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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教授的新作《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经过4年时间的"艰难"写作，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的。虽然其主要的思想路径和对于具体个案的精彩分析，笔者在平时与他的谈话中就已经有所了解，其中的大部分篇章在3年前初稿形成时即已拜读。但我在拿到这本完整的著作后，仍有一股重读的冲动，而且，一旦展开，便一口气读了下来，读完后的感受是，与初稿相比，这部论稿的思路更加完整、成熟，表述也更趋清晰，我不仅感到十分过瘾，而且还引发了许多思考。 在导论部分，作者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论述对象加以限定，声明他所讨论的是"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意识"，从而与通常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中的文学关系研究划清界线，这是论著的一个明显的特点。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位学者都已对此做出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作者在理论上的重要创新，这在80年代以来大量从中外文学关系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学术论著中独树一帜。陈思和特别强调了其消解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影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指出该书通过对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和论述的展开，整合了其与世界格局下各种现代意识的平等对话的历史，使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不再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接受体或派生物，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并将这一理论建树通过精彩的个案研究得以具体呈现。王晓明则指出论著最大的优点，是能够站在对"全球化"问题的较为透彻的分析立场上，摒弃通常所使用的"冲击--反映"模式，从文学的角度，描绘出了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而产生的现代中国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 但是，正如作者同时指出的，他并不排斥对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事实研究，相反正是在从前者开始，并充分利用其成果。也就是说，尽管作者标举自己的论题是"中国文学研究"，但他并不排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角，事实上，作者在90年代开始的"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他只是对那种单纯以文学交往历史的梳理为目的，甚至以单向的出口--进口的文化和文学贸易关系为己任的狭隘"文学关系研究"的价值有限性予以充分的揭示，这也是他前一阶段研究中所积累之思想困惑的表现和对其所做出的"微弱反抗"的延续和深入(见作者后记)。自陈思和先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命题(1)以来，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界的热烈反响，新颖兄的论题选择及其进展正是在陈思和先生的直接启发下展开的，同时又融入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具体、深化和拓展了陈思和先生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因此，本文的分析将结合"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展开。 因此，如果没有违背作者意愿的话，我仍然想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角度，说说这部著作的对于比较文学的学术创新意义。 还是从导论说起。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为题的导论部分，申述了全书的论述思路，特别指出其所探讨的是"中国文学的问题"，是"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映"。这就首先表明，作者在该书中企图回答的问题和针对的焦点，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即中国现代意识从何而来，进而推及中国现代文学从何而来。尽管作者也充分考虑了其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素，但他并不像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所坚信的那样，对这种外来影响的性质、过程及其后果有一个先在的定论(2)，而是作为展开论述、进行辨析的前提和条件，并且只是诸种前提之一加以考虑。换句话说，于张新颖而言，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纳入世界性视野，并不一定意味着采用已有的世界性标准，相反，首先应该质疑已经存在的，并被作为前提的那种"世界性标准"，这就表明，他不是把某个标准看作既有的东西，而是视为在研究过程中被不断展开、不断建构、不断描述的东西，同时也是在他自己的论述中还没有抵达，没有成型，可能将要出现，并不断接近的东西。总之，它是论述和研究的结论而不是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先在的结论，都是可疑的。包括"走向世界文学"(3)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产生的"这样的命题在内，后者如果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描述，一个特称判断，对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必要条件的陈述，则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作为全称判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充要条件，则隐含着重大的片面性。而张新颖首先声明自己的研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是力图揭示：一方面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不可忽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也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现代文学成因的全部，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时，作者也声明自己的"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意识"研究不可含混为"中国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意识"，这只是以西方文学的标准(后来似乎顺理成章地演化为世界文学的标准)在中国文学中寻找它的对应物、相似物，更多的是一种削足适履行为。在划清界限的过程中，作者确定了自己的分析立场，并逐渐展开自己的思路。 其实，正如在《后记》所说明的那样，作者标举的是"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意识"，但真正触发其学术思路的则是"中国现代主体"。意识不可能凭空存在，它必须由具体的主体来承担。作者引出中国现代主体，作为现代意识的承担者，首先表明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即着眼于中国现代主体的生成、确立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中国现代主体意识的创造性及其成果。现代意识的生成，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创造性活力，在于具有严复所说的“积极之勇气”(4)，主体的确立和发展，都需要这种积极的勇气，他必须应对自身的真实文化处境，只有对现代中国语境发生意义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批判，才对中国现实处境发生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建设及其思想资源并非只能来自西方或主要依赖于西方，不然就与"现代意识"本身的内涵已经形成至大悖论。在这里，张新颖强调了基于这种中国主体的自觉对现代设计的偏离、反省和抗争的意义，强调了具有本根性的、受外来思潮的触发的主体创造性，对于在中西文化交往的大潮中，尤其是在西方文化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和主导话语的时候，知识分子在外来新奇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的可能保持高度警惕。而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化的特殊性恰恰是：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文化潮流，在民族压迫下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相应的对于现代主义文化的追求也成为一种潮流，其间的矛盾和冲突则往往被忽略或者淡化。因此，在特定的情景下，恰恰是对这种"潮流"的反动是最富于“现代意识”的。 我认为，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叙述中对中国主体性的强调和凸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它不是那种在中外文化和文学影响研究中，居于"中国主体接受西方影响"意义上对主体作用的肯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讨论中，有些学者针对陈思和先生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挑战性观点，认为这样的挑战只对传统的影响研究有效，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只不过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行为中没有很好地"落实"而已，因为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对接受方主体性的肯定，已经被新的"影响--接受"研究方法纳入学术视野。但是，这种对主体性的肯定仍然是有限的，其有限性不仅体现为命题的提出出自西方强势文化的立场——我并不一概否认学术研究对学者文化身份的超越性可能，不然，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之间的交流—— 但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变革必须基于新的认知，而对文化处境的认知必须首先由主体自身来承担，只有在对主体自身各种文化压力和内在冲突的感悟中，在对切身处境的阐释中，才能确立新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激发文化的创新机制，而在根本上不是由外在主体所"激发"(如果这种"激发"不是基于主体自身的切身体验的感悟，就会方便地被主体所同化和归顺)，更不是可以"给予"的。因此，简单地承认"影响--接受"研究对接受主体的容纳，便很容易忽略文化和文学主体性的关键所在，也很难真正说清现代文学的创新机制，正像指出了鲁迅小说的外来影响，即使考虑到接受主体对影响源的改造变形，还是难于揭示其文学创新意义，也就难于真正说明其世界性因素一样。因为这种"影响——接受"理论，仍然建立在文学现代性的西方标准前提之下，只不过顾及到中国主体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照搬硬套，而是加入了接受主体的因素，从而导致学习中的发挥，引进中的变形和影响中的创造，在这种前提下，尽管也不排除主体的创造性因素，但因此很难突破接受外来影响的前提笼罩，特别是当这种研究配合了中国现代化的外来动力论——即认为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才开始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对这种文化主体性有限肯定往往又会轻易地被压制、淡化，或者流于空洞抽象的肯定。而张新颖对现代意识主体性的强调则与之不同，虽然他并不否定影响过程中的变形因素及其主体性作用，就象他并不否认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存在着诸多影响事实一样。 既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应的自然就有"西方现代意识"作为论述的参照。不过，作者充分估计到西方现代意识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具体性，它不仅具有复杂的地理分布，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构成复杂，与外部关系也非简单的对立和隔绝。以此为参照，与中国现代意识相对应、比较，就只能做出一定程度的抽象。因此，张新颖对"现代意识"做出这样的限定：它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追求现代性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表述的质疑、反省和批判，是时代进程中的不和谐音和无组织的捣乱行为;同时，它与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追求又是相伴相生的，在压制、批判和破坏的同时又接受和溺爱它的许多方面，总之，它是在动态的展开过程中维持着一种紧张性的历史平衡。这里，作者已经引出了与"现代意识"相关的"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等三个概念，并将它们与"现代意识"做出了区分。普遍性的现代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抽象，但过度的抽象，往往导致对具体性的忽略，而研究中国主体是具体的，不能在抽象的西方现代意识与抽象的中国文化呈现之间展开研究(双重抽象)。这种具体性有文化时空场景的因素，也有中西不同情境中的"对象"差异，即同样的文化意识、态度和事件，在中国文化处境中是一种现代性因素或者是它的某个侧面，但在西方则很可能不是，甚至恰恰是现代性所抛弃的东西。而这种对中国现代意识的复杂性的足够重视和辨析，正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正文部分的具体展开。 论著正文部分的9个章节，就是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的9个个案，具体分析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和呈现方式。这些个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探讨章太炎、王国维、鲁迅、张爱玲、胡风——路翎、沈从文等七位作家或理论家个体内部现代意识的形成及其张力(见该书第一、二、三、六、七、九章)，对这些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在文化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思想困惑和矛盾的揭示，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感悟和批评才能。对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意义辨析，对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简历的分析，对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从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分裂的演变过程的揭示，对张爱玲的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意识的独到理解，对胡风与路翎的把现代搏斗经验深化到语言搏斗的复杂过程中来的探索、历险、挣扎、痛苦的欢乐之意义的阐释，都新意迭出，更出乎通常所见的是，他甚至通过对40年代沈从文的分析，在其鲜明的乡土意识中发现"现代意识"，指出在其个人命运中，可以见出现代性设计的大方案对个人命运的无情挤压，同时可见个人自主选择的艰难抗争。因为立足于这种现代意识的中国主体性和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且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意义的基本特征，从更加根本的方向上思考问题，因此在张新颖看来，从王国维的不堪承担自由的自杀到沈从文的疯狂，都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具体体现。另一类个案是以文学思潮或作家群体为对象，揭示现代意识的多种呈现方式，它们是："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从20年代到抗战前夕"、"都市的感言和现代意识的''病之花''--20年代后半期上海的都市文学"和"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分别见第四、五、八章)，特别是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论述，作者否定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既认为现代主义的学院的产物，是学院相对封闭的空间才保证和促成了现代主义创作的繁盛，相反通过分析指出，正是经历了战争，在全民族的灾难和单个人的精神磨难之间，在共同的压力下和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之间，在异域的文学启迪和中国自身的现实境遇之间，崛起了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它是现实意识深入到文学内部的产物，是文学发展自身要求的结果，进而提出在对中国现代意识状况的考察中，应充分考虑种种具体复杂情形，充分考虑现实的复杂性、人的现实意识的复杂性和现实转化入文学的复杂性。这种对复杂性和具体性的强调，对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影响的警惕，无疑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有着普遍意义。 作为附录的《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一文也可以归入此类，但从早年的中外文学影响研究到"中国现代意识"的探讨，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学术思路的深入和转型。这种转型同样显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的尊重，他本来的设想和一般所见的中外文学研究一样，是企图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描述成一个具有完整过程的整体，就像一个生命一样，来描述他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但在作者随后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则逐渐得出了一系列富于独创性的，对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状况的基本看法，不惴重复，可以概括为这样三点：一，所谓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意识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构成复杂，与外部关系也非简单的对立和隔绝。二，其思想资源并非只能来自西方或主要依赖于西方，相反，它主要是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映。 三，中国现代意识是不断发生，甚少发展和不成系统的存在。它在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但不一定就在后来的时间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许多线索在若干年后还要重新来过;后来者的水准和高度不一定就超过先行者，它散乱地出现，不可能有一个自足的系统。因此，如果坚持以西方现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来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要么是主观的拼凑，要么就是将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转化为时间进化程度上的先后疾缓，从而进一步强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强化文化和文学之间的等级关系，并在价值上否定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或者现代意识在文学中的存在。 现在，从新颖对这一课题研究中的转型和进展，再回到陈思和先生所倡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上。其实，我在陈思和先生从早年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到提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探讨中，同样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学术思路转变，这里的“影响”和传承关系当然不用隐讳，但新颖无疑别开一个生面，使陈先生的提倡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也提供了一套有相当说服力的阐释。若从比较文学研究对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拓展和学科融通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型似乎是一种退却。这种看法在有关“世界性因素”的争论中也不时听到，比如，有些学者尽管对其在中外文学关系中强调中国主体的意图表示肯定，但又表明他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只是站在中国文学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言下之意，虽不是指其学术眼光不够开阔，但至少表明两者间的观点分歧来自于学科立场的不同，因而难以形成真正的对话。 果然，其间因学科背景和个人学术积累的不同和学术立场的差异是存在的，但这仅仅是不同而已吗?照类似分析的思路，似乎还有立场之间的等级差异，即似乎比较文学的立场更带有超越性，更高远，更涉及文学的普遍性。但问题是，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否类似于哲学与具体学科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在具体的研究中是怎样获得，又是怎样体现呢?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实践一定能够获得天然的超越性吗?这种超越性是先于研究实践还是在研究的过程才获得体现? 张新颖通过“中国现代意识”和“中国现代主体”这两个概念的确立，并通过对具体个案的精彩论述，揭示了中国现代意识的基本特征，即在渊源上，它当然应该而且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更是从自身的处境中生成;在文化价值的体现上，它必须对主体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意义。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构成意义的文化创造才有可能具备世界性因素;只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形成反省、批判的现代意识(及其艺术表现)才具备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具体情形同样千差万别)，正是现代化后发国家现代性的缩影。 文化、思想的各种要素、理念、观点和学说，只有在具体的文化构成中，在主体的建构与坚持中，在主客体的对立、批判、冲突的张力活动中，才产生意义。而且，其意义也不是(至少远不仅仅是)其组成要素本身，而是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于整体性文化功能的体现，具体的观念学说，在文化体系及其历史流变中往往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它被什么人接受，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在何种语境之下使用，其文化功能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别。着眼于中国问题，反复强调论述的中国语境，看似一种视野的收缩，其实是以退为进。试想，假如真正切实揭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发生、展开、演变及其特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意识对中国语境下的意义，世界性意义不也就在体现其中了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新颖兄的论著，是到目前为止对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最好体现和展开。 注释： 1，参见《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至2001年第4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专栏。 2，这种观点较为普遍，随手就有一个例子，吕周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一文，开篇即以此为论述前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异质全新的文学模式，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认为对"如何接受影响的问题"，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四期。 3，见曾小逸《论世界文学的时代》，此文为其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参与该书的总体构思、选题和写作的成员，都是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界的著名学者，虽然未必每一位学者都完全赞同曾小逸的观点，但大致还是表明了他们的共识，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影响所及，至今不绝。 4，见《严几道晚年思想(严几道与熊纯如手札)》，转引张著第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