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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系、方法和对象 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是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以及邻近学科和一些延伸的知识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这种研究可以在汉学的框架中进行，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科领域的一个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在体制上日益脱离以历史和语言为重点的古典汉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不断地把基础学科中的新设想和新方法与中国的原始中文材料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当然，一些纯粹以方法和理论为主或者主要着眼于整体和比较的研究除外。除了某些经济和外交领域里的课题外，语言已经不是主要的障碍。 从课题重点和所使用的材料上看，多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和机构的主要兴趣在当代，也有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因为要考虑一些长时期的结构性因素，因此也需要对19世纪的晚清历史进行研究。 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一些可以视为社会行为的文化现象。虽然不同的专业有着自己的问题、概念范畴和方法，但是在处理很多具体题目时常常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政策进行研究时尤其是这样：在改革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被对社会开放和经济的普遍强调所取代。如果说，精神科学运用的主要方法是个人的说明模式、诠释性解释和描述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处理大量的非个性化的现象，确定在其中行动的很多个人和组织，然后按照变化、规律和因果关系对其进行整理分析。这里强调的不是某些人和事，而是大量的平均状况。所谓的平均状况不是细节的堆砌，而是能代表典型的结构性的东西，这要求研究人员运用大量的可观察到的数据来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概括。只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才能解释特征分布的代表性，才能在社会行为的范围内对个人的行动进行分类以及对地域上的差异及时间上的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这要依靠个案研究的材料，采用第一手统计数据和其他经济社会统计数字。上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对中国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但是，行为主义试图从量的数据中导出普遍规律的希冀落空了。 数据的分析始终是与空间、时间和社会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尤其能使人感到这一结合的必要性：不考虑历史的记忆、在特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期望和价值观念是无法对人的行动作出相应的解释的。定量分析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回答对不同因素的评价问题，其前提是确认某种重要的事实， 将其分类整理和概念化，并对概念给出精确的定义。为此，定量分析应该建立在描述性 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些研究成果和理论又是可证实、可修改和可否定的 。 社会科学在寻找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因历史、文化和个人因素不同而各异的特殊性问题的制约，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这方面，中国研究中所能提供的实例不胜枚举。所以，许多论点仅仅具有一种或然性，而从来不具有那种肯定性。概念形成的不一致、概念使用中的前后矛盾、短视、重点的不断变更以及数据的缺乏，这一切都更加使人无法对理论体系进行某种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论点只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随机而变，其使用范围充其量只能达到某种“中等”程度。在这些研究领域里，文献分析、版本批评、观察、深入访谈及生平调查等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从原则上讲，这些方法已经不属于经验研究的范围，也无法定量测量，或者说仅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参与者决定的，但这些定性研究是返回精神科学方法的桥梁。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是以其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小心谨慎地从特殊过渡到一般为特征的。 二、学科的历史 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详细描述以及对中国外贸统计数据的收集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最初的经验研究和比较讲究的分析，可以说是以1918年为起点的。其中不少研究是在基督教的传播、西方教育的引进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另一些研究因其实用价值受到欧洲和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资助，如就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进行的规模较大的研究。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先是用日语和汉语发表的成果，然后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现代的方法和概念，利用的史料浩繁，其中不少也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大部分中国研究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表的，美国学者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自1942年起，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与美国在远东参战、后来的冷战和美中之间的对立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大大地受益于美国经验社会研究的种种创新，受益于那里的重交流的学术风格。7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大都是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进 行的。除少数研究著作外，从整体上说，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是用了相当长的时 间，才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这一领域里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在西欧国家的 大学里，由于精神科学的传统占有统治地位，很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被排 斥在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虽然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但是，由 于缺少学术自由，教条的囿限以及变幻无常的敌我关系的禁忌，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早期的扩张主义政策，日本国内战后的研究也受到一些束缚。特别是在1949年至1979年那段时期里，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也给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带来很大的损 害。那时的中国研究或者是捕风捉影，或者是戴着有色眼镜——这当然讨人喜欢，或者 蜕变成了某种政治投机。 来自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往往不能及时地加入学术交流的行列。在20世纪的几乎整整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受到历届政府的政治限制，或者受到中国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束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往往需要借鉴国外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结，这对某些领域里的社会科学研究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中国，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限制，但自80年代起，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了全球学术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与殖民主义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不少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的历史与中、西不同观点的论争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利益不同，课题的选择也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恰恰是这些因素使得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没有远离生活，它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断得到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外部环境是极为不利的，传教士、政治活动家和研究结果的形形色色利用者们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者受宗教热情的 驱使，或者乐于把问题极端政治化并虚构理想的图画。如果把可预测性作为衡量某一知 识领域成熟程度的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中，错误预测的 数量要远远高于正确的预测。 三、主要的模式和研究领域 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乡村问题，也有少数关于城市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动机来自社会改革运动，其对象涉及教育、就业、健康、家庭、妇女解放以及人口等领域。其他的一些社会研究试图通过对财产的占有关系和社会阶级的分析来促进社会革命。这类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就中国封建主义的性质、官僚国家的特 点以及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有过几次重大的论战，这些辩论往往是学究式的，只是披上 了现代的外衣而已。30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对建立在欧洲视角上的概念体系和理论 进行了批判，但是，概念和理论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研究主要是在政治学的领域内进行，其兴趣在于探索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原因。国外少数作者以对中国战前的社会分析为其出发点。研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与经济功能涉及不多，往往仅把民族主义视为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些学者通常以苏联的单一体系为出发点，局限于对意识形态、决策过程以及组织机构的大量推测性的描述。在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也都是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国外学者很少有机会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社会科 学学科的取消以及后来的反右运动都使得学者们无法从经验上对一般性理论进行检验。 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数不清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目的的论著，它们大都从某种价值观念出发，往往带有辩护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把注意力放在“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损耗方面。在 中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斗争中的文 化因素。此后，研究的中心转向对利益团体的分析以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政治文化是 政治的主观因素，它表现在人的记忆、态度、价值观念以及象征物中。有关政治文化的 研究告诉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历史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新传统主义在中国改 革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日益增多，它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这一事实也向我们传 达了同样的信息。 70年代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可获得的信息量的密度大幅度增强，经验数据的选择性更为精细，一批针对不同地区、阶层和时代的经验研究文献得以问世。竞争机制与效率准则的确立，使研究的范型也发生转变。今天，对人们行为的变化已经不再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解释，而是以人们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怎样最大地获取个人的利益来说明。这一来自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假设及其局限性是转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转型研究是以不同领域里经济形式的成因、机制和结果为对象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也摆脱了以往只限于对决策过程和法规方面进行一般推测性描述的做法，研究人员终于可以深入地对利益的表达方式、行政管理的过程以及政策的实施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作者对人口、教育和就业范围领域里的社会变迁，意即社会领域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新的研究往往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市民社会是 否正在中国形成，或者说，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 四、新趋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将再次使以当代为主的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目标和对象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前，学者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大题 目，即“中国对西方的分析与研究”，150年来，这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进行分析与研 究的一成不变的核心问题。现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的角色分配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那种鲜 明性。双方的相互依附性越来越大，面临的问题也是共同的。同西方一样，随着国际大 众媒介和世界市场作用的不断增强，外部因素对中国内部局势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渐增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联系、组织形式、方式方法、法律和行政管理、新闻政策以及教育政策领域，因此，研究课题要更多地放在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 和比较。来自社会科学研究(如法学研究)中的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方案和方法的转让将 会加速，国际合作研究的项目，其中包括与中国有关部门和机构合作进行的研究，也将 会大幅度增加。 尽管如此，中国因其幅员之辽阔，历史之悠久，还鉴于其政治体系和特有的社会状况，特殊性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特有的条件不允许照搬现成的国外模式，要对中国的“不同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毋庸置疑，在中国，经济因素也是推动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力。但是，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变化外，也必须把文化上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统治机制、社会变化过程、要求与尺度、人的认知、解释和评价都是核心的课题。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差异。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化表现就是一个例子，促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复杂的。跨学科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一些长期的发展趋势在宏观上虽然可以预见，但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不可推断的。这种情况将导致研究范型的迅速更替，或者说是研究范型的损耗。对此无需抱怨，这再次说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