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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先生一生坎坷多难，却又从不放弃对命运抗争;他并不将自己的人生限制于学院学术，相反，他一生的文化和学术活动开始于对广泛的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社会斗争实践，这种对于当代民族文化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在他后来所从事的文学学术活动中获得多方面的体现。在他看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其他学科一样，它不只是一个学问体系，一个认识论过程，它的学术展开同时是一种由主体参与其中的文化实践;他的文化学术活动兼及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文学内部他又是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入学术研究，因此不仅熔铸了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经验，而且从来就具有兼容古今、涵摄中外、并包雅俗的包容、通达的文学观念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些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集中地体现在《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中。 《贾植芳文集》收录了上述在80年代后已有单行本印行之外的其它各类作品，分创作、翻译、理论和书信日记四卷。其中理论卷选编了贾植芳先生代表性学术论文，除个别篇目写于50年代初外，绝大部分都是复出后的代表性论述，该卷共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及其他”三个专辑。 而《中国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为第二辑中的代表性论文。 1990年10月，75岁的先生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邀请，赴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日本作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先后在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横滨大学、神户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日本大学社会学部和文学部做了题为《我和社会学》、《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六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瞥》、《十年来中国小说之发达》等学术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最重要的题目而讲演多次。同时，古稀之年的贾先生当时正酝酿着回忆录的写作。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和日本之行感受，引发他对于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关系的思考。 回到国内后不久，他很快便在演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撰写成文，并以《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1996年3月，为参加台北召开的“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贾植芳又在该文基础上进行较大修改，并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修改稿，该文不久又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 文章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与海外留学生运动之关系、中日两国交往密切关系和悠久历史、中日现代化的进程的比较等等开阔的视野中，对近现代留日学生在新文学运动中所发生的具体作用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述。全文12000多字，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详尽的事实列举和归纳，在与留学英美而归国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比较中，揭示出几代留日知识分子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他们当中包括鲁迅、郭沫若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是到日本后才从其它专业转而开始文艺运动的;与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大多在政治上比较激进，更注重文艺思想和内容的革新，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大多显得庞杂、混乱而多元，并且多能吸取与20世纪精神相同的现代哲学与文学思潮，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皈依马克思主义并走向革命。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上，对“追求个性自由”和“流亡革命志士”两类留日知识分子进行比较分析，前者通过周作人和郁达夫这一正一反的例子，说明他们是如何从各个不同的专业转向文学运动并由此带来对文艺的唯美追求;后者则勾勒了从梁启超到鲁迅以下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海外生成。同时，又与留学英美知识分子相比较，通过他们在海外的留学环境和归国以后的社会境遇，考察留学所在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他们的社会理想、政治立场、文化态度和文学追求的不同影响。最后，第三部分从历史纵向的角度，逐一罗列了自晚清以来至20世纪晚期的六代中国留日学生及其在文学界的代表，简要分析了他们的留学经历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贾先生虽然没有大部头系统的比较文学论著，但他的一系列论点及其不遗余力的实践努力，不仅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历史中具有突出贡献，许多观点至今对于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他有三个重要的论点不仅为这个学科的开拓起到历史性的作用，也给予从事相关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者以长久的启示。他认为： 1，“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开放与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学的交流。”比较文学之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因为当时欧洲的主要民族文学已经打破了封闭;而其在20世纪的发展，也是因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进入20世纪之后也都开始走向开放与交流(《开放与交流》)。“而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成就，应当以在高等院校开设独立课程、出版专著和发行专门刊物为其标志”(《<比较文学导论>序》); 2，开放与交流同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最鲜明的特征。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微妙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既是对力的，互相排斥的，又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那种旨在破除一切传统陈规的束缚，追求生命深处的创造能力的自觉爆发，那种追求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每一瞬间都充满着创新意义的精神状态，正应合了中国古典经籍中一个十分宝贵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其次，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猛烈地批判封建复古和排外倾向的同时，广泛而只觉地吸取外来的先进文艺思潮和创作流派的情况下，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个我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问题，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开创和建设者们都是从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 3，中国新文学不仅与辉煌悠久的古典文学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重要一元，它并非外国文学被动影响的产物，其独创性价值已经表明它是现代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产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正像我国的古典文学曾经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样，我国的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表现为它曾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潮、理论和文学样式，同时还表现为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一个古老文明在文化上的新生。”(《博采众长，以酿已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 在这一背景下看理解先生的《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就可以体会到，文章论述角度的独特。从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之关系入手，在留学前的出国背景、出国目的、留学所在国的文化环境及其回国后的境遇等多个层面，在留学生主客体互动关系中论述留日学生的个性形成、理想的获得以及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所发挥的具体影响。其次，其论述视野的开阔，一方面将论题置于中日文化交往的整体历史中，另一方面又把它放在近现代整个留学生运动即中外文学的关系整体中，尤其是将留日学生与留学英美的学生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同时，在论述方法和展开方式上，先生不拘于某种流行的理论，虽说所采用的大致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并没有展开详细的创作文本剖析，但即使是简要的述及都十分贴切，尤其是从通俗文学作品(《留东外史》)中引出论述思路，别出新意，举重若轻。最后一点，可能是我们后生学子最难学到手的，就是文章的论题结合了作者自身的留学经历和体验，是作者文化实践与学术一体化的典型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