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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后再写诗是野蛮的，这是二战后阿多诺留下的传世名言。 的确，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谁还能心安理得地呼唤缪司女神、触碰文学高堂?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尤其作为一名作家，往日的经历总是如梦魇一般缠身，挥之不去。有过集中营经历的艾默里( Jean Amery )曾说过，谁在集中营里经历了极度的羞辱和自我折磨，谁就再也摆脱不了被折磨者的存在。同样在集中营呆过的意大利作家普里默·列维( Primo Levi )和德语作家保尔·策兰( Paul Chelan )，包括艾默里本人，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也许就是无法承受梦魇之重，不得不以此作为最终的逃避? 而凯尔泰斯坚持下来了，他几乎是唯—一个在写作中找到平衡的集中营作家。为什么?凯尔泰斯曾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犹太人——首先就要接受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遭遇的道德挑战。大屠杀无疑创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目标必定是通过心灵之旅来弥补不可能弥补的生活现实——达到所谓精神上的净化。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正是这种欲望激发了我的灵感。”凯尔泰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创作文学，而是为了生存而写作，为了生存而表述。正是在写作中，他获得了重生。 在《无形的命运中》中，凯尔泰斯得出的结论是：生存就是适应、屈从。被关进集中营，在别人认为这是厄运降临的时候，克韦什以自己的天真无知泰然地接受了一切。如何过日子?他回答：“一步一步就过去了”，既然无法抗拒那就顺应它吧。他一方面凭借自己对周围环境及事务的漠然与疏远，另一方面以极端的理想主义做自我分析和思考，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根据作者自己的解释，他对集中营的描写与其说是写了一场灾难，不如说是为了逃避灾难——他总是想远远地离开这场灾难，直到与它非常的疏远，直到它可以成为一种艺术素材。 到了《英国旗》，凯尔泰斯再次表述了“生存就是屈从”，但也已流露出屈从后面的抗争。他以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沉重、晦涩、复杂的字句表达了对专制统治的愤懑和鞭挞，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追求。 主人公“我”在一群朋友的多次鼓动下表述了“英国旗”的故事。在专制统治下，作者表达为了生存“无法用语言表述”和想“用语言表述”的矛盾。“总是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与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相较量(当然，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徒劳的)。不，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这种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恰恰导向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将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或者说要将其生命的本质)隐在朦胧之中，就是要将那条在黑暗中踯躅、在黑暗中摸索、并拖着黑暗之沉重的生命隐在朦胧之中。因为，这个年轻人(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弥漫着死亡威胁的编辑部里，书中的“我”渴望自由，而它只隐藏在“我不用‘肉票''就可以买到的炸肉排里”。“我”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杀人犯”，“在那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公正”。昨天还是令人尊敬、让人畏惧、受人奉承的“顶头上司”，今天就会被人斥为“狗一样的禽兽”，而那辆黑色的轿车，可以随时随地地将任何人拉走。随意的逮捕迫害，野蛮专制，仿佛刚从纳粹集中营的深渊走出来，又落入另一个不自由不民主摧残人性的火坑。这个城市就象一个巨大的监狱，每个人都是这座监狱里的囚徒，只不过是被视为“无期假释”而已。人们在当年战争废墟的瓦砾场上，重新建起了一片“和平废墟”。既是废墟。那么所谓的和平、民主、自由只能是幻像而已。 “我曾是塞朴·耶努”的自我介绍，使“我”认识了“不幸的时代”的“不幸的精英群体”中的一员。自由的剥夺、人员的随意逮捕清洗、财产的国有化使我意识到现实的过于沉重。现实中的塞朴·耶努只不过是一个“曾经的塞朴·耶努”而已，通过他，进而达到了对“现实中的自己”的否定。“也许，一个无须表述、已哑然逝去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述。”正如《笔录》结尾写到：“虽然，看上去我是在乘着火车旅行，但是列车上所运载的却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对现实的“自我否定”，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自我的存在”。 为了生存，为了摆脱生活的沉重，“我”寄托于书籍和音乐。“我想，与其说是我获取了生活的体验，倒不如这样说：是这种生活，教我学会了在后来不幸岁月中借助书籍与音乐稍减自己痛苦的生活。”命运的变幻无常、随意的转换、随意的毁灭，同时又维持着彼此的平衡。这种生活总能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述。一个人要在这种生活里生存，才能够创作，才能够表述。象征着自由的蓝白红三色英国旗，随着吉普车驶入苏军血腥镇压的广场，人们的掌声由稀到密，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车内人的手势由犹豫不决、欲伸还缩到挥摆起来，给人们带来了自由的希望，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凯尔泰斯的作品常常采用隐喻的手法，不太好读，但是那种极度痛苦给人带来的麻木，却是极具震撼力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深深融进了作者的创作，作品中常出现作者本人的影子，集中营给许多人带来的是厄运和绝望，给凯尔泰斯留下的却是爱和感激。苦难的经历使凯尔泰斯懂得，只有活下去，才能表述自己。凭着这个，凯尔泰斯不但活着走出了集中营，而且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中，即使贫病交加，他都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对爱的信念。正如他在获奖致辞中说的：爱是人类最高境界，它存在于人类的精神国度，只有那些拥有爱，懂得爱的人才真正地活着。也只有懂得爱的人才有勇气面对人生中的巨大不幸，并在这种不幸中发现属于生命本身的快乐。 ( [ 匈 ] 凯尔泰斯·伊姆莱：《英国旗》，余泽民译，冒寿福审校，作家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