头来这“诗”肯定是做不好的。 【原载】 《东方早报》2009-6-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