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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一位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一位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5月27日，两位当代思想家在复旦大学对话，对话涉及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等热点话题，并都表示“和谐”可以“和而不同”。 文字整理/梁轶雯、常山山 图/高剑平 校订/梁捷 桑德尔和杜维明是当代思想家，也是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桑德尔在哈佛开设的《论公平》课非常受欢迎，听课人数一般都在1000人到1500人之间。 杜维明说，桑德尔的课是哈佛最热门也是最重要、最充实的政治学课程。同样，杜维明在哈佛开设的有关中国哲学和伦理的课也很受欢迎，虽然是小班规模，但每年都有数百人听讲。 桑德尔和杜维明认识了很久，两年前，他们曾在哈佛进行过对话，这次应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的邀请，再度携手，在复旦进行了一场两小时的对话，主题是《文明的对话：全球化和文化差异》。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谈到市场经济，从“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两位从自各的研究领域儒学和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出发，阐释当下的热门话题。 市场经济中，水涨船高? 杜维明：关于市场经济，一家研究意识形态的美国公司认为，目前存在新保守主义者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联盟。我们都很担心市场，尤其当它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市场是一种可以产生财富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会用很多我们不同意的方式运作。据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水涨船高，富人更富，穷人不会更穷，这是好的，但问题是，面对市场的力量，政府、公共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政治问题? 桑德尔：在美国，真正的危险来自市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并主导了社会关系，这是真正的危险。美国已从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社会。 这种趋势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正在发生。我主张在某些领域限制市场化，当然并非禁止，而是要让市场处于该在的位置，防止市场化观念向其他领域渗透。这是美国和欧洲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 来中国之前，我就听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被视为巨大成就，我也注意到和经济增长一同出现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杜维明提到的水涨船高，是形容市场的一种说法，但也有人指出水涨船不一定高，有赢就有输。美国如此，全球也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西方人对此会发问：什么时候经济改革会引发政治改革?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会说什么。我担心中国将要面对美国带来的对社会凝聚力的挑战。我不认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与民主社会之间有必然的关联，但为什么美国如此肯定?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压力。 和而不同 杜维明：我同意您的公民道德的理论，但是作为经济人，这种理性的动物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这与您提出的公民道德、集体团结一致的概念相悖。 桑德尔：公民身份必须通过实践培养。我认为公民道德的构成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公民必须有归属感、认同感，对自己的国家、人民有自豪感，这涉及到爱国主义;第二，公民必须能有效地表达意愿，有效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影响政府的决策。 在美国，个人主义传统非常强烈，挑战、质疑铺天盖地，很难召唤公民的集体感，所以，美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个人主义与关注自身利益的负面影响，培养大众关切公共利益。 杜维明：也许集体感这个概念在和谐社会中得到了很好体现。在古典传统里，和谐的反面是千篇一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通过中餐对和谐有了认识。古时，一个大臣和皇帝对话，皇帝认为自己与大臣间的关系非常和谐，但是大臣强烈反对。他说：“这不是和谐，大臣只是出于害怕才遵守您的命令，所以是整齐划一而非和谐。”大臣拿炖汤作比喻：“为了炖出美味可口的汤，要放许多佐料，咸的、酸的、甜的??但如果只有一种佐料，甜或者咸，就不好喝了。所以和谐意味着允许大臣与您持不同意见，可以挑战您的意见”。“和”字源于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很发达，像钟、磬、瑟等乐器可以奏出动听的音乐，但如果只有一种乐器，就会非常单调。所以我认为和谐并非唯一，差异是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差异丰富了社会。 桑德尔：我更喜欢一个允许争议的社会。我非常欣赏杜教授对“和谐”的解释。 杜维明：谢谢，这主要还是我个人的想法吧。你把争议、争论理解为一种塑造社会的鲜活力量，这是典型的美国作风。 桑德尔：法国政治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的“公意”理论推崇社会共同价值，纠正过分关注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我也这样评判和分析美国社会。但是卢梭说人民集会的最理想状态是寂静无声，因为寂静无声意味着每个人在同一个公共意志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争吵。作为一个美式思维者，我更喜欢争论。也许卢梭所谓的“寂静无声”就是您所说的“和谐”、“和而不同”—可能我理解得不对。 对话与争论，吸收与放弃 杜维明：我不知道你的理解是否准确。不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当我们讨论到集体团结一致时，我们认定集体里的每个人一定同意恪守某些基本准则或理想，这部分体现了“和谐”这个词。我个人非常同意您关于卢梭“公意”的论述，当少数人操控话语权的时候，“公意”是一种有效的改变途径，但是另一方面，争议在社会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另一种情况，对话不是为了改变，不是为了仅留下一种意见，也不是为了纠正误解、帮助他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对话?重要的是倾听。争论时，我们不喜欢倾听，但是对话时，必须倾听别人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想象社会因对话而充满活力? 桑德尔：我认为这完全可以想象，但我也有保留。说到争论与对话的不同之处，让我突然想到我读高中时参加辩论队的情形。那是1969年或1970年，辩题是“议会是否应该阻止美国单方面出兵干涉他国事务”。 我们为辩题的正反方都做了准备，赛前，临时确定是正方还是反方。当时，我们非常认真地辩论—目的并非为了了解对方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对对方的观点早有准备，只是想战胜并说服对方。这种为了辩论而辩论、竞争性的辩论，其目的并非对话。 真正的对话是意见的交流，目的不是赢，其危险之处是你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观念的交流，会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时刻，哪一方都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真诚的话，你可能会在对话之后丧失自己的信仰。 杜维明：对话确实有你所说的危险。如果你在对话后一成不变，那这就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一场真正的对话之后，你要么更加认定自己的观点，要么就承担风险—如你说的，放弃自己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