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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民俗、教育、艺术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随着时代的变迁,韩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代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累累的硕果,特别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成就更为显著。据统计,目前在韩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人员有1271名。①而从事中国文学、语言学和中韩比较文学的专业人员就有700余名。②单看这些数字,就足够令人吃惊的。其实,韩国有这么多中国学研究者,也是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韩国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仰慕中国文化,又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因此,韩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人就很多,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也相应较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显著。虽因条件所限,无法确切统计韩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材与专著,但通过笔者所做“韩国中国学人物数据库”的课题,就发现这些研究者的论著是少则几篇(部)、几十篇(部),多则上百篇(部),由此可推断其相关研究成果的丰硕程度。本文试图重点考察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10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半岛,在剥夺朝鲜人民种种权利的同时,也扼杀了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于是在这一时期,汉学传统也遭到几乎灭绝的灾难。尽管1926年京城帝国大学(今国立汉城大学前身)创建后设有中国文学专业,但是1945年之前,韩国有关中国文学的专著或论文极少。在韩国学术界,车相辕、车柱环和张基槿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是一本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专著。迄今为止,先后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有车相辕、文璇奎、金学主、许世旭、丁范镇、河正玉等中国文学专家。其中,许世旭教授的学术成就尤其引人注目。作为韩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许世旭先生通过研究汉文学,进行汉语诗歌、散文创作,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馆特别设立了“许世旭文库”。2004年5月16日,许世旭文库开库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截至目前,该文学馆共有85座文库,其中有4座为海外中国学家而设立的,许世旭就是其中之一。③ 韩国是汉学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韩国中国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歌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柳晟俊的《中国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金时俊的《毛诗论考》(汉城大学出版部,1981年)、洪寅杓的《柳河东诗研究》(瑞翼社,1981年)、李炳畴的《杜诗研究论丛》(文贤阁,1982年)、许世旭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法文社,1986年)、金亿柱的《王维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河连清的《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6年)、柳晟俊的《中国唐诗研究(上、下)》(国学资料院,1994年)等。韩国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从80年 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李慧淳的《〈水浒传〉研究》(正音社,1985年)、全寅初的《中国古代小说史》(新雅社,1992年)、梁会锡的《中国戏曲论》(民音社,1994年)等专著;还有金南喜的“魏晋祖浅诗小考”、崔雄赫等的“论三李诗的主观化倾向”、柳晟俊的“论晚唐罗隐诗与新罗崔致远诗的关系”、边成圭的“谢灵运其人其诗———创作背景和作品分析”、田宝玉的“中国古典叙事诗中的女性与国家”、权锡焕的“韩愈〈毛颖传〉与韩国的〈假传〉”等论文。 有关中国诗歌的总论、诗话方面的研究,曹斗铉、车柱环、金学主、李炳汉、洪埚钦、柳晟俊、许世旭、赵钟业等教授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其中,车柱环的《中国诗论》(1989年)将先秦至清代的重要诗论进行了分类分析;李炳汉在其著作《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解》(1992年)中,也涉及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并进行解说与评论;许世旭用汉语写成的《韩中诗话渊源考》(1979年)针对中韩两国诗话的异同点作了比较考察。韩国中国学界还共同编写了论文集《中国诗和诗论》,其中收录了有关“作家和作品”、“评论和理论”方面的30多篇论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以《中国小说史略》(1964年)、全寅初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1985年)为代表,其间还出现了不少博士论文。1989年,韩国学界成立了“中国小说研究会”,并刊行《中国小说研究会报》,至今已出版近40期,共发表论文数百篇。此后,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崔溶澈、朴在渊还根据对韩国各大图书馆的调查,编纂了《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吴淳邦用汉语写成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一书,也于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则有南德铉的《公安派和袁宗道之文学论》等。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李家源的《中国文学思潮史》(1959年),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1975年),李炳汉的《汉诗批评体例的研究》(1975年),李炳汉与李永朱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88年)等成为主要的代表作品。 对于中国戏曲的研究,1963年金学主的硕士学位论文“汤显祖研究”为韩国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发轫之作。此后,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韩国各大学不断增设中文专业,从事戏曲研究的队伍也有所扩大,并出现了一批相关论文。进入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国立汉城大学于1991年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会,有70多名会员,并出版会刊《中国戏曲》。1994年,金学主的《中国古典之歌舞戏》和《韩中两国的歌舞与杂戏》,以及梁会锡的《中国戏曲论》也相继出版。主要论文则有李昌淑的“论作为剧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等。不过,相对其他文学体裁研究而言,韩国的中国戏曲研究略显薄弱。 除此之外,韩国中国学界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专题性研究,例如《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文心雕龙》研究等。车柱环教授在60年代撰写的《文心雕龙疏证》曾获得了“考订精详,文字简练”的好评,同时他在宋诗、宋词方面的研究在韩国中国学界也享有盛誉。另外也有在断代文学研究方面具有影响的,例如金学主的《汉诗研究》(1974年)、丁范镇的《唐代小说研究》(1982年)等。还有不少学者潜心于作家专题研究,并以各自的成果影响了中韩学术界,如李丙畴的《杜甫———比较文学方式之研究》(1976年)、李章佑的《韩愈之古诗用韵》(1981年)、李锡浩的《李太白与道教》(1981年)、柳晟俊的《王维诗研究》(1987年)等。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发展迅速,有关的论文、著作以及译作、编著层出不穷,特别是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更成为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 二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韩国学术界最初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1920年及其后的《开辟》杂志上,发表了梁白华的有关胡适及中国文学革命的述评。至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上,载有丁来东、金光洲等人的一些评论或介绍性文章。尹永春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年;1974年出版修订增补版本)是首部这方面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之前, 当代韩国2004年秋季号韩国学界除了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作、一般介绍性文章、论文和十几篇硕士论文外,成果较少,也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并获得学术界承认是在80年代。首先带着对中国大陆文坛的关心,同时将其动向介绍给韩国的是许世旭的《中国现代文学论》(1982年)一书,其后又出现了金时俊、李充阳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论》(1987年)。在此基础上,金时俊出于对中国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理论的关注,1992年率先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近年来,许世旭又推出《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该书将1917年至1949年中国的文学创作,分成诗、散文、小说、戏曲评论几个部分,力求客观地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 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韩国高校纷纷设立中国学专业。截止到两国建交前夕的20世纪80年代末,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延世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外国语大学、启明大学等大学共开设了60多个有关中国学的专业。而到了2002年,韩国各大学开设的中国学专业已达160多个。韩国各大学还培养了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硕士和博士等专业人才,其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毕业论文,在1993年至2002年的10年间就达256篇。①具体请参见表1和表2: 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在快速发展。在这一领域里,韩国中国文学界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1917~1949年期间的中国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小说、诗歌创作的理论和艺术方面,而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则在90年代以后才出现。在小说研究方面,1997年2月以前出现的40多篇博士论文中,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16篇,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期间,林春城的《从小说看现代中国》(1995年)出版。有关中国新诗的研究,最早出版的研究专著是许世旭的《中国现代诗研究》(1992年),该书按历史考察、比较研究、诗人研究等主题,论及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诸多诗歌流派及诗人,并包括对台湾新诗创作的评论;同年,赵大浩的《郭沫若诗与中国革命精神》也相继出版。之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又于1994年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诗和诗论》,该论文集分“中国现代诗和近代性”、“中国现代诗论”、“中国现代诗流派论”、“现代诗作家和作品论”、“台湾现代诗论”5个部分,评论了众多的诗人与流派。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界还特别重视鲁迅研究,例如: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出版的第6期会刊(1992年)为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特辑,第8期(1994年)、第10期(1996年)又是鲁迅的文学和思想研究专刊,并刊载刘世钟的“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李玲子的“鲁迅作品中的反儒思想”等诸多 论文。此外,该学会还将有关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结集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世界》(1997年)。另据朴宰雨教授统计,1980年到1997年2月,韩国的有关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已有240篇左右,再加上其他论文,总数已在千篇以上。①其中也包括如赵庆兰的“在中国进化论的受容与历史认识的转换———以严复、梁启超、章炳麟、鲁迅为中心”、白云淡的“中国新时期后现代文学批评论研究”等有关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成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关主体性视角、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样运用等方面的问题受到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更多的重视,如周翠兰的“胡适的文学与社会改革主张的思想根源———以其实验主义思想为中心”等论文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韩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从80年代开始活跃起来,如成民华的《中国文艺论争史(1980年~)》(实践文学社,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全集(20卷)》(中央日报社,1989年)、金时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产业社,1992年)、朴运锡的《茅盾的文学思想》(岭南大学出版部,1991年)、全衡俊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文学知性社,1996年)等相继问世。巴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巨匠,韩国中国文学界也极为重视对巴金的研究。1931年11月,留学中国的丁来东在《朝鲜日报》连载“最近活动在中国文坛的情况”一文,其中介绍了巴金。这是巴金第一次被介绍到韩国。1978年之前,韩国的巴金研究处于介绍阶段,并未取得重要成果。从1978年到1983年,巴金及其作品再次被介绍到韩国,从1984年至1986年巴金研究可算是正式开始,巴金作品译介形成一个高潮。从1987年至今,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1992年,第一篇巴金研究的博士论文———朴兰英的“巴金的三部曲研究———以作家的无政府主义与作品的关系为中心”的出现,标志着韩国的巴金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后,韩国学术界的巴金研究进一步扩大发展,不少新的研究人员加入到这支研究队伍中,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界与国际学术界开始进行交流,并在国外发表有关论文。在留学中国(包括台湾)、日本等地的留学生中也有关于巴金的学位论文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相当水平,其中也有突破性的研究课题,如“巴金与韩国人”的课题项目,已突破了中国文学界对巴金研究的范畴。 三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 大韩民国建国50多年来,韩国的中韩比较文学研究成为热门课题,论文数以千计,也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专著。有的论文和专著被译成各种文字向世界各国传播,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影响力的论著有李庆善的《比较文学》(国际新报社出版部,1957年)、李惠淳的《比较文学(1、2)》(科学信息社,1986年)、金学东的《比较文学论》(新文社,1984年)、赵东一的“比较文学的方向转换序说”(载《韩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知识产业社,1991年)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学术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热衷于影响研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重视平行研究。在文学比较研究方面,韩国中国文学界既肯定影响研究,也肯定平行研究,但就成果本身来说,影响研究多于平行研究,中韩文学影响研究多于其他的影响研究。有的韩国学者还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国古典小说对韩国小说创作的影响、中韩小说比较研究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李相翊的《韩中小说的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丁奎福的《韩中文学比较研究》(1987年)。 在韩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体裁史方面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显示出了综合和体系化的特点,如朴晟羲的《韩国文学背景研究》(1972年,玄岩社)、李秀美的《韩国现代诗与中国现代诗的比较研究》(庆熙大学,1973年)、金容稷的《海外诗歌对韩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汉城大学,1977年)、丁奎福的《韩中文学比较研究》(高丽大学出版部,1987年)等都属于此类研究。这些研究由于运用了比较方法使 当代韩国2004年秋季号其发展脉络清楚,符合史实,观点独到新颖。例如,《韩国文学背景研究》一书将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韩国文学发展的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揭示出了中国小说、汉诗对韩国小说、诗歌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① 韩国中国学界对两国有关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中韩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李庆善的《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文学研究》(一志社,1976年)、金铉龙的《韩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1976年,一志社)、李丙畴的《韩国文学史上的杜诗研究》(1976年,三凡出版社)、李庆善的《韩国比较文学论考》(1976年,一潮阁)、柳晟俊的《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80年,亚细亚文化社)、李昌龙的《韩中诗的比较研究》(1984年)等。 其中,李庆善的《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著者在第一部里首先考察了《三国演义》的产生过程、形象特点、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第二部分题为媒介研究,详细探究了《三国演义》流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过程以及韩国作家的接受特点。第三部分题为影响研究,考察并分析了《三国演义》对李朝②系列军事小说及《九云梦》、《玉楼梦》等作品的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著作中论者已超越了作品比较的领域,并分析了这部名著在韩国产生(关羽信仰)的历史过程及其来源和特点。③ 《韩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主要考察了《太平广记》对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影响,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资料极为丰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利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了朝鲜朝后期的《九云梦》、《谢氏南征记》、《燕岩小说》、《云英传》等近20部小说的题材来源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创作方法转变的特点。④ 韩国中国文学界在中韩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方面,成果也比较显著。柳晟俊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的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写出了《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等一系列的论著。韩国历史上的新罗时代,同中国的唐朝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关系,两国的诗人间也存在着珍贵的诗歌交游。柳晟俊教授细致地考察了韩国文学的鼻祖崔致远、宾贡才子同唐诗人顾云、“三罗”和“芳林十哲”之间的交往,从这一全新的角度比较和探讨了这些诗人的作品。如在“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论文中,柳晟俊教授搜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不仅充分地证明了新罗诗人同唐代诗人的交游与友谊,而且从《全唐诗》中找出了新罗人创作的20多首诗,在唐诗研究和新罗诗人的研究上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他还以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新看法。柳晟俊教授在中韩文学的比较方面用力最勤。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有关论文外,他还有《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王维与申纬诗之诗画趣考》,以及目前在中国出版的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等。这种比较,不仅从一般角度涉及到诗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还从诗、画、禅几个方面发掘到了更深的层次。此外,李永求教授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有关韩国中国近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成果有“蔡万植与老舍的比较研究”(刘丽雅)、《韩国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比较研究》(国学资料院,1995年)、《鲁迅与春园的比较研究》(国学资料院,1995年)。“蔡万植与老舍的比较研究”是以揭示东方文学的共同点为目的而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它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作家即蔡万植和老舍的同样的作品体裁和叙述模式。作者认为,蔡万植与老舍都采用传统的手法,充分说明了蔡万植与老舍对东方古典文学的继承性特征,同时也说明中韩现代小说与西方不尽一致的独特性。《鲁迅与春园的比较研究》也是平行研究成果。作者详细分析比较了两位作家的人生经 历、文学主张、作品主题及其意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又是最伟大的作家。李光洙(春园)是韩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但又是时代的落伍者。作者对这两位作家进行比较后强调指出:鲁迅文学和春园文学共同主题的派生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关系密切的。然而他们在这一共同主题之下,却以彼此相异的方式呈现在作品当中,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时代意识与文学观的差别。上述著作由于开辟了平行研究的新领域,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尤其难得的是,韩国中国学研究者用中文写作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出版,如,柳晟俊教授的《王维诗研究》(台湾:黎明书局,1987年)、《唐诗考论》(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王维比较诗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朴宰雨教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等。其中,作者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将两书的人物传记逐篇进行比勘,详细列表,考察了《汉书》对《史记》的承袭、取舍、增删等情况,不仅标明相关两书的卷次、篇名,而且还有“袭用情况概要”一栏,举出承袭和增删的具体内容。①此表长达80多页,不仅是该书立论的基础,而且还为后来《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大多在中国台湾获得博士学位,也有学者在台湾获得硕士学位。中韩建交后随着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协定的签署,在中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学成回国。在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当中,不少人多次作为访问教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因而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深受中国传统学风的影响和熏陶。他们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实证的基础上立论,在平实中求创新。例如,朴宰雨教授近年来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即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题材小说的考察。这是过去不为人所注意、也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现成的材料非常缺乏,人们熟知的不过是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和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寥寥数篇而已。朴宰雨教授先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30多篇,并已发表了好几篇有关论文。目前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在深入进行。自1996年以来,朴宰雨教授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题材小说的论文,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外,还有“中国现代韩人小说试探”和“试论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中文)。近年来他又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中韩两国文学的交流史方面,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发表了“韩中现代文学交流上的不平衡问题”等论文。 与此同时,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还撰文总结和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其中主要有柳晟俊的“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1998年)、“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1999年),朴宰雨的“韩国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近十七年的情况简析”(1997年)、“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98年)、“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1998年)、“韩国巴金研究的历史与动向”(1998年)、“茅盾研究与其作品译介在韩国”(1999年),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韩文翻译”(2002年)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介绍情况或罗列资料,而是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学术视角和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与日俱增。翻译出版的相关中国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只有47篇,80年代为151篇,90年代猛增为347篇,请参见表3。②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的译介是一种文学交流形式,译介本身也是一种研究。这里仅以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为例,如姜启哲翻译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以及《中国戏曲史》等;柳晟俊翻译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李永求教授翻译出版了王安当代韩国2004年秋季号忆的《雨,沙沙沙》、叶圣陶的《倪焕之》、《古代英雄的石像》、古华的《贞女》、方之的《在泉边》等;朴宰雨翻译出版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茅盾的《腐蚀》、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中国文学作品。 总的来看,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中韩沟通。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在考察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自然离不开他们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背景,其研究视角不完全与中国学者相同;同时他们在用这种视角审视中国文学时,又会很自然地联系到本国的文学进行思考。因此可以说,中韩沟通是一般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和自然优势。 参考文献: 1何寅、许兴华主编,2002年,《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韩]赵寿星,2002年10月,“机遇与挑战:当代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第四届中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 3[韩]赵成焕,2000年,《韩国中国语文学研究家事典》,汉城,中国学图书出版社。 4[韩]金惠俊,2002年,《韩中关系的现在和未来》,东国大学。 5[韩]朴宰雨,“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7 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