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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1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出现了解冻。中国新时期文学 曾预示、表现、甚至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台湾的文学也兴旺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上一代人的正统意识形态。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随着戒严的逐渐放松，台湾的文学和电影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赢得声誉，这与台湾岛的面积及其通常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完全不对称。台湾海峡之间的隔阂也随之开始打破；大陆和台湾出现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奇迹，全球为之侧目。文学评论家除了构想从新加坡到纽约、爱荷华的华文圈（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外，还开始构想以北京、台北、香港（“大中华”）为代表的华语文学大“共同体”。 随着新千年的临近，文学成就日益增多，但文学气候发生了变化。1989年之后，大陆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出现了普遍的衰退。一些观察家预言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将兴起，但中国本土电影，包括香港电影，已气息奄奄。 除英文外，翻译成法文、德文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中国先锋文学的英译文集都没有包括90年代的作品，只有80年代的，使得中国文学的先锋看起来有点像历史的陈迹。大陆很少有作家能自诩几十年来都一直在从事文学事业。在台湾，很多老作家十年前就放弃了文学转而热衷于选举政治。那些原以为台湾在这种文学共同体创建中能起到对等甚或领头作用的批评家看到，台湾作家实际是在领头破坏这个工程。 9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变革（从/在各个方面都）震惊了世界——曾几何时，经济关系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利刃。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曾预示甚至表现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但有时候，它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在大陆，文学甚至落后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这或许证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到底是真正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经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他们的对手，有时候是他们的冤家。无论它是什么，中国文学，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华文圈里，都没有像80年代前期那样重要了。这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即使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没有出现反映其社会经济变革的宏大文学；正如台湾没有描写犯罪的小说，而香港则根本没有后殖民小说。 “全球化观念”在西方依然盛行，但西方将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范围之外的游离成分看成是边缘的推进力，这无论是与大陆，还是与台湾的民族主义精神都相背离。这种倾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表现，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扩大的全球叙事。把20世纪末中国“独特的”文学纳入到一个世纪来的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这肯定是早已期待的事情。目前从事这种研究最有名的，是从大陆和台湾移居到美国的年轻一代学者，如王德威、赵毅衡、刘禾、张英进。1960年代北美的汉学研究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们还没来美国。先前学术界将1917－1949年中国“新文化”思潮和“五四”文学纳入或归属为始于晚清的潮流，现在年轻一代学者吸取了这种方法。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 Schawartz）和他的学生张浩，以及对北美学者影响甚巨的捷克学者J.普实克(Jaroslav Pr??ek)和米丽娜(Milena Dolezelov-Velingerov)，分别在思想史和文学研究方面开创了这种研究方法。李欧梵跨越了不同流派和学科之间的樊篱；史华慈的学生林毓生一反定论，将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看成是游移于晚清帝国心态的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著作。在一流批评家用英文撰写的批评著述中，此论著风格独具，作品是好、是坏还是平庸，评骘不留情面，真正重构了中国文学经典，因而深获批评界的推重。正是夏志清在现代文学左翼的正统叙述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处在一系列变革中的文学现象。其论著未及讨论的，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夏氏门徒王德威更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他在《世界末的华丽：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1849-1911）》（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中，将“晚清”的概念从19世纪末上推至19世纪中叶。 如果把新近的中国文学创作看成是历史（和周期性循环）的延续，这要比将其作为前瞻性的（本质上是“推测性的”）和空间上的扩展，在当下更易于理解。正如王德威指出的，世纪末比喻本身是恰当的。正值一个新的“华人的世纪”呼之欲出的时候，正是常带有怀旧色彩的旧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崩溃感，以及对其新的质疑，将华人世界中的不同成分聚合起来，甚至像一个新的“华人的世纪”出现在地平线上。给人感觉，新的事物已经萌芽并且即将结果，但它们是什么则未见端倪。这是个颓废与经济辉煌并存的年代，一个性与暴力在生活和文学中泛滥的年代，一个担心经济奇迹会破灭，或再次毁于战争、内战或革命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陈平原、严家炎、袁良骏有力地影响了我们对于清代及其后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但我们依然期待在理解20世纪末文学方面有新的突破。也许在我们自身的文学批评研究方面，也有些微的焦虑和世纪末的成分。我们渴望理论上的新突破，但感到我们的“最新锐的”（cutting edge）的学术词汇、概念以及反概念多而无当。时值人们对经济发展毫无保留地欢庆的时候，学术界的“区域研究”和人文科学被割裂而衰微。我们难免担心文化研究会让我们错失理解中国和我们自身的机会。 1993年，以评论新书而帮助大学图书馆购买藏书为宗旨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刊物《选择》（Choice）发表了本文的初稿。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述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英译本以及为数依然很少的英文批评著作。这个题目限定了这篇文章是要研究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情况，而不是研究甚至也不是评述这些作品本身。附带说一下，这篇文章评述的重点是小说。但大量有影响的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著述，包括华裔学者撰写的著述，都是用英文发表的。本书 收入的文章就是如此。尽管抒情诗是1970年代末油印印刷品和非官方出版物中最受亲睐的体裁，但在中国大陆，如同其他现代和商业社会一样（包括在台湾），诗歌以及戏剧的作用及其读者数量极大地减少了。1993年出现的停滞，使我们得以远观中国新时期文学，而1999年就更是如此了。 解冻 因为中国过去过于封闭，并且还以为找到了解决旧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因此，“已为陈迹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深为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研究者重视——甚至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让人惊奇。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如此，权威批评家，如夏志清、刘绍铭，以及那些对凡不是用古汉语写作的一切现代文学依然抱轻蔑态度的汉学家，就是例外。然而，除了白之（Cyril Birch）、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等人，西方学者并非严肃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他们常常只是将此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蔡梅曦（Meishi Tsai）编辑的注释本文献目录《当代中国长篇和短篇小说（1949－1974）》（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根据他们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范围，将毛泽东时代的作品（其中有的已译成英文）编入索引。这类小说确实留存了某种历史意蕴。许芥昱(Kai yu Hsu)和丁望(Ting Wang)编的长达976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毛泽东时代的诗歌和小说，包括可与现在的写作相与比较对照的先前解冻文学，作了最好的概述。杜博妮编的《中国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 1949-1979)着重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的民间化和大众化的根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老一辈共产主义者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圣经。杜博妮编、著的《讲话》集注本及研究著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s”），透彻阐述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文学观和文学功利观。 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后，1978年，邓小平掌权。第一批公开出版的颠覆毛泽东时代价值观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体裁是短篇小说，描写那些在文革（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这并不确切）中遭受残酷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伤痕文学”是描写好人和坏人的老套小说，只是简单地颠覆了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将所有社会罪恶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但是，议论极左现象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为，并且伤痕文学的悲剧基调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大堤的第一个裂口，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就随之奔涌而出了。这些青年作家一个赛一个地想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英译本短篇小说集《受伤者》（The Wounded），收入了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伤痕》（The Wound）——这类题材小说因此而得名，以及这个题材的始作俑者——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Class Counselor)。这些作品在今天主要只有历史意义。 到1979年为止，真正引起西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关注的，是《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一种由官方主办、在北京发行的中国文学翻译月刊)、《澳洲中国问题月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以及W.桢纳（W.J.F.Jenner）的谈话和他的会议论文。但作出突出贡献的，是香港出版家李义(Li Yi，音译)和文学专栏作家毕华(Bi Hua，音译)。他们编辑的中文月刊《七十年代》（不久更名为《九十年代》）搜求并发表地方刊物上刊登的中国最大胆、最令人激动的暴露文学。李义和毕华指出，中国新时期文学已远远走过了肤浅地揭示“伤痕”的阶段。以李义的名义在美国编辑出版的英译本，收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短篇小说，引起了国际关注。他的努力只是让西方人再次留下这个印象，即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这本书的书名是《新现实主义》（The New Realism），这是他对在某些人看来最具社会冒险性阶段的中国小说的命名。中国批评家后来都采用了“反思文学”这个名称。 新现实主义与美国学术界 北美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作了积极回应。“新现实主义文学”出版了译文经过润饰的英文文集，大学生和一般读者都能读到。Mason Wang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面面观》(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萧凤霞（Helen Siu）和兹尔达?斯特恩（Zelda Stern）编辑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声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特别关注重复苏的老一辈作家（老作家巴金因出版《随想录》（Random Thoughts）而获得文学新生）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一代作家。梁丽芳（Laifong Leung）的《旭日》（Morning Sun）手抄本记录了与后者深入的对话。林培瑞（Perry Link）选编了3本小说选：《倔犟的草》(Stubborn Weeds)、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兽之间》（People or Monsters?）和《玫瑰与荆棘》（Roses and Thorns）。林培瑞为这些英文选集写的序言以及《民间中国》（Unofficial China） 中，根据其个人的阅读、采访和读者调查，也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阅读的很有启发性的社会学报告。他的研究现在收入在最新增订的著作《文学的利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体制》（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耿德华(Edward Gunn)编选的《20世纪中国戏剧》(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 收入了解冻初期一些引起轰动的戏剧，Constantine Tung编的会议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戏剧》（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那些戏剧以及毛夫人文革年代的政治化戏剧作了深刻的评析。 有些评论家后来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这无意中低估了它的价值。作为回应，杜迈克（Michael Duke）在他编选的《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列出了一批不同寻常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涉及了原来没有的宗教和个人的主题。杜迈克还写了其第一部，也是10年来唯一的一部专论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的英文专著《繁荣与竞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Blooming and Contending :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其目的也是为了揭示中国文学的价值。即便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要强调他重点论述的作家刘宾雁、白桦的政治勇气。金介甫编辑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After M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特点是专章论述类型小说（浪漫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不同政见与艺术之间的冲突、官方和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民间中国》对80年代非官方文学的影响意义作了很好的探究）。《事实与虚构之间》（Between Facts and Fiction）是雷金庆（Kam Louie）的论文集，他评论的关注点通常是新时期小说的社会性和文献性。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呈现越来越丰富、创作活力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林培瑞、杜迈克、萧凤霞以及他们的同行们着重的是回顾。从未有一种文学能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带头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论争。至于林培瑞强调的政治与艺术的平衡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著名的调查记者、研究者贾佩琳（Linda Jaivin）编辑了一部《新鬼旧梦录》（New Ghosts, Old Dreams），记录了中国“垮掉的”一代的声音。“垮掉的”一代是中国贪求的一代。这一代人深深的恐惧感由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畅销书年轻作家王朔表达了出来。王朔小说的魅力在于其嬉皮士式的调侃和以及情节上的扑朔迷离，他存在主义式的犯罪悬疑小说《玩的就是心跳》（Playing for Trills）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努力。这部小说可以与艾尔默?雷欧纳德(Elmore Leonard)的小说相比较，但前者是一种无毒性的、隐晦的流氓文化，小说中辍学的年轻人言语粗鄙，但行为上则未必如此。 《新鬼旧梦录》抽样调查了中国摇滚反文化。这是本好书，可以配合欧维尔?斯格尔（Orville Schell）的《迪斯科与民主》（Disco and Democrocy）、其随后出版的《宁静天堂的大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以及林培瑞1992年出版的《北京夜话》(Evening Chats in Beijing)相阅读。这些书广泛探讨了90年代转折时期中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希望与担心的矛盾心理。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的《像刀子一样》(Like a Knife)集中探讨了中国通俗音乐工业，对官方操纵下形成的特殊的通俗文化形式，提出了重要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