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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很长，网页无法呈现，请点击这里下载Word完整版阅读。 《诗经》在17、18世纪英国的流传 The Shijing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及歷史系 张万民 摘要：本文以17、18世纪欧洲人如何开始认识中国儒家典籍为背景，考察了《诗经》在当时欧洲的传播，特别是《诗经》在英国的流传，以此透视出中国典籍在西方文化流传初期的具体面貌与曲折过程。 主题词：诗经 英国 17世纪 18世纪 一、16世纪以前英国人的中国知识 英国汉学家裕尔(Sir Henry Yule，1820—1889)在其经典着作《古代中国闻见录》中说：“到了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地为欧洲所瞭解，他们称其为契丹(Cathay)——这个名称虽然特指中国北部，但它逐渐成为一个更宽泛的称唿。” 裕尔所说的“蒙古时代”，即是指蒙古人崛起、横扫欧洲的13世纪。 所谓到了13世纪以后“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地为欧洲所瞭解”，有一定的合理性。在13世纪蒙古骑兵蹂躏欧洲之前，西欧与中国的贸易中断许久，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对于“塞裡斯”(Seres)、“支那”(Sinae)的朦胧印象都已经渐渐湮没。蒙古人的入侵，重新激起了欧洲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故国的兴趣。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195—1254)在法国的里昂会议上，与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与多明我会士(Dominicans)商议，希望派人出使蒙古汗廷，劝说蒙古人信奉基督教，并希望联合蒙古人一致对抗阿拉伯人。于是教皇派出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等人。 此后，罗马教廷和欧洲王公陆续向蒙古人派出使节，旅行家和商人也接踵前往东方。 在这些远涉亚洲腹地的教士中，最有影响的是两位方济各会的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或John of Plano Carpini，1185—1252)和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或William of Rubruquis，1210—1270)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记下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裕尔这样评论这两位教士：“据我所知，是他们最早将关于远东大洋岸边的那个文明发达的伟大民族的知识重新启动，带给西欧。他们用契丹(Cathay)来称唿这个国度，欧洲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此后的叁百多年间，中国就以神秘的“契丹”之名，激起很多欧洲人的遐想。 鲁布鲁克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在1253年前往蒙古。他虽然没有进入中国内地，但是他回欧洲后撰成的东方各国旅行记事，介绍了中国的医术、工艺和文字。 英国的方济各会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曾在巴黎听鲁布鲁克谈起关于中国的见闻，并将这些资料写进了他自己的着作。 罗杰•培根此举，可以说是18世纪以前英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缩影。从13世纪方济各会士初入中国，到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获得极大成功，在这六百年间，英国人没有参加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也未能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所以英国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沟通。英国人对于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是从欧洲其他各国的传教士、旅行家的游记见闻间接得来。 关于中国的游记和见闻，在14世纪逐渐增多，同时也慢慢传进英国。众所周知，在13、14世纪欧洲旅行家和商人关于中国的记载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游记。“波罗家族的游记，使欧洲人熟悉了契丹这个名称，还有它的各种新奇事物，它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它游记。的确，在马可•波罗光芒四射的星球旁，其他到过这个国度的旅行家，都只是黯然失色的星星。” 《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行和传播，慢慢使得“‘契丹’成为文艺復兴时代西班牙、葡萄牙及英、法各国人民梦想中的佳境。” 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有一位英国人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卒于1371年)，宣称自己曾游歷东方各国，出版了一本《约翰•曼德维尔游记》。事实上，此书是根据当时欧洲的各种游记、信函编撰而成，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此书塬用法文写成，后译成英文及其它欧洲文字，风行一时。此书在各种游记资料的基础上，又掺入了许多神秘的幻想。周珏良指出：“它是形成从中古到文艺復兴时代在西欧人心目中的那种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东方世界形象最有影响的一部书”，“最早的英国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印象，就是这样的半真实半神话式的。” 可以说，16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实际认识，都来源于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旅行家的各种游记、信函。但是，这些教士和旅行家，大多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的瞭解也不深，他们的描述多限于中国的政治概况、城市风貌、工艺物产等外观诸事，并且字裡行间还洋溢着对于神秘国度的各种想像。至于中国内在的精神文化，如各派思想、典籍作品等等，几乎无人提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裕尔所说的“到了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地为欧洲所瞭解”，又不完全準确。 法国学者安田朴指出，虽然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获得了巨大了成功，但是书中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中国思想家的名字。马可•波罗“满怀同情心地讲述了中国人所说的‘孝道’、由儒教教理向该民族灌输的风俗习惯和仪錶举止，但他同样没有一次提到孔夫子和任何儒教徒。”而事实上，当时的“蒙古人对于孔夫子、朱熹和理学都瞭若指掌”，“蒙古人特别是忽必烈汗已尽其最大的可能採纳了汉地的文明”，甚至还推动了宋元理学的传播。安田朴进一步指出：“既然马可•波罗在他于中国经过15年之后而愚蠢地既不提到孔子之名，又不提及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孟子等人甚至是朱熹的孟子，那就必须承认他完全不懂汉文。”安田朴甚至鼓励读者去假设，如果中国思想在13世纪就传入欧洲，那么基督教和欧洲思想会出现怎样的新局面。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现象丝毫没有产生。” 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印象，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期。英国作家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0)，在1589年出版的《英国诗歌艺术》(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一书中，介绍了他所瞭解的中国诗歌。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次介绍中国诗歌，但是这次介绍基本上属于“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印象。普登汉姆说：“在义大利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元绅士，他曾长时间在东方各国旅行，见识过中国和鞑靼的王子的宫廷。我对这些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各种学问和民间诗歌很好奇，他告诉我：他们完全生活在最聪明的创造之中，他们也有诗歌，但不像我们的诗歌那样冗长和沉闷，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用简洁的诗韵，写成菱形诗、方块诗或其它图案，并将它们刻在金、银、象牙上，有时用五彩宝石巧妙地黏合成字，点缀在链子、手镯、衣领或腰带上，赠送给情人，以作留念。这位绅士送给我几首这样的诗，我逐字将它们翻译出来，并儘量保留塬来句子的形状，但是这多少有些难度，因为受到塬来图案的限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诗初看起来一点都不赏心悦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被接受。” 周珏良认为，普登汉姆所说的图案诗，“所指的当然就是中国古代回文织锦等那类文字游戏了。” 但是，这种回文诗、织锦诗，从来就不是中国诗歌的主要特色。并且，在普登汉姆的简短描述中，充满了对异国情调的想像和夸张。可以说，16世纪的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各种典籍以及文学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直接、具体的认识，当然更不知道《诗经》这本书的存在。 到了14世纪以后，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亚崛起，控制了中亚地区，中西的陆路交通受阻，中西交通陷入了停顿。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发现好望角。葡萄牙一跃成为海上霸主，在16世纪初相继佔领印度的果阿(Goa)和马来西亚的麻六甲(Malacca)等地，后抵达中国，佔据了澳门。 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和葡萄牙人的斗争中，循着不同的路线，相继将势力扩展至东方。 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控制与垄断了中西之间的海上航线。因此，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重新开启了欧洲人进入中国、认识中国的歷程。所以，美国学者韩大伟将这段时期的汉学称为“伊比利亚时期”(The Iberian Phase)。 起源于西班牙的耶稣会士 开始前往东方传教。最早踏上中国领土的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西班牙人圣方济•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他1552年从日本抵达广东的上川岛，因为明帝国的海禁，未能进入内地。不久病死，去世前曾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接着，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在澳门训练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奉命从印度抵达澳门，接着进入广东肇庆。罗明坚确立与佛僧认同的传教策略，身着僧服。1583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跟随罗明坚入肇庆，改穿儒服，开始对儒家经典进行基督化的解释，并撰写中文着作传播耶儒相合的思想。 所以，要等到16世纪末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欧洲的耶稣会士才陆续带回具体可信的中国文化知识，特别是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典籍作品的知识，才开始真正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