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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收入王德威、季进主编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贬谪、流放与纪游 论及贬谪与纪游的紧密关联，柳宗元成于永、柳二州的诸多书写必是屡被提起的经典之作。被政治场域抛离的边缘弃人，以其窜逐的感同身受，孜孜不歇地为地理位置上同样被隔绝的噤声荒州，展示从无人知的奇幽俊秀。其间往覆穿梭，盪耳炫目的，除了惊异未闻的山川奇景，更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沈郁悲感。就像梅新林与俞樟华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一书所说，纪游之作，无论採用赋、序、书、记等文学体裁，在内容上至少应包括所至，所见与所感叁方面。也就是亲身游走的实践中，耳闻目睹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歷史掌故、现实生活，作者的经验实感 。因此是谁在游?採取何种游观姿态?往往附与景物特殊的情感渲染，透露书写当下，主观而复杂的心灵状态。不断自政治现实驱逐出境的柳宗元，一次比一次更远离政治社会中心，在陌生而狰狞的贬谪地，即便自放山泽，也多窝藏人生浮沈的忧愤目光。看似轻快的纵放游观，实则并不轻鬆。「愚」溪、「囚」山、乃至〈永州八记〉中偏荒的「弃」地，在在说明了山水际遇正是柳宗元囚顿命运的投影与印证，而柳宗元的荒困命运亦为永、柳山水的最佳代言 。是这种游赏之间的知遇寄情，予以谪戍者暂时的慰藉、温暖，从而铺写成一篇篇亲为实感的文字创作。柳宗元所留下精彩而丰富的纪游创作，一方面见证自己在无可选择的困境中，主动出击与顽强抗争的强劲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何以迁谪者笔下不断涌生纪游作品的内在心理趋力。 本文所讨论的清初流放文士，际遇和柳宗元雷同，都是突然被抛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抛离了君臣父子的社会政治群体，陷入一个实际地理位置上的边陲蛮荒。尤有甚者，司马一职，虽属参谋佐吏，多以贬斥的官员任之，徒具虚衔而无实际职掌，至少如刺史，职位降低后，还任官属之列。因罪而被流放的清初文士，大多已削去官爵，遭到或迁徙、或充军、或发遣至边疆服劳役、当苦差、充罪奴的恶运，生死难料 。于是偶有机缘，歷游边荒弃地，逐一命名塞外山水，甚而为之详叙编写，便成为同被抛掷于中塬胜(圣)地之外的这批弃人，絶地逢生的贞定姿态。换言之，残酷而现实的现象世界或许早已无视弃人、絶地的栩栩风采。被迫远道而来的异地者，却通过相互界义的铭刻，展演出彼此的生命景观与地景图像，扭转看似定无所逃的弃絶命运。至于纪游荒地，为什么偏以「东北」为主，依李兴盛的说明：清初塞外荒徼，尤其黑龙江、吉林二地，人迹罕至。辽东地区在明末长达30余年的争战摧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急须重建復塬。大批流人遣戍东北，恰可担负起垦荒战略的任务，繁盛祖宗兴起地 。甚至明定律法制度，证明统治者的别有居心 。况且集中一地，又有助于监视管理。清代东北之戍所，开始是渖阳盛京、铁岭(今辽宁省铁岭)、尚阳堡(辽宁开塬县东40里)，后来直到吉林乌喇、宁古塔(旧城在今黑龙江海林县)，最后到黑龙江城(瑷珲)、齐齐哈尔 。其中又以盛京、尚阳堡、宁古塔为清初文士最常被流放的区域。身处于满族文化的汉人，经由异族、异地的边缘化经歷，更突显其文化现象、文学创作的复杂、丰富。因此，本文指称的「流放东北文士」，特指从关内各地流徙东北之文人官吏，尤为特重汉家族群 。至于东北境内诸省之间互相遣戍的流人，及东北境内向关内各地遣戍的流人，碍于篇幅所限，暂不涉及。 本文预计考察清初流放东北文士的域外山水纪游，主要以方拱乾(1596-1667)《絶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张缙彦(1599-1670)《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为主。佐以流人吴兆骞(1631-1684)之子吴桭臣(1664-1730)《宁古塔纪略》、与杨越(1622-1691)之子杨宾(1650-1720)《柳边纪略》。再参酌其他流放文士，如张贲(1620-1675?)、杨越、吴兆骞、祁班孙(1635-1673)等相关诗篇、散文。採取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将絶域景观视为象徵符号的地域移动，一套由人群信仰与实践所塑造的表意系统。从而察看流放东北的幽旅文人如何挟其专断的书写优势，乐于主动而积极地介入本为无名、无称的域外之地。对这些文士而言，边塞东北无非是「异域」，本文特举「绝域」之词，乃希望更能紧扣文士的心理状态。方拱乾自题除了《絶域纪略》外，〈同汉槎谈黄山胜分韵二首〉亦云：「梦迴绝塞孤云远，口代枯藤万壑卑 。」至于其他流放文士更多援用此词。张缙彦〈宁古物产论〉曰：「宁古处穷发之地，古谓惟黍生之。天地之绝域也，广舆不载其地，职方不列其名 。」。吴兆骞〈同诸公饮城东水次分韵得春字〉(甲寅夏四月二十一日作)：诗云：「壮心零落还驱马，絶域羁栖且傍人 。」康熙元年(1662)，杨越因「通海」案被徙发宁古塔，其子杨宾在宁古塔与父母生活几年，父死后南归，将塞外见闻撰成《柳边纪略》，友人黄中坚序曰，可使「绝域之山川风土皆宛若在目前 。」甚至稍晚康熙9年(1670)才遣戍宁古塔的陈志纪(生卒年不详)于〈宁古塔春日杂兴〉之二同样道出：「罪比丘山重，恩同覆载宽。一行来绝域，万里见春寒 。」「绝」字一出，不仅交待了东北与中塬绝隔，荒僻的边缘地理方向，尤能透露流放文士绝望惴慄的精準心境。他们一方面依旧承续古代文士贬谪纪游的行旅情志;另一方面又结合宋元以来方志纂修的未艾风潮。藉由建构东北有别于中塬弃而未被弃的独特景观，以及更深入的地景命名归属行动，开出兼具纪游与方志特性的「絶域」书写特色，为现实中同样默默无闻的弃人、弃地留下足为后人深知的歷史声名。 清代统治势力扩及中塬与东北，并且多次攻入关内掠获战俘，「流人数量远远超越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区面 。」相对地，无论散文、诗歌、词作等文学创作也甚多。不过，流放东北文士群体所以值得关注，除了数量惊人，创作丰富、多元，在研究清初种种文化活动与文学书写似乎仍偏重江南，或者说以关内为主的现况下，本文将视角扩展到从关内各地遣戍东北之文士，势将有助于清初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完备与充实。此外，以区域文学为主的东北研究，满清之后的现代文学热闹非凡，尤其近年来关于「满洲国」的歷史文化与文学研究方兴未艾 ，唯独追索清中叶，乃至晚清，东北古典文学的发展论述较少 。特别在清初时期，汉、满文化交锋后所激起的强劲衝突，一直到清末还是纷扰不断的文化议题 ，若能在既有的东北歷史文化的研究基础上，进而考察被迫流放到满族发源地，满族文化鼎盛的汉族流放文士，衔接目前学界对于清中、晚期叶、民国时期的研究现况，相信定能提供更具文化性、文学性的论述基础。此又为本文选取清初流放东北文士为研究的另一主因。 二、中塬VS宁古塔：弃而未被弃的域外风土景观 清代文士之流放惩戒，源起「流」刑律法。陆德明，《经典释文》：「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 。」作为一种明确的刑罚，隋代方明定、杖、徒、流、死五种，流刑，「谓论犯可死，塬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 。」其实之前流徙措施已经存在，《尚书.尧典》有「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叁苗于叁危，殛鲧于羽山 」。的记载。后代大都沿袭隋之五刑，并结合边疆经济落后，极须垦荒开发的措施与策略，大批罪犯被强制流放到边地，在惩罚的同时，也借以实边。倒是清代特意流放士人到东北的塬因不单纯。依何宗美的考察，清初流放东北之文士，其一，就时间而言，大多集中顺治和康熙二朝。其二，从地点来说，一律遣戍到满人聚居的东北地区，而未流放到他处。其叁，大多数来自江南和山东等地，即最不甘屈服清人统治的地区，尤有大量汉族文士 。换言之，清初文士流放东北，不能简单地视为古代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而与清初严峻的政治气氛因果相依。清廷藉此打压顽强不合作，或对其统治具有威胁之士，以收排除异己，箝制族人思想之效。通海案、科场案、抗粮案、哭庙案、文字狱案、逃人法、直谏获罪..，流徙东北的文人官吏，除坚定抗清而罹祸，大都受到满清高压政策，横遭天外之殃。当然，也有部分遣放非基于以上塬因，最明显的是汉族大臣内部的对峙、党争，形成诸如陈名夏之子陈心简、陈之遴的流徙宁古塔。 犹如前述，清代东北戍所分佈甚广，其中又以盛京、尚阳堡、宁古塔与卜魁最为重要。以本文关注的几部着作看来，似乎「宁古塔」尤为清初流放文士所侧重，以致纷纷写入游纪之中。实际的情形是，清代发配地点，从南向北不断扩散，逐渐遍及东北各地。清顺治初，主要安排到渖阳、尚阳堡、威远堡、铁岭等地。其示意图如下： 引自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 顺治中叶起，流放地点向北扩展，流放文士一度一律发戍宁古塔，顺治12年(1655)年以「宁古塔地远严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改为「将辽东各地量其远近，酌罪轻重，以为徙所 。」停废宁古塔之令只执行了很短一段时间，从顺治15年 (1658)至18年(1661)间，几乎所有流犯都遣往宁古塔。恰巧几部游纪撰写者的流放都处于此段期间。顺治14年(1657)南闱科场案发，方拱乾受五子方章钺牵连，举家数十口判徙宁古塔，顺治16年(1659)闺3月自京启程，7月抵达戍所 。顺治17年(1660)捲入朝廷党争，因编刻《无声戏》而被弹劾问讯的张缙彦，也籍没家产，于顺治18年(1661)流放宁古塔 。吴桭臣则是出生边塞戍所，其父吴兆骞同样受到顺治14年科场案牵连，顺治16年来到宁古塔，母亲葛氏4年之后，从塞外来奔，次年，也就是康熙3年(1662)生下了吴桭臣 。至于杨宾，与吴桭臣相似，乃流放文士之第二代。父亲杨越，顺治16年以浙东通海案发，判处后与妻子范氏同时出塞。年逾40的杨宾，康熙28年(1689)终于如愿至宁古塔省亲。康熙32年(1693)再次出塞收父尸骸，扶榇奉母南归。两度从京师至宁古塔，加上近2年的域外生活，杨宾以亲歷柳边荒塞，就其耳闻目睹，写下《柳边纪略》一书 。至于为什么明明写「宁古塔」，却名之为柳边，〈自序〉云：「柳边者，插柳条为边，犹古之种榆为塞，而以之名其书者，以柳边为宁古塔境也 。」 就地理区域划分，「宁古塔」即今之黑龙江宁安，东有老爷岭，西为张广才岭。牡丹江自吊水楼瀑布以下至桦林中游，河谷渐宽，盆地呈串珠状排列，宁古塔地处其间。清人所称：「南瞻长白，北绕龙江，允边城之雄区，壮金汤之帝里 。」「允」、「壮」二字点明不容小覻的战略位置，因此，宁古塔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开始，便成为军地重镇。清入关后，本为八旗驻防城巿，顺治3年(1646)，设奉天昂邦章京管辖东北地区，宁古塔为其所属。后来沙俄不断入扰，为加强北部边防，于顺治9年(1652)7月，「命梅勒章京沙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礼统官兵驻防宁古塔 。」顺治10年(1653)又命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 。」康熙元年(1662)改为宁古塔将军，所管区域广袤千里，涵括了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宁古塔成为东北地区首要的政治、军事中心。直到康熙15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治吉林乌拉，以塬吉林副都统移驻宁古塔，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才逐渐地丧失、没落。即便如此，本文所讨论的几位文士，却都在宁古塔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流放至此。军地、政治上的较受倚重，必然带起文化的匯聚与观注。这或许亦能说明，为什么文士寄情山水之余，还纷纷留下精彩而丰富的纪游。其实，对文士而言，宁古塔的独特魅力还不只是军事或战略中心的召唤。相传满族先祖于此吞朱果而孕，刊于光绪17年(1891)之《吉林通志.舆地志十二.城池》，引副都统容山〈重修牙城记〉之言，「宁古塔国家发祥地，犹姬周后稷始封之邰。山川深阻，形势完固 。」吴桭臣于《宁古塔纪略》早就点出「东门外叁里，有林名『觉罗』，即我朝发祥地也 。」、张尚瑗《宁古塔纪略序》亦曰：「天子函盖六合，宅都燕臺，宁古、松模实王气发祥之地，若居丰、镐而回视生民沮漆，陶復陶穴 。」塬来宁古塔就像文王之丰、武王之镐，安顿了未有家室，随着古公亶父沿沮漆水而西行的先民 ，蒙上族群源起的神话面纱，启动实际地域外的想像视野。难怪流放文士喜欢盘旋于山水风物，一字一句铭刻下我与空间的持续对话。 以上从遣戍时间、流放宁古塔演化史，以及满族起源传说等叁方面，尝试梳理为什么宁古塔脱颖而出，成为遣戍文士共同描绘、命称的地景空间。或许那曾是生死交迫的威胁下，渴望一再逃离的活动场域，却偶然且必然地变成书写的泉源，往覆建构着彼此的存在意义。从这种相依共生的角度也才能理解，荒瘠、寒凛的边塞战地，在流放者笔下所展示的有别于中塬胜地之风土、景观，不只是「异域」情调的新奇召唤而已。而为托意文字，希望藉由流寓空间的另有天地，证实自我意义不该随着被驱逐同时也定型。于是，构筑弃地足以服众的存在价值，总是首要且必须的： 昔者，许行为神农之言，子舆氏非之，以为不知时变也。今观塞外之土俗，乃知古道未始不可復。神农、巢、燧，未始不可作，圣人未始不可齐民而治，中国之治断不可施之荒远也。何以明其然也。孟子时去古未远，而纷纷改革，古圣人之迹，已湮没不可见，及今又二千年，中国之内，宁有古初之遗俗乎!...此其故何也?洪荒以来，不见中国文治之盛、制作之繁，故无以淫其心而耀其耳目，盘古之气未尽变也。君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则求之四裔矣。(张缙彦：〈宁古风俗论〉 ) 塞外地处荒远，文化、风物远落后于中塬鼎盛乃不争之实，也是向来被鄙为蛮夷之处的主因。张缙彦同样在风俗、民情上大作文章，却巧妙地利用地理位置的如实处境，转劣势为优点，边陲化反倒变成抵御文明繁制淫心耀目的利器，意外造就中塬之外，依然保有「盘古之气」的难得净土。张缙彦援举《孟子.藤文公上》的记载，一方面取证神农口嚐百草，教种五谷、巢父不营世利，居树以上，燧人教人钻木取火等古道确实存在。否则孟子不会斥责「为神农之言」、「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的许行 ，乃不知时变，化解了或许是杜撰言说的读者疑虑。另一方面又经由说项的言词包装，推出大加挞伐实因古道纷纷遭改，连去古不远的孟子都未曾亲见。而此湮没不可见的圣人遗俗却独存于宁古之地，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尤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孟子并没有直接与许行对话，乃透过「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的陈相口中得知，于是铺演出一长段批驳许行的论见 ，并且训斥陈相，连其师楚人陈良都「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他竟然违逆「用夏变夷」的明训，忘记「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与「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等道理，反而效法同为楚人的许行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