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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坛进入九○年代之后，传出一波波「文学已死」的声音，形成文坛热门话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文学的传播在多元化的台湾社会中依旧进行着，但多元化似乎已使得文学的生命萎弱了，这是文 学的无用?或是文学作为传播的无力?显然值得文学社群思考，也值得传播学界从「文化研究」的向度，对于此一现象提出一些观察与论点，并有所扩张传播研究的传统领域。 本文尝试以战后台湾的社会变迁为背景，耙梳近五十年来历史发展下台湾文学在传播过程中走过的曲折路径，藉以分析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历史脉络上建构文学的传播意义及其价值观;其次，在横切面上 ，本文进而以七○年代后台湾报纸副刊改革对应于社会变迁，探究两者缘于传播过程所产生的互动，并解析台湾现代文学的传播困境所在。 最后，作者试图指出，文学如果真有「死亡」现象，也是因为文学传播被文人圈单向地将之依赖于大众媒介之上。大众媒介对文学的传播固然有着推波助澜的功能，但格于其媒介工业特质，对文学的书 写亦相对造成伤害。台湾文学工作者必须辨明此中的吊诡，以文学书写对抗消费文化的挑战、以文学专业媒介(杂志及出版)的整建，发展新的传播系统，抵抗媒介工业的收编，并以「磋商」(negotiation) 策略，鼓励大众的参与和解读，让读者成为主动找寻意义的创造者，而非被动的受讯者，才能真正突破当代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与危机。 壹、绪言 约当台湾进入九○年代之际，「文学已死」的声音开忽然像潮浪一样，一波一波地袭卷此地的文坛。随手找出当时刊在主要文学传播媒介(如《文讯》)的文章，可以发现这种「潮声」正撼动着文学工 作者的情绪。 ──一九九二年七月，《文讯》杂志刊出「诗歌文学的再发扬」座谈会纪录，编者案指出，「诗选停编，诗刊沉寂，诗人转行。诗，难道真的死亡了吗?」;而与会的诗人，在发言中也多流露出了对现 代诗表现在阅读与出版市场上的传播困境之忧虑。 ──同年八月，《文讯》杂志针对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又推出了「变革中的报纸副刊」专题，其中，作家也是出版人的隐地，对于当前副刊的「躲避文学」提出了异议;诗人也曾任副刊主编的向阳， 则就报禁解除后报业经营策略的转变，分析文学副刊无以为继的困境，并强调，「当报纸副刊不存在时，文学的深刻化、长远化及其意义方才存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十三日，〈联合副刊〉策画「文学又死了吗」专题，邀请学者、作家，会诊文学传播的问题;不只标题，编者案也透露出媒介守门人对文学传播的焦虑与不安。 这三个日期十分接近的文学媒介议题，都集中在文学是否已「死」的讨论上，而涉及的对象显然与文学传播者、文学媒介与文学市场有关。总的来说，这其实不是文学是否已死的问题，而是文学传播面 临困境，有推展不开的条件限制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原因之一，诗人、学者张错一语道破，「那是一种文艺困境，因为大家都为商业主义所枷锁……，现在文学家面临最大的困扰就是向商业性文学妥协」 (1)。 显然，进入九○年代后的台湾，政治的解禁(deregulation)，多元化与民主化社会的形成，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的高扬、文化消费力的增强，乃至本土化的社会趋势等，并未如文学家所预期地带来文学 的存活空间;恰恰相反的是，台湾的文学工作者反而感觉到文学在这个年代中的深沉的无力。以文学传播最主要的管道副刊为例，比对于八○年代之前，「报纸只有三大张的时代，倒有一整版的『文学副刊 』。今天报纸已经扩到十大张，周末和星期天，有时扩版到十五大张，浩浩荡荡六十个版面，却容忍不下一版『文学副刊』」(隐地，1992:15-16)。这种感慨，可说代表了绝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出版者、阅 读者共同的心声。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文学的传播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依旧进行着，但多元化却使得文学的生命及传播空间被窄化了，这是文学的无用?或是文学传播的无力?显然值得文学社群思考，也值得传播学界 从传播研究的向度加以关心。本文试图藉由「文化研究」的向度，以历史分析途径，就当代台湾文学的传播问题，提出一些观察与论点，藉以解析文学作为传播的可能困境所在。 贰、台湾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学传播 台湾当代文学的传播，是与台湾的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在战后五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台湾从早期的农业社会，过渡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其间的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 、大众传播、家庭)等也都有着相形的变迁。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部门，当然无可回避。 五十年来，台湾的文学传播主要是由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以文学作品为重心的部份出版社所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学传播系统，从大众媒介的「文艺副刊」、「文学/文化副刊」，到极其小众的各 种诗刊，以及作为文学产品流通中介的出版社，都扮演了一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Escarpit, 1958) 所谓的「文人圈」的角色，「搞文学的全是文人，其文学活动也都是在一个内部封闭的交流圈中 流转运作」，并企图透过各种传播管道彰显其对社会变迁可能发挥的功能(2)。 因此，要了解九○年代台湾文学的传播困境，就必须先探讨从五○年代到八○年代历史脉络中的台湾社会变迁，及其铺陈的「生活情境」，始能对照出文学传播对台湾社会的意义所在，及其在今日台湾 已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中产生「传播」障碍的真正原因。 近五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变迁不外两个面向，一是社会层面的变迁，二是政经结构的变迁。这些变迁，构成了台湾文学传播的历史条件。 就社会层面的变迁言，学者林嘉诚 (1992:187-201) 曾从人口、家庭、教育发展、社会团体、职业结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及生活素质等七个社会变迁指针加以研究，并指出： 截至八○年代止，台湾社会在「人口变迁」上，国内人口流动比例，呈往都市集中趋势，其中又以台北市、台北县及高雄市的人口成长率为最高，都市人口占全部人口之百分之卅五; 在「家庭变迁」上，已由早期农业社会的折衷家庭或大家庭制度转为工业化、都市化下的小家庭制度; 在「教育发展变迁」上，以识字率为例，至八○年代达百分之九十，显示教育普及，国民知识水准提高; 在「社会团体变迁」上，在全国性社团方面，由六○年二六二个至八○年代中期 (1987) 为一二○○个;区域性社团，由六○年代四三○○个，至八○年代中期 (1987)为八七○○个; 在「职业结构变迁」上，农业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工业人口上升、服务业人口更是大幅上升; 在「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变迁」方面，八○年代自认属于中等阶层者已约占总人口数之百分之六十五，若使用客观评估法，八○年代国内中产阶级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两者加总，中产阶级的比例已为 社会阶层首位，社会成员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相当普遍; 在「生活素质变迁」方面，至八○年代，住宅自有率百分之七十五、供电普及率百分之九十九、每户电视机数超过百分之百、电话普及率百分之八十五、报纸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家数约五七○○家， 每百户家庭订报比例，达约七十份。 这七个社会指针的变迁，显示出台湾社会四五十年来各层面的情境变化，「颇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指陈的，都市化、小家庭、社会流动加速、教育普及、生活素质提升、中产阶级崛起」的要素(林嘉诚， 1992:200-201)。根据此一实证研究，按理，这样的情境应该有助于文学传播环境之改善、文学传播的空间也应大为宽广才是，然而事实却又大谬不然，而有九○年代「文学已死」的窘境，其原因殊堪玩味。 要究明原因，我们显然必须一如哈特 (Hardt, 1992:30) 所强调，「要了解传播研究的历史条件」，藉由反应在实证研究之中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加以观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由社会 变迁的结构性因素来看。 事实上，从五○年代起到八○年代之际，台湾社会层面的变迁，有点类似德区 (Deutch,1961: 463-515) 所说的「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旧的社会的主要约束及内涵逐渐被拋弃，新的 行为和文化逐渐被接纳，而在此一过程中，由于大众接触了现代生活、传播媒介增强、迁移、都市化、放弃务农、识字率提高、个人所得提高等因素，都造成了「社会动员」的达成。这种「社会动员」，与 「现代化」 (modernization)无异，但亦如史美舍 (Smelser, 1981:465) 所指出，它还牵涉到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教育、传统、宗教等的持续变迁。 学者徐正光 (1989: 37) 曾从阶级关系的转变看台湾社会变迁，他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五○年代土地改革，及六○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过程。土地改革改变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生产关系，制造 了大量的小自耕农，使战后的台湾可以在小农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上，重新形塑新的阶级关系。同时，撤退来台的国民党在改变了本土的阶级关系后，终于在农村建立了社会基础，而使其政权稳定下来。 至于六○年代的变迁，则是台湾的经济在美国的卵翼下以五○年代初级工业化作为基础，而于六○年代进入国际市场体系，取得了一个边陲的地位。这两大影响的背后，实则又与国家机器的运作有关。 这种运作，不仅表现在社会阶级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领域中。自一九四九年来台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台湾，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颁布紧急处分权，宣 布戒严，并冻结了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定期改选，而在地方自治方面也全部加以冻结;在文化传播方面，则透过了出版法、广电法及相关的行政命令，限制传播媒介的发展、创设及其内容。这使得在整个五 ～七○年代中，台湾的社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在此一政治、社会受到宰制下，而得以依据国家机器的需要及其经济策略达到现代化的结果;但相对地，政治力及文化力则在漫长的三十年 间呈现出被扭曲、被宰制的畸型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