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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尽量用一个比较轻松地、不拘形式的方式来进行进行今天的讨论。我今天这个题目我要作个解释就是有有两个毛病，一个毛病就是大题小作，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很大的，等一会儿我介绍时大家就知道了。但是我只能在很短的时间作一点很浅近的说明，因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个最近才开始的研究计划，谈不上什么深度的心得，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想在北大这个地方给大家提出一个看法的话可以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另外一个毛病我非常自觉的毛病就是，今天的演讲是虎头蛇尾的。虽然我的演讲是分成三个部分的，但是第一部分呢会讲得比较详细，第二部分也会略为介绍，第三部分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结尾而且也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学术性的论题。这个三个部分的题目也就是三个名词：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关于新诗命名的考察和展望。 先要谈的是，在近年来的欧美文学研究工作者中，他们非常喜欢用的一个理论就是“文学场域”这个理论，伦敦大学的教授贺麦晓是很早就开始介绍这个理论的，并引进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在1996年在莱顿我们开了第一次的我觉得是汉学界就文学场域这个理论为主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从那以后我个人对于这个理论也就非常的感兴趣，我觉得它对于我们研究新诗可能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角度。 我比较欣赏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在研究一个文类或者文体的时候，不但是要顾及文本的分析，也要顾及作者还有文学史的梳理，同时还要顾及到比较大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作者或者作者群他们回应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可以运用的策略，从文学场域这样的一个理论来看就是说，一个作家一旦进入了文坛或者诗坛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的是站在一个位置上的，这个位置他当然希望能越来越提高，希望他的声望可以提高，影响可以提高，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的——这个就很重要，他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运用某些策略在增加他的象征资本，然后呢就进一步可以达到他的愿望。这里面当然很复杂，我不能在一两分钟内解释清楚，但是运用到新诗上对我个人还是很有启发的。 新诗在20世纪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是相当巨大的，我在1990年就提出了一个“新诗边缘化”的问题，我认为“边缘化”是它最根本的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但是这几年来随着文学场域理论的了解，我可以作一点更细腻的分析：很简单地说，新诗面临的双重挑战就外在来说，诗的边缘化，包括社会、教育、文化这几个结构里面的序列的变化。很简单地，政治上，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诗赋从政治领域退位;从文化教育的领域来看，诗教被现代西式教育所取代，传统人文退居科技教育之后;从社会方面来看，诗歌从传统精英分子普遍沟通的媒介，转化成现代文学艺术的一支而已，成为了一种文类，它不见得再是我们普遍的用来人际交往沟通的一种形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它造成的内在的冲击就是说，从内部出发，新诗必须要建立它的主体性，那么这点就是有它负面的一个结果。就正面的来说，新诗它采取的回应还是相当地积极的，相当地正面的。它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新的书写方式(就是我等一会儿要比较详细谈的)、新的诗歌语言。我认为新的诗歌语言——而不只是它的文字，它的书写方式，那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什么是诗歌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才是新的诗歌的语言，等一下我会再谈一下。那么为什么要建立这样新的诗歌语言，因为它下一步就是新的文学典范的建立。也就是在打破了许多旧的东西以后，这个我们都了解也就是五四时期一个精神就是要打破原来的诗歌的传统，要破坏很多东西然后才能建设，下一步就是新文学典范的建立。 与此相关而比较少受到学者注意的就是，新读者群的培养。这一点不仅是诗人群体本身可以做的到的，这点必须要靠教育体制、大众文化、甚至政府的政策等等的推动之下才可能慢慢地培养起来。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其实是新诗比较弱的一点，文学史上我们听到的对新诗的批评好象就是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忧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从新诗一开始过了它那一段非常有活力的时期以后，很多人就开始担忧了。台湾前几年也曾经谈到“诗已经死亡”的这样的观点。 我个人觉得新诗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归纳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基本动力就是一种“不满”，这当然不是指一种表面的或者短暂的情绪，而是指一种很深刻的不满。不满旧有的诗歌传统、不满旧有的文学典范、不满旧有的美学习惯等等，所有的这些不满旧造成了一些实验和创新。那么外在来说，我认为它导致了很深刻得很持续的一种，焦虑感。我觉得新诗无论诗人也好，还是研究者也好，还是关心诗人的读者也好，都有一种焦虑感，也就是一个潜流在那里。由于这个焦虑，我认为导致了三个主题重复的出现在新诗史上，这三个题目就构成了现代汉诗的三个主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个人与群体，这样三个对立的状况——其中当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的，但是中间的那种张力和矛盾一再引发了新诗史上的争议和辩论，在结尾我们会回到这三个问题上来考察在今天以至在未来新诗将怎样处理和面对这三个问题。 新 诗 那么先来谈一下新诗——我题目的第一个问题。 新诗当然，我们对于它早期的历史已经很熟悉了。我认为胡适的“八事”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虽然近年来，听到的常常是关于胡适的批评，包括我们前些天在香山开的关于国际新诗的研讨会，还是听到了许多对胡适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的重要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第一，就诗的语言来说，从文言过渡到白话，从古典书面语过渡到现代口语是他个人非常坚持的——虽然我个人认为，他只牵扯到了文字而没有深入到处理诗歌语言的问题——他虽然提到了一点点，但并没有深入的思考它，这要等到后来的诗人们和研究者去做，这又使诗的语言有了一个基本上的改变。第二，就诗的形式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我们说很多读者不欣赏新诗，因为他们觉得新诗不象诗，其实主要指的是诗的形式。过去人们写古典诗，只要你有了那个形式，没有人能否认那是一首诗，最多只能说那个诗写的不好，但不能说它不是一首诗，只要他用律诗，或者绝句，或者宋词的形式写出来，就不能说它不是一首诗了，形式是先于一切的。但是到了新诗，随着诗人的试验越来越多元，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并不是以形式为主，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必须要探讨诗歌语言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因。既然不是取决于形式，那取决于什么呢?所以很多批评新人就会说，“啊，这就和散文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散文和诗歌之间，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分野，并不是说没有一个灰色地带。譬如散文诗，可以无止境的去辩论说是诗还是散文。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决定它的本质的。最后，说诗的内容，这也是胡适的一大贡献，就是反对用典和套语，反对陈词滥调，而且强调诗歌应该以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表现个人的感受和想象力。 这几点，在今天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了，我不想多去谈它，我想要补充的是，胡适的这个新诗革命，对于台湾也造成很重要的影响，1924年，有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叫做张清荣(音)，他非常欣赏胡适关于白话诗的看法。他在1924年的时候，用张我君(音)的笔名，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这是第一次有知识分子在台湾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旧诗的僵化是一个很要不得的现象。认为旧诗已经沦为了一种文人应酬的形式了。甚至是奉承做官的手段，实际这些做官的，他们是非常奖励旧诗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后来1937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府全面禁用汉语，只准用日语，也就是所谓的“国语”，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日语报纸里的汉诗栏，汉诗栏是可以用汉语继续写作的。中国的古典诗，它有这么辉煌的一个传统和崇高的地位，使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也对它非常的尊重，这点很有趣，可以看出古典诗的势力是非常的大的。张我君带动了台湾的新诗革命，回国以后，也就是回台湾以后，他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光从这个题目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他的那种批评是非常激烈的，引发了新诗和旧诗两派的论战。张我君被大家称为是台湾的胡适，因为他在1925年发表了台湾第一本以汉语写的现代新诗的诗集，叫做《乱都之恋》，这里的乱都指的是北京，是讲他个人的爱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