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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汪：李教授，您在费正清中心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工作坊(culture studies Workshop)，想把"文化研究"这一新的思路引入"地区研究"的领域内，从而也表达了对已往的"地区研究"的不满。其实您自己早期的学术训练来自冷战时期的"地区研究"，您的这一选择可以被看作是"地区研究"的自我批评。"文化研究"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我在哈佛书店的"文化研究"栏目里看到传统上不同学科的著作和观点上截然相反的作者，足见这一新兴的学术动向体现了一种综合的趋势。在讨论"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的关系之前，可否先介绍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 李：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他们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这些人原是英国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主要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理论，加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媒体理论。所以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英国老派马克思主义阶段和受法国理论影响之后的阶段，但老派马克思主义也好，新的理论也好，我们所谓实践也者无非就是写文章，是实践式的理论。 汪：我看过雷蒙·威廉姆斯的《关键词》(Keywords)、《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一七八○－一九五○)、《长久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他还有哪些重要著作？ 李：还有《城市与乡村》(City and Country)、《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等。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介绍到中国。雷蒙·威廉姆斯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人，他是真正的实践，除了写理论，还写剧本，目的就是想要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结合，可惜在伯明翰的中心成立时就突然死了。他的写作极其扎实，资料详备。像《关键词》这样的书，中国也可以做，如晚清以后流行的各种词汇的追根溯源。 汪：他们的主要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 李：是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很快，他们就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加上一点就是注重消费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都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 汪：也就是说，仅仅像老派马克思主义那样分析经济活动不够了，需要分析所谓文化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不过，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主要限于西方社会的问题；你前面提到黑人学者豪的参加和法国理论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在这个学派内部产生了从文化研究角度对西方之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李：我认为开始时他们并没有这种倾向。豪是受英国教育的黑人，他后来发表过一些著名的演讲，特别说到他的出身和个人生活经验，认为他在英国社会属于化外之民、少数民族，是受歧视的、边缘化的。其实，在西方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不管是老式的，新式的，保守的，革命的，也都是西方中心的，其论述模式以前是西方中心论，现在是西方边缘论，但西方这个话语的中心一以贯之。他们没有办法世界化，而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即把文化理论真正地世界化。 汪：现在我们开始接触到文化理论与地区研究的问题了。不过，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讨论文化理论传播到美国以后的变化，因为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的问题是在美国的语境里产生的。 李：对。这套理论在十年前被介绍到美国来，首先是在美国大学里的媒体理论界、大众传播系研究和运用。五年前在伊利诺大学开了一个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就题名为《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这一理论迅速与美国学界的左翼结合起来，而现在美国学界的左翼与六十年代的左翼已很不同，那时的左翼反越战、搞游行，是行动的一代，而现在的左翼就是搞理论，这个理论与美国社会问题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美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指黑人、老印地安人、西班牙裔和亚裔。而许多人认为亚裔里的中国人越来越正统，是否算少数民族也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文化研究除了与这些主题联系起来以外，最近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后殖民主义问题，这是美国学术界第一次把美国和西方之外的国家的问题作为主要论题。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提出是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直接相关的。 汪：从东方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是很自然的发展。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仍然存在，这大约是后殖民主义的主要论点。 李：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非洲知识分子就已经提出过后殖民主义问题，可是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现在一批印度人提出来了，很快走红。这中间的一个结合点是印度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从事"贱民研究"的是一些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学雷蒙·威廉姆斯，即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要为人民说话。"贱民研究"的论述模式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贱民当然有权说话，但他们究竟怎么说？ 汪：《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所提的问题也十分类似，他是一位印度伊斯兰，受的是英国教育。他一方面批评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另一面指出被压迫民族为摆脱命运的奋斗和报复的标准和方式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拉什迪似乎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矛盾，因为它深刻地扎根于他的西方教养与他的宗教的和民族的认同之中，而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国家和宗教的介入更表明由殖民主义引起的文化冲突至今仍是一个死结。 李：这个死结对于这些在西方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移民心态的死结：身在西方，接受西方教育，却非西方的正统；作为印度人，又远离了印度；这是双重的边缘化。再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内在冲突，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现在争论得很利害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问题。多元文化在美国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的、除了白人文化之外的文化，多元文化理论针对的是美国的所谓大熔炉理论，因为这个大熔炉根本无法熔化，熔化都熔成白人是不行的。多元文化的政治面是值得注意的，从多元文化理论出发来批评主流的政治文化，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义。 汪：多元文化的问题涉及一个多元的人类社会能否形成或找到一种共享的原理。一九九三年七月在芝加哥的"文化协调"(culturalnegotiaton)研讨会上，几位伊斯兰学者之间有很热烈的争论，他们都持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但背景不同，其中就涉及到类似拉什迪的问题。在第二天的会上，查尔斯·泰勒(Char1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等书的作者)的报告的主题是所谓"实践理性"，但他所要解决的就是多元文化条件下人类有没有共处的基础的问题。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些所谓普遍价值如理性的阶级的和西方中心的内含已日益显露，那么，还是否存在共同的道德基础呢？例如，人权是历史经验的产物，还是实践理性的设定？如果只是经验的产物，那么它就没有普遍性可言。查尔斯·泰勒承认道德基础的经验方面，但同时强调"实践理性"在道德伦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为多元社会的道德原理找到先验的基础。然而，对于与会的其它学者来说，查尔斯·泰勒的观点，特别是"实践理性"概念仍然是西方思想的产物；那些相互之间有许多歧异的伊斯兰学者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李：美国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理论受到葛兰西的影响，强调在白人中心的社会里，少数民族必需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如何反抗众说不一，用阶级斗争的形式，民主运动的形式，还是理论反抗的形式？在美国的大学里，衡量一个人是否激进，反抗是一个标准。但仅仅是反抗却无法形成对话。最近有一些黑人学者如康乃尔·韦斯特和亨利·路易斯·盖茨提出与白人的对抗可以通过对话来达到目的。他们认为他们是黑人，是少数民族，但同时也是美国的公民。他们赞成"negotiation"。 汪：文化独特性与反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这些激进理论放到中国的语境之下，所起的作用很可能不是激进的。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界的许多人越来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并由此展开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阐释，这与先前主要在中西关系的框架内讨论历史的变革大不相同。连带地，这些学术取向也会引起一些价值判断，例如，自由民主一直是近代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但自由民主又显然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当我们批评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道路的时候，如何在理论上界定作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经验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呢？这是处在本土的学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本土知识分子的保守化是在与西方激进理论相似的理论逻辑中蕴育出来的。从这方面看，本土的经验是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这也就涉及到我们要讨论的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的关系问题。您觉得这一套文化理论对于美国的地区研究格局的改变有些什么作用？或者，地区研究可以对现有的文化研究提供哪些资源，特别是当把"文化研究"理论用于中国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化思想史时，有些什么意义和作用？不过，这些问题说来话长，不妨留到下一次我们找个更充分的时间来讨论。今天的讨论，您介绍了许多理论背景，可以说是下一次讨论的必要准备。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