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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一支显学，其理论核心一直徘徊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当中。要想突破日益为业界诟病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就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震撼甚至颠覆其思想核心。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乐黛云率先将中国古代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引入比较文学，同时配合以当代德国哈贝马斯的新理性—交往理性论，把比较文学置于一种反思的跨文化阐释学之中，这在总体上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向具有一种照亮路向的意义。 【关键词】 乐黛云;比较文学;跨文化阐释学 一、多元差异性：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批评 比较文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一支显学，其理论核心一直徘徊于西方思想史的影子当中，如果抱怨其学科思想也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显然这与其学科知识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想突破日益为业界诟病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就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震撼甚至颠覆其思想核心。当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文学高人不断寻找能冲破学科既定规范和理念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乐黛云率先将中国古代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引入比较文学，同时配合以当代德国哈贝马斯的新理性—交往理性论，把比较文学置于一种反思的跨文化阐释学之中，这在总体上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向具有一种照亮路向的意义;而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建立就成为这一学科思想重建策略的突破口。 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乐黛云籍其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宽广视野和深思熟虑指出，“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学科有了很大发展，80年代以来，许多有见识的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到来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正在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预示着未来的更大发展。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而在欧亚非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对比和共存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1]这给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指明了三个方面的思考路向：首先，就认识论方面来说，西方中心论的引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其次，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促使各民族力求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差异性在世界民族共同体中的意义，巩固了民族差异性作为对话一端的平等地位;再次，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跨文化传递在多元差异性的现实中显得日益紧迫，差异性的跨文化生存机制变得尤为重要起来。这就是认识论的反思、多元差异性的建立和差异性的跨文化传递。 多元差异性建立的认识论和现实障碍 乐黛云首先对多元差异性建立的理论和现实障碍给予清理。西方传统认识论对比较文学百年历史负有负面影响的责任，毫不危言耸听的是，自从1886年波斯奈特的以比较文学命名的专著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以欧洲为中心，歧视、压制他种文化，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历史”，以至于阿尔蒙多·尼兹把对西方中心思想的扬弃这一过程称为一种苦修，可见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觉悟到在后殖民时代抛弃西方中心论的必要和困难。但同时，以任何一种包括东方文明中心取代西方文明中心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的，其结果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复制而已。危害多元文化发展的除去以差异性僭越为普遍性的各种中心论以外，更其严重的是科学的挑战。英语借助于互联网的跨国信息流是否会通过压抑其他语言从而限制人类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而且信息流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同时经济科技信息的局部流入也会诱导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压抑，最后使世界文化因丧失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2]这种种因西方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由乐黛云在知识界的发问开始，而直到今天的政府发言人不得不揭露文化窘境问题带来的严重危机感。中国政府文化新闻部门在2005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评论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时，用了“文化贸易”这样的概念，而不是批评惯常用的“文化交流”或政治术语“对外宣传”这样的词汇，文化产品贸易上的巨大逆差，正阻碍世界了解中国。这种文化贸易的平衡发展与现代批判理论的文化政治及文化权力的竞争与均衡话语是一致的。均衡本是指博弈论，或作为其特殊形态的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所描绘的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可以看得到的是，跨文化研究所面对的跨文化事实和跨文化传递的多面性促成了跨文化研究的新时代诉求，比较文学必须将这一不断开放的任务视为己任，这就使得比较文学的理论张力逾其显得空前的巨大，而要求理论面对实践的要求的不断增殖，也推动着比较文学理论“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多元差异性的建立障碍并不仅来自于差异性的外部，差异性内部的种种动向也面临新的悖论，差异性一不小心就会因保守主义而沦为新的本质主义，这就是以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割据主义对抗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不顾历史的发展和当前多方面文化因素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只执著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乐黛云批评说，“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既不可能也无益”。 乐黛云指出的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学人不断反思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关系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于过去的文化征服和文化掠夺来说无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也是文化多元差异性建立的必要基础;但只强调文化内部的统一而畏惧对外交流和新的发展，否定一定的普遍观念和普遍规则，则必然陷入差异性自我命名的普遍性的否定之中。因而“如何揭示这一矛盾并促使其向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将是二十一世纪人文学科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比较文学无疑将在其中扮演一个十分前沿的角色”。比较文学既自然又严肃地直面这一矛盾，给新的人文精神籍着比较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契机。“如果说过去的形而上学、绝对精神追求的是最大的普遍性，那么，新人文精神则是将这种普遍性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尽量扩大可以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3] 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及其与差异性的关系 我以为乐黛云的最低限度的普遍性是注解什么样的多元差异性的关键概念，也可以说二者互为注解定义了多元差异性;此后，又有严绍璗和孟华的差异性的跨文化传递，揭示和旁证了差异性的性质和差异性在跨文化传递中展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复杂关联。乐黛云为此主办了 “文化差异与共存国际讨论会”，并发表了《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一文，重点考察差异性;并与伯恩海默在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报告中指出的“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这一美国比较文学的新近发展动向保持一致。 乐黛云说，“经过许多事实的考辩，我认为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都是某种中心论的变形。只有差异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衡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这里所讲的文化误读既包含解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深入探究，也不排斥因异域文化观念而触发的灵机一动，关键全在解读者的独创性发现。” [4]差异性和最低限度的普遍性的机理至少包含如下几个要点：1、差异性是世界文化与文明存在的基础，任何自诩为普遍性的差异性在他者的差异性面前都不足以同一的普遍性现身;2、差异性是任何跨文化认识的出发点，我们既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那样理解中国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像外国人那样理解外国文化，一定程度的误读在所难免;3、但差异性中内涵的普遍性暨相似性因素，可以为他者差异性部分地认同，这就是最低限度的普遍性，为差异性的解读甚至将差异性的独创性发现和移入打下契机;在此，乐黛云选用布尔迪厄的场域及其折射理论来说明跨文化差异性的理解可能性机理，社会现象在差异性中的显现必须通过差异性作为一个场域的折射才能得到反映即变形，这种折射或变形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场中发生了折射;4、最低限度的普遍性为差异性的共存和传递提供了世界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另一必要要素，对于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来说，就是要籍此找到一个中介，也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共同问题的来自于多元差异性文化的回答，构成了差异性在当下历史中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构成了差异性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成倾向和动向。差异性因此而因“根性”和“现代性”的相遇，成就不断发展并获得新生的传统的现代性生成;5、差异性各自的跨文化解读和差异性直接的跨文化对话都属于跨文化传递，既体现为一定的跨文化传递机制，又均须遵守一定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跨文化规则，这种存在于差异性之外的跨文化机制和跨文化规则也体现出最低限度的普遍性。这就是理解、传递和规则三方面的跨文化最低限度普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