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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赵毅衡，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治学海外，二十多年的学术成就可谓有目共睹。其在比较文学、叙述学、符号学、诗歌和小说翻译等方面的研究著作，早已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 建立一种“形式/文化学批评” 想当初，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国社科院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卞之琳研究莎士比亚；而卞老也是慧眼识珠，发现了这个“学生”理论上的优越资质，便转而让他从英美新批评开始，专攻西方形式文论。当其时，中国社会刚刚从一场民族的集体梦魇中醒苏，年近古稀的卞老亦可谓胆识和魄力非凡，这一“转”便让赵毅衡转到在中国当时可谓外国文艺研究的前沿阵地来了。而他也不负师望，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叙述学，赵毅衡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轨迹一路走来，果实累累。于是，《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文学符号学》、《苦恼的叙述者》、《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新批评”文集》、《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等形式文论专著和编著诞生了。如果认为这些著作仅仅只是对现代形式文论的梳理，或者据此视他为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者，那必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读。这种误读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历来重内容和道德评判的惯性使然，而这恰恰是他通过形式文论研究要加以挞伐的所在。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生成和被诠释的条件，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形式，形式要受到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由此，他建立起自己的批评立场，即从形式探视文化；而对这一批评立场的实践，就是他所谓的“形式/文化学批评”（a formal/culturological approach）。用这一思想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正是他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主要工作。这一思想或这一工作最核心的力量就在于，追寻并坚执一种真正的文化批判。他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不需要批判。”确实如此，一个拒绝批判的文化肯定不是一个健全的文化。 文化批判的三个条件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化批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或者说三条理想的标准：其一，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其二，文化批判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端，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思辨，也即文化批判的非实践性；其三，文化批判应当把自我作为反思的他者之一，惟有保持清醒的自我批判，才不使文化批判被自己推入自身所批判的对立面中去。很明显，这样一种文化批判意识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和启蒙意味。对此，赵毅衡并不否认，他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精英这词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脏词——势利、狭隘，而且危险。……而中国对知识精英的反感，却是既成体制与商业化势力迫使学院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判的责任。”所以他感慨能够得上这三个条件的批判者，“难乎哉”。然而，“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赵毅衡一语道破其文化批判的思想力量之所在，从而也投射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 知识分子何谓？此问题与他的文化批判密切相关；或者说，文化批判的锋芒所向，在赵毅衡那里正是知识分子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词源上的俄国意义，具有较强的道德批判和现实批判精神；此词的法国意义从一开始却是贬义的，他们为社会正义辩护，关注政治的和社会的公共问题。如果按照葛兰西“传统的”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划分，恐怕知识分子词源上的意义都应归入“传统的”知识分子行列。而赵毅衡所谈的知识分子，既非民间所指“受过教育的人”，也非《现代汉语词典》所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那些关心文化价值的人。这部分人要对既成规范进行“质疑、思索”，或为之进行“理论辩护”，或试图“调节甚至推翻之”。总之，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独立的批判精神，以制衡主流文化，但又决不企图权力溢出，取主流文化而代之；或自以为是，妄图给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发展开出一剂药方。否则，落到他所谓“学院溢出”，其后果之不妙已为历史上每次这样的行动所屡屡证明。文化批判的偏执虽然不为主流文化指出方向，但却提醒主流文化顾及其它，避免“直路总是通向历史的陷阱”。 文化批判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文化都需要批判，以便在这种被批判的牵制中保持清醒和活力。作为文化批判的主体，真正的知识分子则应坚守自己的边缘立场，以保持文化批判的锋芒。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大用。当我们置身于这个物质无限富裕的商品社会以及这个众声喧哗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多元”不应成为逃避批判的遁辞，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也不适用于较多形而上意义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走向社会的边缘，走向学院和研究机构，在赵毅衡看来不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而是真正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被真正允许走向边缘，而且也是第一次胜利地权利与义务基本齐全地走向边缘”。失落在一开始是不可避免的，但失落不应是对金钱和物质的眼红，不应是对失去的中心地位的追忆。失落，应是对一种新的位置的确认，是归其所归，不是无可奈何。这一次新的确认，保证了文化批判的有效性，也可说是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第一次真正认识与自我反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赵毅衡首先对国内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发难并与海内外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期刊《二十一世纪》上展开论争。遗憾的是，这场十分必要的论争似乎并没有在整个学术界引起更大范围的争鸣，原因之一，恐怕也与《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大陆并不容易见到有关。传统“断裂论”者抓住五四一代的偏激言辞穷追不舍并进而推衍开去，将“埋葬传统，甩开传统”归咎于“自从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的宣言以后”，未免有些简化历史。五四一代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口出狂言背叛传统绝不是一时意气用事和难得糊涂。事实上，我们在读到那些偏激言论的同时，也可以在其它地方读到他们对传统的肯认和珍爱。这一点并不矛盾，因为在五四一代那里，这种反叛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言辞偏激与思想事实和文学事实之间的距离，证明了这一代人所作的正是文化批判的任务，虽然他们后来溢出了学院而未能将批判进行到彻底。也如王瑶曾经说的，这代人“对于传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实际也是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或者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新解释中来发现和肯定自己”。发现和肯定自己，也就包含并指向一种新的创造。赵毅衡指出，反文言倡白话，建立现代汉语，“应当说，这是‘五四’站得住脚的成就，也是中国文化转型能力的明证”。传统必须与我们每一个当代人对话，它是我们心灵的一种质素，因而不是谁想割断就能割断、谁说断裂就能断裂得了的。诗人顾城曾用诗化的语言形容传统，他说：“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叠叠开放出来，如同花朵。”我们更熟悉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名言：“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就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可见传统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赵毅衡同时指出，只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分层机制，才能保持文化批判的有效性，也才能对当前盛行的商业化俗文学和先锋文艺做出正确的评判。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分层机制，俗文学作为亚文化文本并不具备独立的道德价值系统，相反，它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直是依附的。因而当我们全面沉入这个所谓“填平雅俗鸿沟”的大众文化时代，自以为一个多元并存的“后现代”社会已经降临时，赵毅衡让我们警惕这一“哪个不是后现代”的梦魇，多元共存难道成了“多元同价”？而先锋文学在中国之所以必要，正因为它使中国现代文学重新获得文化批判精神，它使“中国文学重新人文化，非功利化”；先锋意识是一种“文化转型意识”，也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意识”。他又指出，中国先锋派的批判精神，是“建筑在前文化的富厚积累之上，它不可能逃脱中国文化的大框架”，“虽然它拒绝实用功利性，但这态度基本上是五四文学‘只诊病不开药方’的延续，它用否定的姿态推出新的文化发展之可能”。 坚守必要的孤独 治学海外二十多年，赵毅衡依然是中国本色，我指的当然是其文化身份和学术立场。在一篇访谈中，他明确坦示自己的学术立场既非西方学术主流，也非中国学术主流。其实他在很多地方声明这一点，其对“主流”一直有所“敬畏”，因为他“一直坚持认为，当代学术界，必须坚守边缘立场，以对体制保持批判精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他的学术立场不中不西，他说：“我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在海外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但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做一个西方学人，我的关注点在中国，我的责任也在中国”，其心真可谓日月昭昭了。赵毅衡抱持文化批判的精神并非一时的文人之快，记得前不久我在给他的信中谈及此事时，他的回答依然简洁而自信，他以反问做答：“舍此之外，知识分子将何以自持？”尽管有人可能怀疑这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但也诚如他所言：“未来的文化史家将会承认这一点：虽然整个文化转型的任务，不可能只靠人文批判来完成，但如果转型意识从新潮文艺扩展到人文学科各界，尤其是理论界，中国文化就可能获得更多的转型弹性。” 如今，赵毅衡任教于四川大学，虽年逾花甲，仍精神矍铄。在那里，他成立了一个“海外中国文艺研究中心”并创办起《海外中国文艺研究》学术期刊，预计在今年六月推出创刊号，这是中国西部第一个海外中国文艺研究机构和西部第一份海外中国文艺期刊。“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总是以一种坚实与自信走在边缘。边缘是孤独的，而孤独却是必要的；这既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一再坚持的文化批判的真正本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