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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平均劳动时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将历史关系替换为形而上学的时间关系（无论是商品生产的周转关系，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那种历史性被抽象化或规范化了。用博兰尼的话说，实质的经济体的运动与形式的经济概念重叠起来了，实质的历史过程与关于历史的形式分析重叠起来了。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在完成自己的历史叙述过程中背离了它的基本预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在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26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市场秩序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因此，这一知识及其形式仍然被人们理解为“科学”。但只要条件转变了，这一绝对的形式被看成了相对的形式，即历史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就随之瓦解了。以赛亚·柏林曾说，只有在革命的暴力时代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意义（大义如此），而马克思却说，只有在阶级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刻，人们才能拒绝资本主义秩序是最终的、绝对的秩序的观念。在《大转变》一书中，卡尔·博兰尼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市场的扩张与保护运动的冲突如何破坏了十九世纪稳定的基础，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来理解的。 博兰尼描述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的过程，但对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更低，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27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这一对抗的破坏性的理解深化了，他们著作中潜伏着的悲观主义已经明显地区别于马克思对于阶级斗争的乐观信念。他们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同情并不等同于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全盘支持，也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社会运动能够最终解决由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产生的后果，相反，他们将社会保护运动视为对于市场扩张过程的反抗。这一抵抗既可能缓解社会矛盾，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与自由主义学者将灾难归咎于这些社会运动不同，他们将市场扩张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作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 博兰尼的著作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但他的历史叙述渊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明显的事实，这是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济学奠基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之上，从而发展了从物质生活关系观察经济范畴的方法。马克思批评普鲁东 “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他没有注意到当人类发展他们的生产能力之时，即当他们生活时，他们发展了相互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能力的变化和增长而变化。他一直没有理解经济范畴仅仅是这些实际的关系的抽象表达，仅仅当这些关系存在之时，这些这些经济范畴才是真实的。他因此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认为这些经济范畴是永恒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所谓历史规律仅仅是特定历史发展的规律，仅仅是生产力的有限的发展的规律。……由于将政治－经济范畴作为真实的、转化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感谢这一神秘的倒转，普鲁东把真实的关系仅仅作为这些抽象物的具体实现。这些抽象的范畴本身是自世界之初就一直蛰伏于上帝圣父心灵之中的公式。”28 这不正是说普鲁东等人混同了经济的物质含义与形式含义吗？由于马克思将形式主义的经济范畴与物质关系区分开来，他因此能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关心的劳动分工、市民社会及其法的关系从形式的范畴转化为物质的范畴。他批评那种将劳动分工与世界市场分离开来的论述方式，并分析说，“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没有这样的劳动分工，那时尚不存在殖民地，那时美洲尚未为欧洲而存在，东亚仅仅通过康斯坦丁堡的中介而存在，这与殖民地已经存在的十七世纪有着根本的不同。这还不是全部。民族国家的整个内部组织，它们的全部国际关系，除了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分工的表现之外，还能是什么呢？难道当劳动分工发生变化之时，它们能不变化吗？”29在谈论自己发表于一八四四年有关黑格尔权利哲学的论文时说，他又谈及法的关系：“我的研究产生了一个结果，即法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自身也不能从所谓人类心智的一般发展来加以把握，而只能从生活的物质条件来探讨它们的根源，即从黑格尔－－追随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范例－－总合在‘市民社会’名目之下的全部综合来探讨它们的根源，……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30 然而，当博兰尼沿着马克思的上述洞见去观察经济体的运转时，他的著作却展现为一种经济史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大转变》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叙述形式加以对比，这一点极为清晰。马克思显然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与它的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一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如果将《资本论》的带有形而上学特点（或辩证法特点）的叙述方法与前面引述的他对普鲁东的批评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为我们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的方法论提供了背景。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对于真实的历史关系的叙述需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呢（我在此所谓形式主义纯粹就叙述的外部形式而言）？马克思自己解释说： “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1 在我看来，马克思采用这一叙述方式至少还有另外的两个理由： 第一，马克思与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一样，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从而补充自然科学发展的空白。他要研究的不是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或者说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32因此，尽管他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从而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抽象的和绝对的科学，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拒绝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特性。33 第二，所谓规律的研究或历史科学预设政治经济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34这不但要求排除掉个人的和阶级的情感和偏见，而且还要排除掉那些不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特征。35这就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就是要在它表现得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进行考察；或是在可能的时候，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进行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所在是英国。”36因此，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市场的历史关系现在被置于英国这一“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马克思曾经引述一位批评者的观点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触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37 博兰尼将自我调节的市场视为十九世纪“巨变”的产物，但同时力图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掘那些与这种以价格机制为中介的市场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既是马克思式的，也是非马克思式的。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点，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对于规律的研究，亦即没有放弃休谟以来不断纠缠在理论家们著作中的事实与理论、现象与本质、现象与规律的区分，但这种规律的研究现在被放置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之中、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关系之中，即放置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框架之中。马克思所以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休谟提出的那种事实与理论（价值）的二元论，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哲学任务定位为改造世界，即通过发现历史发展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并通过阐释这个阶级的利益和力量，克服事实与理论或者存在(be)与应该(ought)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在于前者探讨的是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而马克思所探讨的是历史的必然的规律。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规律，马克思象物理学家一样采用特定的标本，解剖其结构，并从中揭示普遍的发展必然性。然而，这样一来，至少从形式上看，形成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法的关系的跨区域条件也就难以直接呈现了。 我们不妨将《资本论》初版的序中有关英国的说法与作者在别的语境中对英国的描述作一对比。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批驳了“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他说，一八二五年危机以降，机器的发明与运用是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斗争的结果，但又随即指出，这仅仅适用于英国的情况，“至于其它欧洲国家，它们被迫采用机器是因为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最终，在北美，机器的引入归功于与其它国家的竞争和人手的缺乏，即北美人口与它的工业需求之间的失衡。”38这一论述与前面引述的有关劳动分工、法的关系与殖民地的讨论相互呼应，却与那种将英国作为孤立的资本主义典型加以叙述的方式有所区别。马克思本人从未将上述两种现象分裂开来理解，但他的理论方式内部却出现了某种方法论的差别，从而构成了当代历史资本主义研究的两个主要流派，即以生产方式及其裂变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叙述与以长途贸易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叙述。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要将人类经济活动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就必须排除掉偶然事件的干扰、排除掉参与其中的人的感情、偏见和意识。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必须替换为一种结构的叙述。为了叙述这一较为纯粹的过程，就必须用辩证的时间观念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一九一四年，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发现马克思的方法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性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如果不学习和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理解《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断言：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了马克思。39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和逻辑学的研究几乎发生在他系统地阐释落后国家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同时，他不仅把民族自决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而且还把实现民族自决视为从亚洲转向欧洲的世界史事件。换言之，列宁把民族自决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交换过程出现的危机的克服，从而也是发展（亦即克服）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正是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内含的辩证逻辑（尤其是时间的辩证法）为列宁理解资本主义创造的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创造的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途径。他毫无困难地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运动的时间辩证法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关系，并从中找到民族自决权理论的依据。在这里，不仅资本运转的逻辑，而且对于这种资本运转的反抗的逻辑，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时间逻辑之中，并极为自然地展现为一种历史的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对于历史进步及其不同阶段的解释。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发展来表述历史的进步，但无法回答绝对精神是怎样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从而历史发展似乎只是个人心理发展的类似物。斯密通过劳动分工和寻利的理性倾向解说市场的运动，并以此作为历史进步的杠杆。马克思则认为市场本身并不是社会变化的真正动力，因为只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才是推动整个上层建筑变化的前提。但恰恰是上述区别呈现了他们的历史理解的某种相关性。列宁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了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历史”展开过程的途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商品理论的时间逻辑不仅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且也是亚当·斯密的循环的或世俗的时间逻辑（以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点需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出发来进行理解。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商品问题的讨论为出发点，而商品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他从斯密那里首先借来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基本区分，同时借鉴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效用，它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然而，在市场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需要以它的交换价值来表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异质的，而交换价值却只能是异量的。因此，如果不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它们就只有一种属性，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即劳动产品的属性。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凝聚其中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商品的价值量必须以劳动的量去计算，而劳动的量则由劳动时间去测量。但这里所谓劳动的量或劳动时间不能等同于具体产品生产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即有用劳动），“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这就是社会平均劳动力，而体现这一劳动力的则是“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在《资本论》中重申的著名结论，即“当作价值，一切商品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的量。”40 这样一种商品价值量的计算必须排除掉各种偶然的历史因素，如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水准，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各种自然状况，它必须以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计算单位。 在惊叹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精彩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为什么商品的价值量必须用一种抽象的人类平均劳动来衡量，又为什么这种人类平均劳动必须以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我认为马克思考虑的是两个因素：第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它社会关系的特性。例如，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作为特征，劳动和产品都不必要采取任何一种和现实不同的幻想的形式（商品的拜物教的形式），从而能够呈现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例如，工役和纳贡的劳动量也以劳动时间（小时、日或其它时间单位）计算，但这里的劳动时间即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一定量。第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即使也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商品价值论必须预设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抽象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关系才能成立。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与商品生产的范畴直接等同起来，它们由以下要素构成：商品和土地市场；贫穷但自由的劳动力人口；一定数量的以原材料、建筑和工具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积累财富的形式的人类群体；劳动力市场；相当于大量工人人工的生产技术的使用，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些条件及其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自然史的研究”，亦即对经济规律的探究。然而，这样一来，战争、殖民、干预、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礼仪等等对于实质性的市场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因素，就必须被排除在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之外，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市场关系）；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错综关系也就被过滤为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意义上，时间替换了历史，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只能在一种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表达。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明确的认识，但对于许多追随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正在蜕化为一种经济学。 历史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从来就是被编织在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之中的。这是为什么有些当代经济学者力图突破那种单纯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而重新考察“经济”的含义，并将制度等历史因素组织到经济研究之中。即使以典型的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即股票和证卷市场的运作为例，我们已经很难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用于分析虚拟经济的特点。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投机行为和大规模金融流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比例严重分离的情境下，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变得更为模糊，我们根本不可能用平均劳动时间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市场的运作了。我们如何计算一个商品符号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计算一个人在证券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中消耗的时间与他（她）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的比例？古典经济学家的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规范式的时间的观念，一种能够作为换算根据的自然的时间观念，一种能够通过调整换算的参数－－无论这种参数的变化有多大－－而始终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时间观念。正是由于这一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它才能被视为一种规范式的概念，一种把现实的复杂经济活动解说成为自然过程的概念。在这一规范式的（反历史的）视野内，即使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系被彻底重组了，自然的时间观念却不会消失。正由于此，尽管人们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命题已经过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市场看作是自然和自由的范畴，“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概念的流行即是以此为根据的。当人们注意到市场规则正在由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力量所规划、制定和创造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市场的规划与自然的或自由的秩序有什么冲突，因为他们把自然和自由的秩序看作是一种规范的秩序，把政治性的干预看作是内在于市场自然秩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规范？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规范即是自然。 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来理解卡尔·博兰尼、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历史联系，理解博兰尼关于实质的与形式的区别，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以及其它被归入经济史家的学者的工作。一句话：他们试图重新用（具体的）历史代替（一般的）时间，将自然史的形式转化为人类生活史的形式。而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即打破了资本主义作为自由市场的神话，并从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形式：掠夺、依附、强制、奴役、礼仪和交换，同时又从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形式：交换、市场、垄断和资本主义。历史的目的论呈现了内在的悖论，世俗的时间观念同样是一种神话。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的神秘性质证明了这一观念的神话性质，但他的方式本身却又不得不预设一种纯粹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博兰尼和布罗代尔从这里出发，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错综复杂的面目。 三，历史资本主义的结构与社会运动的方向。 但是，上述替代不应被理解为对于理论研究的实证主义批判，毋宁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 博兰尼及其学生对于各种市集进行研究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仅仅是社群生活的一个分支，它被包围在社群生活的网络和框架之中。为典礼而进行的交换依据的是互惠原则，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因此，必须将贸易（商业、交换）与市场（自我调节的价格机制）区分开来。《大转变》一书反复论证的问题是经济与政治或其它文化关系之间的无法分离的关系，但博兰尼以“大转变”这一标题来概括十九世纪的历史变化，似乎暗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从纷杂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存在着某种暧昧性。在我看来，博兰尼的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即不应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看作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而是从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规律。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机制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在于如何概括这一现象，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真的经历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大转变或分离吗？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区分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但这一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干预市场的经济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并不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一个协调，它不过是未被协调的统治本身。”41“大转变”或“巨变”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从历史关系中发展而来，但这一描述导致的一个误解是以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通过这一“巨变”而彻底地瓦解了。 博兰尼的著作本身提供了打破这一神话的内在逻辑。沃勒斯坦、布洛克、阿尔利吉、贝罗奇等人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他们的研究却从不同方向证明了“自我调节的市场”本身是一个神话，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或其它垄断权力的保护。例如，布洛克指出，直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农业部门仍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其经济活动以家庭经营亦即奴隶或合作种植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贝罗奇则指出：一八九O至一九一三是欧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同时却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全盛期。沃勒斯坦的研究则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国家不是外在于市场社会的存在，而是市场社会的内在要素。即使是WTO等国际组织也是在制定控制经济活动的规则，从而与市场竞争的自然法则无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经济与政治（或国家）发生了分离，不如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形式有所变化，设想通过上述“巨变”而转化出纯粹自律的市场的“巨变”本身也无法摆脱其神话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进化的结果，“经济、法律和国家在这里作为严密的体系呈现出来，这种体系借助于它们自己的力量达到完善，借助于自己固有的规律，控制着整个社会。”42许多理论家将这样的历史方法理解为总体论的方法并加以拒绝。在我看来，这一方法的明显欠缺不在于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而在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这个总体论是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和政治架构及其相互关系为前提的，理论的总体性与国家及其经济的总体性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第二，这个总体论建立在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之上，它把不同的社会形态理解为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历史时期－－包括十九世纪以来的时期－－均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形态。但这类对于总体论的批评不应简化为对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彻底抛弃，相反，它应该转化为一种新的视野，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单一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也许无需说明，我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不是说民族国家不再是调节经济的重要因素，而是说不应把经济活动仅仅视为重叠于民族国家架构的活动。布罗代尔对于长途贸易的研究提供的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许多人类学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乡村经济的讨论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明。 历史个案式的研究力图超越的是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正是通过这类具体的历史研究，许多学者发现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家奉为典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不能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关系，相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毋宁被概括为反市场的。但这并不是说必须用实证的研究取代理论的研究。历史叙述的终点总会出现理论的归纳，而任何实证的研究均无法以实证的方式穷尽一切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无法逃脱理论的预设。布罗代尔指出： “博兰尼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依赖于几个纷杂不同的案例，如果这也算作基础的话。把“波特拉奇”（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节庆）和“库拉”（太平洋群岛社群之间的礼节性交换）等现象引入有关十九世纪的“巨变”的讨论之中，自然不成问题，但却有点象运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亲属制度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规管婚姻的法规。整个讨论并没有尝试处理具体和多样的历史现实，或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43 除了具体研究中的引证问题之外，布罗代尔对于博兰尼的批评涉及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与理论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最好方法，不是将他们视为摒弃理论的历史学家（他们当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是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 因此，我们看到：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从书名开始，他给出了三个相互区分的范畴，即物质文明（陈规惯例、日常循环的无意识、日常生活）、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垄断）。布罗代尔的研究证明交换的不平等不能用经济法则即市场的规则加以解释，因为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就是他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作出的基本区分：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明确地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他的理论立场，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历史研究中引申出一些相对明确的结论。 关于布罗代尔的三层分析模式的含义，布罗代尔自己作出了说明，收入本书的沃勒斯坦的《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一文也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说明，这里不再一一重复。但是，为了说明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关系，仍然有必要扼要地提及几点： 第一，这一研究质疑了亚当·斯密以降将资本主义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相互重叠的理论方式，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市场的制度，它总是趋向于垄断。市场经济包含下述几个特点，即它是透明的和近距离的现实世界、是低额利润的区域、是不同市场之间水平联系的区域，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远距离的和投机的世界、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领域、是非同寻常的高利润区域。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垄断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集中区域，相对高度垄断的区域，也就是说，它是反市场的。”44这一历史分析瓦解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从而构成这一自我调节市场的观念的认识论前提的自我运转的世俗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博兰尼的同事尼尔(W. C. Neale)论证说，只是在十九、二十世纪才出现了历史上首例自我调节的经济，布罗代尔承认存在着变化，但他指出：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即已存在，价格波动更是自古以来的现象。因此，十九世纪发生的变化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诞生，毋宁是市场经济的特定形式的出现。从总的理论视野来看，布罗代尔根本上否认在历史中存在着所谓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 第二，无论是日常生活、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等范畴均无法用作概括特定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描述的物质关系具有长远的历史。参照沃勒斯坦、布洛克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尽管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众多的区别，但这两个社会内部都存在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以至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区别变得极为模糊。这样一来，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用以论证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历史哲学，即那种将历史区分为不同阶段的目的论的历史观，难以自圆其说了，从而作为这一历史叙述的认识论前提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 第三，布罗代尔还对用商业、工业和金融等范畴区分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示质疑，他的理由包括：资本主义具有无穷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专门化和劳动分工通常从底部开始；资本家是垄断家。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市场社会诞生于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个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巨大转变，但上述区分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并进而对一系列困扰人们的议题如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提出质疑。45布罗代尔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的怀疑并不意味着他背弃了这个传统，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独特的历史研究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预设，即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 上述三个方面都构成了对于启蒙时代的知识和信念的质疑。那么，我们能从博兰尼、布罗代尔和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社会运动的方向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首先，资本主义的垄断总是密切地联系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的不平等，因此，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劳动力契约自由、交换关系的自由，等等）就必然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同时，由于区分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对于垄断的反抗不再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恰恰相反，它变成了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其次，由于经济的运行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条件之中，从而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不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其它文化结构的摆脱，而是如何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而应该被理解为反对国家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并以各种社会斗争的形式迫使国家通过调节价格等因素保护真正的市场竞争。第三，对于经济霸权和跨国垄断的反抗不能等同于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一斗争所追求的是以民主的和自由的方式建立保障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制度形式。换言之，在任何范围内，即无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还是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必然会表现为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自由的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平等的水平越高，从而劳动者获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能力也就越高。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引起过一些重要的争议。例如，这类结构性的变化与历史的主体即人的活动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怎样理解十九世纪发生的转变（包括金融全球化、媒体经济等等）？如何估价三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的，还是明确区分的，能否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这类追问往往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在这个意义上，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颠覆的动力。如果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布罗代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的三层结构不同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那种总体论，即把国家、法律、市场和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总体构架。46布罗代尔将物质文明或日常生活的层面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内，同时认为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一定的社会总体关系，相反，它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局部的关系。日常生活的领域和市场的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不断地利用它的权力渗透到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但从理论上看，它从来不是支配一切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全盘的市场主义或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布罗代尔在社会斗争的层面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例如通过保存日常生活的价值抗拒资本主义的垄断关系，或者，通过扩大真正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与利益集团或跨国资本的联合，等等。在制度的层面，人们一方面可以利用法的关系保护劳动契约自由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传统的习俗、礼仪和传统关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为各不相同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的视野。但按照这一视野而展开的历史运动能够抗拒那种似乎越来越强大的垄断力量吗？或者，按照博兰尼的概念，社会的保护运动与垄断性的市场扩张的冲突会不会再一次引发社会的解体或不同形式的动荡？我们无法预知。 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与社会运动的取向联系起来时，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论性”才重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他对另一种制度的构想本身也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理论假定之上，即解放的市场的假定。沃勒斯坦概括说：“布罗代尔‘解放的市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的市场。他的市场真正是竞争的，其中，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也就是说，潜在的（或者业已实现的）供求关系。利润将会是低额的，事实上，是劳动的报酬。这样一种制度是否可行，仍是一个问题。但是，布罗代尔对‘市场’的欲求决不能与八十年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相混淆。事实上，布罗代尔的观点正与之相反。”47为什么？这是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自我调节”的想象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博兰尼问题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上来。从认识论的角度说，这一区分源自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那种纯粹经济学的描述相比，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实质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们所采用的历史叙事的形式和他们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方面。然而，任何理论的视野、任何历史的叙事都没有可能真正解决休谟的那种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实质与形式的持久冲突。我本人更倾向于将这一冲突理解为一种解放力量。马克思设想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对于历史实践的主体的研究来克服这一理论的困境，即把自己的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从而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马克思做到了，又没有做到。当我们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次想到理论的构想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但即使最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理论也无法预知一切。正是在这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关系为我们展开了通达未来的道路。 2000年6月14日夜于西雅图 注释： 1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本书，页1－2。 2弗雷德·布洛克：《自我调节市场的矛盾》，见本书，页152。 3F.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4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本书，页2－3。 5这就是他将自生自发秩序内在而又区别于实际的社会事务的原因。see Friedrich A. Von Hayek: "Kinds of Rationalism", in Stu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71. 6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4。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2－83。 8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已经有许多理论研究的成果。我在此以沃尔克尔(Angus Walker)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研究为主，参照其它学者的讨论，作一扼要的说明。see Angus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78. 9Angus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pp. 22－23. 10John Stuart Mill: Prince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ed. W. J. Ashley, London, 1909, p. 21. 11Angus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 p.22. 12Karl Marx, "Society and Economy in History",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p. 136-137. 13Angus Walker: Marx, pp.22-28. 14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Oxford, 1976, vol.I, p.448. see Angus Walker: Marx, p.30. 15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学人》第12辑。 16Taylor, Charles: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Manuscript, p.53. 这是泰勒提交给由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主持、2000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召开的“新的想象”（New Imaginary)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17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2 vols, Book V, Ch. i, Part 2, vol. II, Oxford, 1976, p.715. 18G. F. W.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1952, pp.130,-131, 151. 19较之苏格兰思想家，黑格尔对于非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有着更为强烈的意识，他的国家的理论也包含了诸多的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基本的结论，即黑格尔主义与斯密主义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它的世界历史理论（通过消费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隐藏在斯密主义的逻辑内部的扩张逻辑。 20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ree, New York, 1945, pp.20-24. 本文关于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关系的讨论，参考了 Angus Walker的 Marx一书 5 、 6两章。 21Walker, Angus: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pp.64-65. 根据他的研究，苏格兰著作家们的著作在18世纪70年代先后被译为德文：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论市民社会的历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于1768年译为德文、斯图亚特(Sir 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于1769－1772年译为德文、米拉(John Millar)的《等级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于1772年译为德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在英文本出版的同年译为德文。歌德认为这些著述比德国哲学更好地提供了有关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基础。 22Walker, Angus: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pp.63-64. 23Hegel, G. F. W.,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 T. M. Knox, Oxford, 1952, pp.11, 110. 24Ibid., p.266. see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p.65-66. 25Ibid., pp.126-127. 26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页XVI。 27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 28Karl Marx: "Society and Economy in History", The Marx-Engels Reader, p.140. 29Karl Marx: "Society and Economy in History", The Marx-Engels Reader, pp.138-139. 30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Marx-Engels Reader, p.4. 31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1卷，页xxii. 32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ii。 33马克思运用科学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形而上学而言的，我们不应该在今天通常的科学概念的意义上理解他的科学概念。 34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ii。 35政治经济学并非没有触及阶级问题，但它将阶级关系放在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关系中处理，李嘉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马克思说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来理解。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由此也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1卷，页xvii。 36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 37同上，《第二版的跋》，页xx-xxi。 38Karl Marx, "Society and Economy in History", The Marx-Engels Reader, P.139. 39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页511－512。 40马克思：《资本论》，页9－10。 41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页63。 42同上，页247。 43布罗代尔：《为市场定位》，见本书，页68。 44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2。 45同上，页86－87。 46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经典论述最为概括地表达了这一点：“在他们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人类进入了特定的、必须的、独立于他们意志的关系，即相应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真正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个法的和政治的上层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的特定形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生活。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在他们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以法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与它一直在其中发生作用的财产关系相互冲突。这些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化为它们的桎梏，从而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新纪元。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转变。在考虑这一转变时，需要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变，它取决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程度，与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的和哲学的－－简言之，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以斗争方式解决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广泛的框架内，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发展阶段。……”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Marx-Engels Reader, pp.4-5. 47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