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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堂蒜薹之歌》[1] [英]杜迈可 著 季进 王娟娟 译 《天堂蒜薹之歌》[2]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巨制。小说以1978年到1989年改革的全盛期为背景，探讨了华北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成效。与《红高粱》对乡村价值的怀念不同，乡村价值在这里默然无声。莫言把我们所讨论的所有技巧性的和主题性的因素融为一体，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感人至深、思想深刻的成熟的艺术作品。 这是莫言最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它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因素。小说最后一章大部分由虚构的 小说一开始就是两个男性主人公高羊和高马因为参加暴动而被捕。暴动的原因是，农民受到乡政府的鼓励种了大量的蒜薹，希望卖个好价钱，但是乡政府任意对农民征税，禁止农民把他们过剩的蒜薹卖给外乡收购者，又压低收购价格，宣布冷库已满，拒绝收购更多的蒜薹。农民本指望卖掉蒜薹后可以改善他们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1979年以后农民的生活状况本来已有所改善，但又受到官员压榨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乡党委书记拒绝和农民对话，农民们更加愤怒了，砸毁、焚烧乡政府办公室。高马自愿参加了暴动，他急需卖掉蒜薹把新娘从她狠心的父亲那里买回来；而高羊和方四婶只是被随大流卷入了暴动，并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小说的19章详细了描写了暴动前后几周内天堂县以种蒜薹为生的农民的生活，同时又描写了他们过去不同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1949年之后在乡政府官员控制之下，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痛苦。小说主要人物包括，高羊，地主的儿子；高马，年轻的复员军人，因为爱上了方家唯一的女儿金菊，而与方家和乡政府不断抗争；方家一家，方四叔，方四婶，女儿金菊和她的两个哥哥，大哥 从以上情节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所呈现的许多主题与五四小说一脉相承。最显著的是，他认同许多五四作家的视角，把农民描写成一种罪恶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的牺牲品，而这个体系是农民无法掌控的。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个体系是由农民或出身农民的腐败的乡村干部所控制。这些人尽管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努力改善农民生活，可是非但不这样，反而承续了传统的乡村腐败和残忍。他们不仅拒绝执行中央的改革政策，而且还钻政策空子从压榨农民劳动中获得利益。在历史转折时期，隐含作者十分关注经济上虽有改善但仍很贫困的农民的困境，不同于茅盾、吴组缃和其它五四作家，莫言对内陆农村政治、经济和道德罪恶的批判，比起城市来更为激烈。在此背景下，这些城市仅仅是农村干部损坏农民利益、扭曲中央政策的体现者。 从主题方面来说，比较莫言小说和五四时期的小说，继承大于创新。而在叙事技巧和艺术方面，我们发现莫言的写作和大部分五四作家有着巨大的差异。 与大多数五四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更注重艺术体式、结构及语言的运用。在不到十年间，莫言已创作出几部艺术技巧相当精湛的作品，其中《天堂蒜薹之歌》是他最为用心的作品。如果没有仔细的研究，要想追溯莫言作品所受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1967年，他只有11岁，那时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1950—1967）被江青所控制的文革文学认定为反动文学。因此，尽管莫言肯定读过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以及70年代后期能够获得的禁书，但我们仍不清楚1979年五四小说和“十七年文学”重获肯定之前，莫言读过哪些中文原创作品。1984年，他开始正式学习文学，到1987年他已经满怀崇敬之情读了一大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家（包括一位日本作家）各种形式的作品，包括福楼拜 、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肖洛霍夫、茨威格，也许还有罗伯—格里耶。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对其中任何一位作“亦步亦趋的模仿”。象很多同时代的“后毛一代”的作家一样，莫言试图把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文学技巧结合起来，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进行想象性的转化，由此创造一种表达他个人声音和视野的纯粹现代中国式的叙述风格。 莫言成功地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它比绝大数五四小说的结构都更为复杂，情节也更为吸引人。这种结构的复杂性也带来了对中国乡村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现实生活更为深刻和多面的描图。个人性格、公共道德、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与和谐等各个方面，都在这种世俗而动人的叙事中得到深刻的探讨。《天堂蒜薹之歌》比《红高粱》更为成功的是，莫言超越了通常的现实主义叙事程式（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直被接受和实践），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世界中借取技巧，从而创作出一部情感与思想并重的引人入胜的叙事作品。莫言没有虚假地为“工农兵”而写作，他的这种叙事要求对“互动阅读”给予相当的关注以达到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易于理解。因此，尽管作品的思想意旨和主题意义显而易见，读者却从未厌烦莫言对五四小说中屡见不鲜的关于农村压迫的“老故事”的重新叙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