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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一大变局，其要在与世界的交流日益紧密。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学东渐，中国固有学问方面，尤其是易与西学相对应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对流的倾向更为明显。本世纪前半期，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继导师沙畹之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有人说：''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象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氏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其余依时序为英国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汉（K.B.Karlgren），美国的佛里尔（C.L.Freer）、葛思德（G.M.Gest），英国的李约瑟（N.J.Needham），荷兰的高罗佩（R.H.Gulik））。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然而，因伯氏风格与时尚暌隔，对此一大要案，以讹传讹之处不在少数。如关于伯氏与中国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关系，早年陈应聘清华，该校报导称其''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Sylvain Levi）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壮岁受聘牛津，则有''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沙畹（E.Chavannes）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的传闻；晚年移席岭南，更变成''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全面了解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可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承先启后的渊源流派，区分变化发展的轨迹路径，进而把握未来走向的大道与歧途。 第一节敦煌劫宝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国人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张元济在伯希和亲临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酥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关于法国汉学，傅斯年曾经介绍：''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as Julien），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在同时及后人是有绝大影响的。其后一位是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同时是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此言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历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政治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4）、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后来也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 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问世尤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而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要角。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密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端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术文化方面，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好金石书画，著有《斋吉金录》，幕下招纳了不少文人学士。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免过当，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工诗词，精鉴藏，后被岑春煊弹劾，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识之于迪化，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伯希和至北京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王仁俊''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复读其归国报告书一册，乃择要甄录，凡关系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者，详加考订，……其书卷雕本之已寄法国者，伯君许邮印本''，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七辑。蒋黻亦怀椠就钞者二日，成《沙洲文录》一卷。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腾写者，自可照办。''京师乃人文重地，上述诸人，除有关机构的官僚外，多为经史小学名家，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可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学术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竟长期赖此被劫宝物为媒介。 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其函告汪康年记述了有关详情：''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切。''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尽管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对此心情却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1922年，胡光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乏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辨，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第二节礼尚往来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直到1920-19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作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尽管王国维内心对沈曾植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十足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该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摹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私宴则以陈垣作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19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止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先后得到伯希和亲炙的中国学人有方壮猷、王静如、郭麟阁等。 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8种。 对于中国学术的新进展，伯希和十分关注，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儒莲奖金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1933年伯希和来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起专程前往殷墟实地考察。据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聘伯希和为通讯员。1937年，洪业获得儒莲奖，推荐者也是伯希和。洪业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曾旁听过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课，并指出后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年代记载之说的错误，两人因此成为好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