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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 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 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以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柞《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集然复章矣。”其《经师经义目录·易》说:“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因而这里所谓“汉学”，不仅是一种考据学方法，并且也在于祖述“汉时师说”。考据作为一种方法可能导出多种结论，而只有“汉时师说”才是一种尺度，因而标帜“汉学”即意谓对汉时师儒的一种绝对崇信。江藩对黄宗羲、黄宗炎则等而下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仅有一种考据学的方法，而“不宗汉学”，因此他接着说:“国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击陈传之图者，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传、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艾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至于惠栋等人之所以宗信汉儒的理由，已由钱大昕清楚地加以说明:“六经话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潜研堂集》卷二十四《减玉林经义杂说序》)一是汉儒“去古未远”，二是汉人治经有严格的“家法”，师之传，弟子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这就保留了历史的真实。这是当时汉学家普遍的信念，足以以此自负，以此凌轹宋学。 学者论及乾嘉汉学吴、皖两派学风，一般是说，吴派在于“求古”，皖派在于“求是”。章太炎曾评述两派学风特点说: “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 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祕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肖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肖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肖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琪、培羿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毂食之学。震之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 、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拙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话，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令密严裸，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