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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汉学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历代欧洲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多方面内容，至今仍对欧洲主体社会认识和研究中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入门和奠基作用。 从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涉重洋，以“世界一大奇书”《东方见闻录》揭开元帝国神秘的面纱，到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利马窦等人率先以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向西方推介孔子的儒家学说，到法国文豪伏尔泰醉心地将中国京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都有汉学家的功劳在里面。几年来，与欧洲的汉学家接触得越来越多，来往得越来越密切，切实感受到欧洲汉学家对中国的情感和他们在中国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欧洲汉学家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桥梁 雪后的冷雨中，穿过开阔而碧绿的草地，走进明黄色古堡式的波恩大学汉学系大楼，迎面扑来的浓郁书香和亲切的汉语问候，使我们感到格外欢悦与温馨。 顾彬（Wolfgang Kubin）先生，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中等身材，花白头发，步履稳健。棱角分明的脸庞，透出凝重而坚毅的神情。他用厚重的大手与我们紧紧相握，随后逐一介绍了自己的年轻同事与助手，包括一位中国的合作伙伴，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教授王平女士。顾彬先生以浑厚而略带沙哑的喉音，吐出了清晰的汉语，介绍了波恩大学的汉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成果。 波恩大学成立于1818年，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建于1904年，而汉学系则是1954年从东方语言学院分立出来的。目前，该系与大学的中文系合作，共同培养通晓汉语言文化的人才。中文系重在培养汉语翻译专业本科生，汉学系重在培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两系学员共计500余人。顾彬教授和他的助手除了培养学生外，还办了两种介绍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期刊《袖珍汉学》和《当代亚洲文学》，并且编撰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前4卷。他们还把台湾省出版的画册《台湾故宫国宝展》，从繁体汉字译成德文，在德国孜孜不倦地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何谓汉学？人们对有些看似非常熟悉的概念了解得还不是很确切。一般而言，国外称汉学为Sinology，Sino指“秦”，以历史朝代指称中国。《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对“汉学”的定义是：“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译为现代汉语的称谓，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称“海外汉学”，指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另一种认为应称为“中国学”，即国外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 海外汉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的海外汉学是一门以古代汉语、文学和哲学、历史为主的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汉学的内容逐渐拓展。目前海外汉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汉学或中国学，是一门研究中国所有方面的学科，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囊括中国方方面面的综合性整体学科。欧洲汉学家犹如一座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桥梁，在增进中欧沟通与了解，加强中欧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中国学者王平教授高度评价波恩大学和顾彬教授，她说：波恩大学汉学系是华东师范大学在德国认真考察一圈后才选定的合作伙伴。波恩大学汉学系自1985年起，坚持每年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来此访问和授课，顾彬教授本人则每年抽出60天访问中国，除了完成本人的学术研究课题外，还到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院校用汉语讲授德国文学史。 顾彬教授在汉学系图书馆资料室与我们会谈，10多个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边，我们的背后四周都是摆满各类研究中国专著的高大书架。顾彬教授还引我们参观了他及其助手的办公室，每间不过18～19m2，也都是四壁皆书，像是在不同的小书库中间摆了一张办公桌，而桌上也是叠床架屋般的古今中外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不乏《四部丛刊》《淮南子》、《史记》等令当代中国青年都视为畏途的大部头中文古籍。难怪王平女士感叹：“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教师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研究人才，埋头苦干，以一当十。在当今整个德国汉学界都在为钱和利奔忙时，只有顾彬教授筑造的这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象牙之塔’还卓然屹立。” 不过，顾彬教授的两位德国助教对于“象牙之塔”所可能隐含的“守旧”内涵并不认同，他们补充介绍说：波恩大学汉学系和中文系也非常重视研究当代中国，他们两系合作每隔两个月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曾经邀请前驻华使节来此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还准备近年在校内举办中国电影节。 波恩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项目——汉字研究资讯中心，也透射出新世纪的勃勃生机。王平女士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演示了输入计算机的汉字数据库，一个“房”字，牵连出北京的新老十大建筑的雄姿，故宫的三大殿，城市新民居，以至草原的蒙古包、傣家的竹楼和藏族的石屋……图文并茂、神采粲然。王平女士不无振奋地说：德国统一后，波恩仍是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与波恩大学汉学同行有志于在此建立汉字博物馆，辐射和吸引整个欧洲，以汉字为媒，介绍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对此，顾彬教授颔首微笑，眼里流露出赞许和热切的目光。 走出汉学系的古堡式建筑，已近薄暮，天空墨云洇染，冷雨依然，但放眼望去，门前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显得更加繁茂而旺盛。 一百年前国王说“学习汉语非常重要” 17世纪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einand Verbiest）曾来华传教，他是康熙皇帝非常信赖的朋友和近臣。南怀仁为清朝廷制造的6件天文仪器，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 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为接待我团访问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先参观学校图书馆和汉学系资料室，并举行小型座谈，然后陪同我团拜会鲁汶大学副校长，最后举行晚宴，在高朋满座的校办餐厅里继续自由交谈汉语言文化话题。 在汉学系资料室里，陈列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这是1898年比利时国王亲笔写给鲁汶大学校长的信。信笺很像从学生的蓝色横格本中间的骑马钉上摘下的连体跨页，纸页已经旧得发黄，但流畅的外文手写字体却依然清晰可辨。钟鸣旦教授介绍说：“国王在信中写道，中国很重要，学习汉语非常重要。”当时的国王是谁呢？应该是利奥波德二世。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运用的君主，在他之前，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只有法语，但佛兰芒地区的比利时人拒不接受法语，他们坚持说荷兰语。利奥波德二世1865年继位后，决定荷兰语成为比利时具有与法语平等地位的官方语言。一位百余年前的欧洲国家君主也如此关注汉语教学，这不仅映现出欧洲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欧洲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和历史地位。 鲁汶大学的校长先生在谦虚中透出自豪，他说：“在比利时，开展汉语教学的学校，我们不是唯一的，但我们是最好的！” 校长的热情和严谨，使我感到作为访问团长必须认真答谢，但校长接待属于临时添加的项目，我在聆听时暗暗草拟的腹稿，由谁来疏通传送呢？汉学系教授戴卡琳（Carine Defoort）女士迎难而上，主动承担起汉荷双语互译的重任。通常汉语译成外语，时间往往多出近一倍，但戴卡琳女士译得很快，句式简洁，流畅的语言在我和校长之间传递，语速快得就像我和校长在直接交谈。 回想海外汉学的萌芽时期，有些涉猎者往往不懂汉语，大多是来华商人或海关官员，如马可·波罗等。也有些翻译人员虽然懂汉语，但不是专门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还不够精密严谨。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汉学被称为欧洲古汉学，他们的著作至今被称为欧洲汉学的“千古不朽”奠基之作。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在明清朝廷做过官，他们能够用汉语交流和写作，与中国知名学者徐光启等人来往密切。一百年前的比利时国王和今天的鲁汶大学的汉学家们，为何都热衷于汉语和汉语教学呢？在我看来，汉语和汉字是汉学或中国学的信息载体，它传承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因，积淀和跃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是海外汉学家了解中华民族的基石。海外汉学家要深切了解中国，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底蕴，必须不断提高其掌控汉语言文字的水平，舍此别无他途。 瑞士联邦主席为《瑞士人访华见闻录》亲自题词 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博士是瑞士人，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教授。高高瘦瘦的冯铁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他笑盈盈地几乎是滑动着轻盈潇洒的华尔兹舞步朝我们走来，远远就伸出欢迎的手臂。 他接过我们代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转交的《外国汉学研究学者短期访华计划》中英文资料后，爱不释手地翻阅着连声赞叹：“太好了！” 看到《计划》第二条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本人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简介”后，冯铁教授迫不及待地取出了他的三个成果，一本厚厚的有500多页的论著《论鲁迅》；另外两本书，是他与瑞士苏黎世大学汉学家高思曼先生等人选编的，分别是《中国人访问瑞士见闻录》和《走近中国——瑞士人访华见闻录》。前者是从汉语译成德语，以德文版面世，后者是从德语译成汉语，以中文版发行。 出于曾多年从事对外出版管理工作的职业爱好，我对后两种书特别是《瑞士人访华见闻录》更感兴趣。这不就是我们研究外宣策略时经常探讨的“借船出海”手法吗？借用双语互译，向外国人介绍本国，向本国人介绍外国，外国汉学家正利用业务强项大展身手。 《瑞士人访华见闻录》一书虽然篇幅不多，只有300多页，但是其内容的历史跨度却很大，它选取辑录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一百多年的12篇瑞士人访华见闻，这些见闻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员、记者、商人和旅游者，他们以文章、报道、消息甚至从未发表的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瑞士人心目中的投影，其中不乏军阀混战、日军侵华以及开国大典、改革开放等重要转折、关键时刻的印迹。薄薄的一本书，涉及的中国地域也十分辽阔，从大西北的荒漠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从战火纷飞的南京到改革开放的特区……作者观察之细腻，视角之独特，感受之深切，不啻是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瑞士人心灵的大门，使我们活灵活现地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在瑞士人心底掀起的波澜。虽然作者对中国的某些诠释，我们不能赞同或完全赞同，但是它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外国人的对华心态，而这些心态正是我们加强和提高外宣针对性的客观依据。 瑞士政府也十分重视这本书的编辑出版，2000年该书问世之际，恰值中瑞建交50周年，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特亲笔题词：“谨以此书庆祝瑞中两国建交50周年。”看来，汉学家冯铁等先生，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瑞士人思维习惯的历史资料，而且也为瑞士政府制作了一本面向中国发行的瑞士外宣品呢！ 在与海外汉学家的接触中我也有点体会，这就是新一代汉学家正在成长起来。那么，新一代汉学家与老一辈汉学家相比有何不同？我感觉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比较。 第一，新一代汉学家注重研究当代中国。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明确提出，学校侧重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学提出：要以现代汉语为主，重在研究当代中国。为此，他们延请国内外客座教授，讲授现当代中国课程，如中德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等等。剑桥大学从中国当代《读书》杂志和《人民日报》中选取文章进行汉语教学，该校的试题甚至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 ？即使是继续坚持古汉语教学的比利时鲁汶大学，也重视与当代中国学者的交流，提出要了解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最新看法。 第二，注重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如移民、妇女等课题。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请前外交官开讲座，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开办了面向经济商业人士的“亚洲论坛”，采取收费讲座和自由讨论的形式介绍中国，而且办了专刊，宣称：“要办成北欧地区研究中国的最好的杂志。”2004年的一期专刊，就专门介绍了我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第三，注重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汉学研究。如，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罗斯教授运用中国的人民网内容进行汉语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内的文章，并以网内有关内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罗斯先生还与他的夫人合作，共同开发了汉语教学的计算机软件，运用于听说读写训练。牛津大学自己开发了汉语多媒体教材并向全国推广。伦敦大学语言中心运用直接接收的中国电视节目开展汉语教学。荷兰莱顿大学在图书馆内配备汉语光盘，供学生借阅。 第四，新一代汉学家明显年轻化了，而且大都在中国留过学。有的刚刚从中国毕业回国任教，和中国院校师生还保持着频繁的合作关系，而过去老一辈汉学家大都是到台湾学的汉语。 海外汉学家与“汉语热”交相辉映 从对外宣传的角度看，海外汉学家在向世界介绍和解析中国语言文化和经济社会情况方面而言，确实无愧于学术桥梁和专业纽带的美誉，是构筑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形象的优劣。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及传播，与我国的生存发展和利益安全密切相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外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海外汉学家，他们的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本国各界人士对中国的态度。 从政治学角度看，海外汉学家往往受到本国政府决策层的重视，为外国政府制定或调整对华政策提供咨询和支持。有些外国汉学机构实际上就是政府外交部门的幕僚机构。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20世纪60年代与基辛格结识后，他的中国研究倾向就对尼克松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汉学家甚至有人说，美国与中国建交是费正清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住了海外汉学家就是抓住了贴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智库核心成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热”、“中国热”在全球范围内也持续升温。现在的问题是：需求大于供给，尽管我们努力工作，但缺口却似乎越来越大。我觉得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明确指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一件大好事。”胡总书记、温总理都要求我们加强和改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形势很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加紧制定“十一五”规划予以落实。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快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引入市场机制，创造条件，制定政策，把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产业化。无论是教材建设，师资建设，还是考试制度，教学手段，都不能只靠国家投资、政府行为，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间教学资源，也包括海外留学人员、汉学家等国外教学资源在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