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九二一年，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十六岁，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四年之间，他沉浸在不可救药的文学梦中，立志成为像亨利·詹姆斯、D.H. 劳伦斯一样的小说家。一九二五年，二十岁的特里林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同时他开始在《国家》（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等激进杂志上发表书评和论文。一九三二年起他被聘为英文系讲师（instructor），经历了一九三六年的解聘风波之后，特里林被称作“哥大英文系最出色的教师”。一九三九年，三十四岁的特里林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一年，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校长亲自任命特里林为助理教授，他破格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校史上第一个犹太人全职教师。在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不到十个短篇小说之后，人到中年的特里林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小说家的名誉，却意外地成为年轻一代美国人的思想导师。再过三十年，特里林成为哥大当时仅有的三名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一九六八年，当哥伦比亚大学因学生造反而被警察关闭时，特里林出任负责重建哥大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一九七四年，特里林从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教席上退休。一年以后，他在哥大的寓所中去世。 三年前，当我收到哥大的录取通知书时，录取材料中有一本新生须知，开头是本校大事记。在近二百五十年的校史中，我读到有关特里林的一条：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哥伦比亚英文系的莱昂纳尔·特里林和他的妻子——作家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将逐渐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这句话，让我莫名其妙地浮想联翩——那时候，我对特里林谈不上有多少了解，读过国内编的现代批评原著读本中通常都会选用的特里林一九四〇年的论文《弗洛伊德与文学》（Freud and Literature），模糊地知道他是一个近年来备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老祖宗）。但这句话中的历史性叙述的语气却奇异地让我感到，有一段已经逝去的明亮、庄重的时光，那是特里林的黄金岁月——而且，那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黄金岁月，也是“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当然，三年前，“纽约知识分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个让我仅能“顾名思义”的名词而已。可就这样，也足够让我想入非非了。大事记里这个条目旁边还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九九四年，两度获得特里林奖金的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教授和戴安娜·特里林在一起；特里林奖金用于奖励哥伦比亚教师所著的“最能体现由特里林教授所建立的思想与学术标准的作品。” 坦白地说，那时候我最后会选择来哥大读书，在许多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无法说清楚的理由当中，有一条多少和特里林有关系。尽管，在上个世纪末，对于一个中国文科学生来说，萨伊德的名气比特里林大多了，但看到萨伊德与特里林夫人并肩而立，我心里想的是，从特里林到萨伊德，那是不是历史中同一条跑道上的两个坐标呢？ 在我心目中，那时候，特里林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那一年八月，我到达纽约，意外地发现自己的邻居是特里林半个世纪以前的学生。她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退休的希腊和拉丁文教授。我和她在楼道里打过几次招呼，每次都觉得她有驻足多说两句话之意，终于有一次，她和颜悦色地说：明——，你是学机械的吗？这可让我有些泄气。但事情原来是，老太太的床腿松动了，她孤身一人，毫无办法，所以看我这个大小伙子在楼道里晃来晃去，早就想“求救”了。我用事实证明，我不是学机械的，因为我笨手笨脚，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活干完。老太太依然赞不绝口，听说我是学文学的，更加来了谈兴。我们说到了四五个现代的著名美国作家——福克纳、费茨杰拉德、卡波蒂、史华兹、塞林格，老太太对我的文学口味表示“欣赏”。然后，话题突然转到了特里林。老太太问我，你知道特里林吗？ 莱昂纳尔·特里林？批评家特里林？ 我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 老太太笑容满面，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他是我的老师。 那天下午，老太太跟我讲了足足一个钟头的特里林：五十年前，哥大虽然还不招收女生，但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哥伦比亚大学的女校）的学生已经可以选修哥大的课程。老太太告诉我，巴纳德的女生是纽约最时髦最漂亮的女孩子，而五十年前巴纳德的女生还要时髦，还要疯狂。那时候，她在巴纳德读书，女生们最喜欢的老师是莱昂纳尔·特里林。她压低嗓音告诉我，大家为了抢先占据教室前排的座位，宁可不吃午饭。还有，现在的女孩子可做不出来的，我们那时，都穿着黑色的、露出整个肩膀的晚礼服，去上特里林的课，就像去赴最隆重的约会。我们在校园里看到特里林的身影，他独自散步，凝神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位天神。一点儿都不夸张，他是我们的天神。他是美国的天神，这个世纪美国真正的一位天神。 二 老太太言辞中的一派深情让我有点感动，不过，我后来发现，像她这样深爱特里林的人大概已经不多了。当我跑到书店里去找特里林的著作时，我发现他的那些影响一时的文学评论集《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全都已经绝版多年了。书店里根本买不到特里林的任何著作。我要等到半年之后，才看到新书架上摆出一本厚厚的特里林散文选《作为有理智的人的道德责任》（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这是目前在书店里唯一能买到的特里林的作品（我手头的另外几本特里林的书，都是我从充满霉味的旧书店里搜罗来的），编者说他之所以来编选这样一本书，理由是他感到特里林的名字和著作从新一代的美国年轻读者眼前消失，那近乎于一种“丑闻”（scandal）。 的确，在过去二十年中，特里林从美国普通读者眼前消失了。平常我跟我的美国同学们提到特里林的名字，他们都很惘然。有一个美国朋友到我家来，看到书架上的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取笑说，聪明还要道德来约束吗？特里林，对于当代的美国人，近乎于nobody（没听过的人）。然而，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特里林也许是对美国当代文化的塑造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个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欧文·豪（Irving Howe）在特里林去世时说过：“除了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以外，莱昂纳尔·特里林是过去几十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美国文学批评家。”但是，显然欧文·豪，甚至爱德蒙·威尔逊，都和特里林一样，正在退出美国普通读者的记忆。“纽约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也正在从美国当代文化的记忆中消退。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三年前发表过一篇关于特里林的文章《最后的大批评家》（The Last Great Critic）。作者概括说：“特里林相信政治需要文学的想象品质，自由主义需要‘多样、或然、复杂和困难’的文学意味。”如果认真地想一想“批评家”这个头衔的意义，我想，确实可以说，特里林是美国最后一位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在他之后，美国的主流批评界中只有理论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书评家。作为批评家，特里林首先面向普通读者写作，凭借没有理论霸权意味的文字，透过他对于文学文本的富有人性情感的分析，来表达他对于人文传统、现代文化、当前政治的观察和思考。批评，对于特里林来说，不是目前占据美国学院研究界的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也不是纯然哲理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更不是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最为流行的报章书评体的媒体写作，而是一种植根于个人的文学经验、面向时代而发言的富有勇气的个体表达。特里林是那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他身在体制之中（终身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却终生反抗体制的束缚；他始终为普通读者写作，相信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让人民能够获得自由思考的权力；他以自己的文字表达来反抗任何一种专制声音（无论来自权力体制，还是来自流行文化；无论来自左派思潮——斯大林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甚至自由主义本身）对思想的禁锢与约束。而他的思想力量的来源，是我们所有现代人都共享的“文学”——包含了我们无数秘密的欢乐与痛苦、冲突与斗争、沉沦与飞越、绝望与希望的“文学”。 对于特里林来说，“文学”中呈现着人类生活最基本也最复杂的道德想象。通过对亨利·詹姆斯、E.M. 福斯特、马克·土温、费茨杰拉德、济慈、华兹华斯、奥斯丁、狄更斯、奥威尔等作家的伟大作品的细致分析和精妙阐发，他追问我们生存中的基本道德问题，善恶的性质与辩证，道德选择中的困难和暧昧，以及社会行为和社会意识中的种种症结的根源。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期，特里林的文学批评具有着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启发信仰与批判力量的功能，如果说有许多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视他为“思想导师”，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批评作品所具有的穿透时代表象的富有启示性的文学想象。在文字的世界中，特里林的魅力来自于他对于文学经验的诚实、亲密的态度，和由此而呈现出来的睿智、丝毫也不放松理智的思想力量。 有一次，我在哥大的课堂上听一位老师讲述五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批评传统时，突然意识到，特里林写作的年代，正是“新批评”流派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学院化的文学研究领域奠定基础的年代。特里林在这样的学院环境中近于“孤军奋战”，老师说，他几乎是当时学院主流批评界唯一拒绝“新批评”方式的重要作家。特里林去世后，“新批评”的文化品格在美国学院中已经烙下深深的印记，文学研究日趋成为静态的充斥术语、结构分析、内向化的特殊领域。继之而崛起的“解构主义”等等一系列的理论流派，更是愈来愈加大了学院文学研究者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隔绝，直到将当代美国大学建筑成为一座“口音变乱”“自说自话”的巴别塔。在新的学院风气之中，特里林变得像一只“史前时代的恐龙”，他太庞大了，因为他与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休戚相关。他的文字成为遗迹，他的思想流落在不断转换的时尚风向中，快速地消失了。特里林和他的时代一起，变成了神话传说。 三 前些时候，我在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Strand旧书店里找到了戴安娜·特里林的《旅途的开始：戴安娜和莱昂纳尔·特里林的婚姻》（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The Marriage of Diana and Lionel Trilling）。这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是一本记录特里林夫妇早年生活和他们那一代纽约知识分子的文学经验的回忆录。 书的开始描述了戴安娜初识特里林的情景：二十年代中期，美国禁酒令依然有效、而私酒买卖风行一时的年代，戴安娜和特里林刚从大学毕业，在曼哈顿中城东部的一家speakeasy中开始了他们的“旅途”。Speakeasy，地下私酒酒吧，特里林那一代“纽约知识分子”聚集的第一个场景。由于私酒质量不佳，特里林和其他年轻的充满文学憧憬的朋友们少饮即醉，然而“醉酒有着戏剧性的意味”，年轻人们满面红光地谈论文学以及社会正义的问题。私酒业成就了纽约的黑社会匪帮（想一想《美国往事》里的故事吧），但也成就了一个思想上的“匪帮”——“纽约知识分子”群体。Speakeasy，现在当然没有了，但这种充满禁忌性质的酒吧，让我充满遐想：思想的自由表达，在这样一种非法的地下场所，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特里林和他的许多朋友们，那时候也就是二十出头吧，他们在年少轻狂的恣意胡闹中想象自己成为未来的文化英雄。 特里林那一代的“纽约知识分子”，严格地说，是一战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与参加过大战的海明威那一代人不同。用戴安娜的话来说，海明威他们亲历过死亡的威胁，这使两代人虽然年龄仅差几岁，但气质与追求却判然有别。海明威的一代，是骨子里的颓废，是看清世事以后的绝望，他们是真正的“波西米亚人”，社会体制与他们完全无关，他们走入世界，是一个个丝毫也不妥协的“自我”。而特里林的一代人，却是在思想和文字中长大的一代，他们最初是用文学想象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他们好争论，但也容易放弃，他们没有庞大的“自我”。戴安娜评价说，当时在私酒酒吧里醉倒的年轻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抵制任何一种已经被社会接受的观念，抵制任何一种由顺从和媚俗而生的理智退化，但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思想主张。并且，与后来的左翼思潮影响下的一代不同，特里林他们并不看重“权力”，对于他们来说，理智不意味着通向权力的道路，而且他们那时候天真地认为：思想是距离权力最遥远的事物（特里林后来在经历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后改变了这个看法），是一个纯净的“地下”世界，是一个让他们可以从容斗智的愉快的世界。 海明威的一代和接下来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为代表的左翼青年在生活世界中都更加自由奔放，敢想敢做，戴安娜多次在自传中提到，麦卡锡从大学毕业后，每天都和不同的男人过夜。当然，麦卡锡的一代也更热衷于参加共产革命，致力于用社会斗争来推翻腐朽的美国帝国主义。而特里林的一代虽然频频出现在私酒酒吧中，却多数在日常生活里循规蹈矩，他们的反抗仅仅局限在思想和文字的层面。我想，特里林其实属于一战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一代文学青年，他们的偶像是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他们坚信文学的价值高于行动，他们从文学的世界中开始经历人生，他们是企图依据文学的想象来为世界建立秩序。 四 爱德蒙·威尔逊也是属于大战的一代人，二十年代末，他已经是美国文学界的一个名人了，同时他也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较为年长的一位核心人物。当特里林夫妇新婚不久，搬入格林尼治村的一个公寓楼房时，特里林很高兴地发现街对面是威尔逊的公寓，每天走出地铁车站，他可以看到威尔逊在伏案写作。威尔逊正在写作的，是陆续发表在《新共和》杂志、后来被结集为《阿克塞尔的城堡》（Axel’s Castle）的一组研究现代主义作家的论文。威尔逊比特里林年长十岁，几年之后，威尔逊建议特里林把马修·阿诺德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再后来，也是威尔逊在特里林自费出版《马修·阿诺德》一书之后撰文对他的批评才能大加赞扬。 在特里林开始写作之初，他大概是以威尔逊作为榜样的，然而，最终他却成为和威尔逊非常不同的作家。威尔逊更加符合“文人”的理想标准，他不进入任何社会体制，终生都是自由作家；他积极介入美国的社会运动，在三十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对斯大林主义大加批判；他真正著作等身，几乎每天都给报刊杂志写文章，几乎每隔两年就出版一部厚厚的批评文选，他的评论对象从文学到思想，从社会现象到政治观点，可以说包罗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他每隔十年精选出一本的文集系列后来被称作“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的编年史”。而特里林只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像威尔逊那样大量发表书评、随笔、社会评论。这些文章，特里林生前从未把它们收入到文集之中（后来戴安娜也仅是整理出版了一小部分），戴安娜在回忆录中只是说，特里林很不看重自己的早年习作，我猜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特里林后来改变了事业的发展方向：不再写社会批评，而专注于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而这种改变与哥伦比亚大学这个“体制”不无关系。 从本科高年级开始，特里林开始给一家犹太期刊《烛台》（Menorah Journal）写书评和随笔，三十年代初期，他定期为《国家》《新共和》等杂志撰写专栏文章。然而，在这些年月当中，特里林几乎一字未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当然导致了他的导师和哥大英文系的不满。一九三六年春天，学校突然决定将特里林解聘（甚至进一步要取消他的博士生资格），理由是“特里林作为一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私立学校必定会感到不快乐”。 戴安娜在特里林去世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莱昂纳尔·特里林：一个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Lionel Trilling: A Jew at Columbia）来描述这个事件，并在一九八五年把特里林在此过程中的日记整理出来，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五十周年专号上。可想而知，戴安娜很看重这个事件对特里林人生道路的影响，在她的长篇回忆录中，有关这个事件的叙述也占了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戴安娜把特里林的解聘主要看作是由哥伦比亚校方对特里林的种族与政治歧视所致。不过除此以外，我可以想象得出，在特里林的老师眼中，他该是一个多么不务正业的学生。 我相信戴安娜的话，这件事对于特里林，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特里林的解决方式表明了他的人生选择。特里林当时已经是一个成绩卓著的批评家，如果他离开哥伦比亚，大概也可以像威尔逊一样，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拼死力争，去与学校当局一个一个对证，逼迫他们承认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从来没有渎职，逼迫他们认可他撰写批评文章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教学工作，最后逼迫他们坦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所标榜自由的高等学府，不应该对一个教员的政治见解和犹太出身存有偏见。我从特里林的日记中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压力，他几乎濒临崩溃，视每一次辩驳如一次战役。然而，最终学校屈服了，有的资深教授——如特里林大学时代的老师马可·范道伦（Mark Van Doren）甚至出面作证说，特里林是近年来哥大英文系最出色的年轻教师。特里林得以延长一年的讲师资格，但校方要求他尽快完成博士论文。 特里林作出了他的选择：他留在了高校体制之内，而没有像许多同代“纽约知识分子”那样成为自由职业者。他在两年后完成博士论文，论文出版后，好评不断——当时英国批评界的领袖穆里（John Middleton Murry）甚至撰文说，他为这本迄今为止最优秀的阿诺德研究著作出自美国人之手而感到羞耻。最终，这本书引起了巴特勒校长的重视。巴特勒是对哥伦比亚的现代转型贡献最大的一任校长，他野心勃勃，要把哥大建成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大学。而且和他的继任艾森豪威尔校长一样，巴特勒希望依据一所大学来改造社会，私心里更想从哥大校长的位子过渡到美国总统。巴特勒校长毫无保留地赞扬特里林的才能，这使特里林终于得到了在哥大的永久教职。 然而，特里林究竟为什么要拼死力争，一定要留在哥大（留在一个甚至对他不无敌意的体制中）？这个令许多特里林的仰慕者和敌对者都同样感到费解的选择，我想，除了生存方式的选择之外（特里林夫妇或许依旧对大萧条的突然降临心有余悸），至少有两个文化上的理由。首先，自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长期讲授经典作品阅读课程Literature Humanities，一以贯之地引导学生阅读、讨论自荷马直到弗洛伊德的一系列经典作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不再把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看作与传统断裂的一代，而是视他们的写作为传统人文主义的富有活力的延续。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承受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教学工作，对于他思想的内核——对人文主义的自觉承担和思辨性的阐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也可以说是为他的批评工作提供了一个支撑性的价值体系。这或许也是后来论者将特里林看作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他对人文传统的现代阐释首先建立在他对经典文学的道德与艺术双重认同之上，而这种认同是由大学教育体制来加以保障的——即便作为个例的哥伦比亚大学也许引发一些不愉快的经验，但大学教育体制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经验的存在，却是特里林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其次，特里林的选择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文学之间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哥大的文学教授的职位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岗位，他犹如在嘈杂的社会思潮中认清了本来的自我，他此后的工作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统一性——以文学的想象来克服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偏颇，以激进（或保守）的文学思辨来取代政治上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之后，特里林逐渐变成为一个深刻、复杂的文学研究家和思想家。戴安娜说，在续聘风波之后的几年间，特里林的写作风格突然出现巨大转变，特里林独特的文体逐渐形成。事实上，此后，他并没有中止给激进杂志写文章，一九三七年《党派评论》全面改版（一九三八年，进而改名为：《党派评论——文学与马克思主义季刊》），他成为这个著名的左翼杂志最为忠实的作者之一，就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同时，他还同时给《党派评论》写了大量批评文章。然而，他却基本上不再写作社会政治评论，不再像威尔逊那样写“杂文”或时政随笔，而是致力于写作融合文学文本分析和社会思想批判为一体的“文学评论”。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来书写世界，表达也更为复杂、深邃，而且更为准确、优美。 可以说特里林在此之后基本上从广泛、直接的社会批评范围退回到了文学研究的专业领域，但也同时逐渐培养出了从文学传统与文化体制内部更加敏锐地观察社会、分析文化现象的思想习惯。并且，特里林留在体制内部，担任大学教授，并没有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他的文学评论作品远非像今日许多学院论文那样“高深莫测”“远离尘嚣”，他的学术构建与美国当代社会生活依旧息息相关，他的批评透过文学文本（即便是荷马、莎士比亚）切入的依旧是活生生的道德、伦理与社会问题。顺便再说一句：最为令人感佩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特里林仍可以用未经“行话”污染（所谓jargon free）的批评语言写作，这种实际上可以为无论专家或普通读者皆可接受的写作在今天的美国学界已经成为凤毛麟角。 从四十年代开始，特里林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建构社会批判的资源，比如他由对福斯特（E.M. Foster）小说的文化政治问题的研究出发，形成了在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同时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思想倾向。他关于福斯特的研究，进一步导致了他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文学论文，后来结集为《自由的想象》——这一标题就取自《福斯特》一书的导言的题目。他很清楚地在《自由的想象》的序言中说明，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文学研究论文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检讨，他说，他写的都是文学论文，而非政治论文，但他希望能以文学来克服当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的偏狭、专制和简化的方面。后来，有很多美国当代作家和理论家都说，《自由的想象》使五十年代的青年从当时美国的反共政治环境中得到解放（语出戴安娜的回忆录）。 特里林选择留在学院体制之内，从另一个更为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特里林拒绝把反抗的声音撤出到体制之外，而是让这种反抗的声音不断透过体制的外壳传出。六十年代中期，特里林出版了他的名著《超越文化》，其中他提出从大文化体制内部产生具有批判性的“敌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因素的观点，但同时也提出要不断警惕这些新生的“敌对文化”因素可能与体制构成的共谋关系。我在哥大修读一门文学理论课程时，先后读到特里林《超越文化》的序言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在法兰西学院作的著名讲演。两个思想家都指出了现代知识与权力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个人的结论惊人相似，特里林谈到的“敌对文化”的颠覆性（subversive）因素，与福柯所说的被奴役的知识的暴动（insurrection of subjugated knowledge）有着逻辑上的并行性，但更重要的是，福柯认为必须要警惕被奴役的知识的暴动可能会不断地被权力/知识体系所重新整合，而特里林也认为“敌对文化”随时都会被强大的主流文化体制收编。今天的读者也许非常熟悉福柯的结论，但很少有人知道特里林在将近十年前——在对福柯一代思想家影响深远的六八年学潮爆发之前，就表述了基本相同的论点。福柯的思路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们对于现代知识传统的解构性反思，而特里林在一九六五年，走在时代的前面，写作了《超越文化》一书，事实上开创了美国“文化研究”的思想路向。 特里林在一九三六年之后的思想发展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转逆。在“纽约知识分子”中，他较早地对斯大林主义发生幻灭（尽管他在一九三六年向学校当局坚持说，他有保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同时尽管对于托洛斯基抱有同情，却并未像大多数左翼作家和批评家那样转而变成“托派”。十多年以后，当反共思潮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时，特里林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变成了反共人士，但他却坚持了一种反对反共（anti-anti-Communist）的立场，并不断撰文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缺陷。人文主义传统给与他一种超越现实政治问题的保守（有时看来却颇为激进）的视野，而在他漫长的教书、写作生活中，从保守的积极意义上来说，他企图坚持的是一条既反左倾、又反右翼——同时也反对自由主义的滥用，身在体制、却时时警惕体制束缚的困难的道路。这当然也证明了，那个当年在私酒酒吧里幻想着文学与革命的乌托邦的青年人，变得“世故”了。在漫长的教书、写作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对于思想和现实世界、文化反抗和权力体制之间更为辩证、也更为复杂的认识。 五 一九七〇年，特里林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诺顿文学讲座，讲座后来整理为《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其中历史地考察了“真诚”（sincerity）和“真实”（authenticity）这两种看来相似而实际非常不同的道德想象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与思想的关键性影响。这是特里林一生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一部在美国批评史上的承前启后之作，特别是其中所探讨的在表现领域中的真实概念（authenticity），即将成为大西洋两岸新一代思想家的批评伦理的建构起点。此时，特里林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当他在一九七一年应邀到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去发表回顾性的演讲时，他被人称作“我们时代最优秀的批评家”。然而，当听到这样的赞誉时，特里林的心里却有些难过；戴安娜在回忆录中说，特里林难过的是，他在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已经永远地丧失了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可能。 让我们重新回到特里林的大学岁月，那时候，他梦想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而绝不是一个批评家。十九岁时，他第一次发表作品，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后来的五六年中，他一直在写作和发表短篇小说。戴安娜和他相识后，问他，既然要做一个小说家，为什么还要读博士。特里林说，我们时代里的小说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一个作家必须同时也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对历史和哲学有深入研究的人。 然而，很显然，特里林在进入到三十年代后，终止了小说的写作，他越来越多地写作评论，直到完成关于马修·阿诺德的研究专著。不过，他并没有死心，到了四十年代初期，从他完成青年时期的最后一篇小说起，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他又重新计划写作小说——长篇小说。他非常痛苦地写着，先后有两三个长篇的计划失败，然而，到了一九四六年，他突然静静地开始写一部作品，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前向戴安娜宣布他的计划，但是没过多久，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后一部）：《途中》（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 在这部作品中，他原计划写托洛斯基的遇刺事件，结果却写成了一部关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小说，写的是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从信仰到幻灭的精神旅程。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特里林青年时代的友人Whittaker Chambers，特里林敬重这个三十年代中期活跃在纽约社会生活中的共产党员，但显然不同意他的政治见解。这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小说”，小说中的内在思路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然而，这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怀旧情绪的作品。已经临近中年的特里林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那些满怀憧憬和向往的天真岁月。 尽管《途中》被后来的批评家认可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一部经典，特里林却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或者说，他没有感到满足。然而，此后他却再未能成功地完成任何小说创作。一九六一年，海明威自杀。第二天，特里林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的心境：震惊，巨大的难以慰籍的伤心。戴安娜解释他的心情，说，因为海明威代表了他毕生梦寐以求而从未达到过的人生境地。在美国现代作家中，特里林并不特别欣赏海明威的作品，但海明威所经历的却无疑是最典型的“作家的一生”。一九三三年，特里林读到海明威在酒醉之后草草写下的一封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封满口胡言、疯狂的信，毫无尊严地自我暴露，无法无天，孩子气，但它所代表的生活却比我所有可能过的任何生活都要更美好。 戴安娜的回忆录第一次清楚地描述了特里林因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而到死都忧伤不已的心境。戴安娜认为，对于特里林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思想家的一生来说，他始终没有放弃的“作家梦”，不仅构成了他思想的一个黑暗的方面，而且也铸造了他的思想的重要特征。特里林梦想中的作家生活，如果可以用海明威作为其代表的话，那是一个与他本人宁静无事的学院生活完全相反的世界。那是一个完全凭借感性而非理智生活的世界，那是一个无视任何传统规范、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欢乐和痛苦的世界。 一九四〇年，特里林在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默默地研究多年之后，写作了《弗洛伊德与文学》一文。这是英美批评界第一次严肃地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学院中，是一件冒大不韪之举（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当时美国主流大学眼中的“洪水猛兽”）。特里林试图说明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弗洛伊德的全部主张，正与作家、艺术家们对弗氏理论的利用相反，不在于宣扬“性本能”的作用，而是为了用理性来节制本能，以“现实原则”来压制“唯乐原则”，以自我的成长来克服本我的黑暗势力。特里林的结论则是，如此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目的是艺术创作的大敌，但在效果上，弗洛伊德却打开了无意识的黑暗大门，投亮于无意识世界的幽深所在和那种深不见底的人性黑暗，使艺术家所面对的世界更加复杂。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特里林的“批评”理性有效地制约了他的“创作”本能。他自己的写作（即便是他的小说）从未有意识地打开过那道黑暗的大门。他只是在内心深处，让自己的文学梦想生长成一个秘密的所在，在他有生之年，他从未让这种忧伤和遗憾公开流露出来。也许只有戴安娜深切地理解特里林的文学梦，她在特里林去世二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说，我宁可希望他有一千个情妇，让他从自我禁锢中得到解放。 但即便如此，我猜想特里林也不会成为像他的朋友德尔莫·史华慈（Delmore Schwartz）那样沉浸在狂想之中的、或是海明威那样“无法无天”的作家。非理性的世界对于特里林有着长久的诱惑力，但是他自身的工作却正与弗洛伊德相同：以理智来节制本能，以构造自我来压抑本我的破坏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特里林对文学创作理想的刻骨怀念，而对于他本人的文学观察和评说发生了复杂的影响。要知道，对于文学困难性和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和表达，是特里林的文体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文体特点或许正是来自于特里林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憧憬和创伤经验。这种文学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连接着认识、表达世界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存有着政治观念和理论分析所不能涵盖的曲折和幽暗的内容，特里林小心翼翼地用同样复杂（甚至暧昧）的文字去触摸，而从来不愿用一些简化的理论去规约。对他来说，理念与行动上的解决从来不等于消解了生活世界的复杂，而往往只是对于它的简单取消，而特里林终其一生的努力，恰恰是坚持去面对它、理解它、并试图表述它。因此也可以说，特里林的工作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创作性的）。理解了特里林对小说写作的迷恋，或许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特里林的写作，是直面、描述、挑战我们生活世界中那些复杂与困难方面的文学写作，这种工作当然也包含了对于自我的不断反省、否定与不断的探寻——而这，也正是文学经验的核心所在。 2003年7月8日写于纽约 写作这篇文章所依据的参考材料除了Diana Trill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The Marriage of Diana an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1993)，主要是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在七十年代后期印行的十二卷的统一版《特里林作品集》(The Works of Lionel Trilling: Uniform Edition)，包括长篇小说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 (1947)，短篇小说集Of This Time, Of That Place, and Other Stories (1979)，论著Matthew Arnold (1939) 与E.M. Forster (1943)，论文集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The Opposing Self (1955)，A Gathering of Fugitives (1956)，Beyond Culture (1965)，最后一部著作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1972) ，以及在他去世之后，戴安娜·特里林编选的三部集子Prefaces to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1979), The Last Decade (1979) 和Speaking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