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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收入王德威、季进主编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所翻译的书籍的评价或容有异，但是这些人士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业及印刷文化的贡献之大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讽刺的是，或许正因为此一贡献大到近乎不容置疑的地步，反而使得其更为深刻的重要性经常被一般研究者所忽略。对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林纾那些被笑称为「文字制造厂」 或「造币厂」 的诸多产品利弊参半：它固然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很丰富的第一手文化资料，但其惊人的数量也让研究者在面对庞大数据时，无从下手处理与分析。 一般来说，探讨林纾的论文或专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亦即不针对翻译文本的正文或其它特征进行系统性与持续性的探讨，反而从林纾的序文及文学评论中汲取一套具有所谓「代表性」的「翻译理论」或「文艺思想」，并据之加以分析。此一取径恐怕忽略了一个与在林纾名下的文学作品相关的重要事实，即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并非林氏一人之力所成就。换句话说，封面上印着「林纾」、「林琴南」或「冷红生」等名字的一百八十几种翻译小说和几十种古文选本及教科书 —— 即林氏「作品」的绝大部分 —— 唯有通过与他的「口授者」和出版机构等合作者的共同工作，才可能出现在图书市场上。当然，在近现代文坛上，每个靠卖文谋生的作家都必须依赖同事和友人的帮助，寻求自己作品的销路和读者群，但如林纾那么多产的文人显然是独特的例子。因此，在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林纾的文化事业(cultural project)的最主要看法是，要了解林纾的作品和文化事业，就不能把他看作是一般的「翻译家」、「作家」、或者「思想家」，而应将他视为一位介于他的合作者与文化机构之间的关键人物。再者，作为来自文化思维巨变、翻译实践不一、印刷工业蓬勃之时代的文化产品，林纾及其合作者的翻译文本往往涉及到纯粹「文学」之外的范畴，尤其是教育及媒体机构。 为了对林纾和他合作者迻译生涯前半的经历及其与晚清文化脉络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本文拟以林纾、严璩和严君潜于 1902 年所译的《伊索寓言》为研究对象。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其它「林译小说」有名，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林纾与商务印书馆建立合作关系后出版的第一本书籍。《伊索寓言》出版后，林纾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名牌」作家 ，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可以说是林纾翻译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试图说明林纾与其合作者们的智慧劳动是如何进入到这家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出版机构的产品系列。从这本书的文本以及其物质层面的特征，包括它的印刷技术、版式装帧以及里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与晚清翻译活动相关的三种社会文化现象。第一，文人工作的巨变及其与地方文人的人际网络(local literati networks)、文化中介(cultural brokers)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第二，工业化出版业的发展以及该行业对图书市场的敏感性。第三，林纾及其合作者早期翻译文本与维新派政治论述和「传统」文学思想的关系。本文有关《伊索寓言》的讨论，也将触及目前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凡努提(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理论架构。 造就一个「文学」翻译家：维新政治论述与文人人际网络 众所周知，林纾和王寿昌于 1899 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一时，可谓近代文学和翻译文学的里程碑。然而，文学史家对于《茶花女》的过度重视，也可能导致我们忽略《茶花女》与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的早期翻译文本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茶花女》大不相同的是，许多 1897 至 1910 的著作及翻译文本特别热衷于提倡政治维新。林纾于1897 出版的《闽中新乐府》痛骂清廷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失败，并且呼吁「兴女学」等其它维新主张 。较为知名的《黑奴吁天录》则直接论及华工在南、北美洲所遭遇的虐待。在该书的第 43 章，黑奴「哲而治」(George Harris)从美国南部逃匿到加拿大、法国后就写信给家人，说明已决定去赖比瑞亚跟其它解放黑奴建立新的国家。翻译这封「家书」时，林纾和魏易主动地将自己对维新的渴求加入翻译文本，让「哲而治」说他要以「公理」、「公法」使非洲人「合群」，并保护其「同种」 。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后来陆续翻译的长篇小说时常论及类似的话题，尤其是有关小说的书写与政治(或「群治」)的关系 。因此，《茶花女》虽可称为林氏的成名之作，但林纾成为文坛之名人之后，他许多文学作品的焦点不在于罗曼史，而在于这些国内外的政治问题。 《茶花女》出版后，从林纾的工作活动中可看出「翻译」此一职业的不确定性。《茶花女》问世之后，林纾与王寿昌要求上海《中外日报》登载《〈茶花女遗事〉告白》来说明译者「既不受酬赀，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 。按照胡颖的说法，林、王二人本来希望以明智的爱国主义者及「传统文人的典范」自许 ，并且表示自己会鄙视唯利是图的专业文学工作。这样的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从另外一个文件，我们亦可看到林纾的另一面。《昌言报》即将出版《茶花女》时，林纾写信给汪康年，讨论自己工作上的窘境，并且强调，希望将来可以用翻译作为「糊口」之道： 我生不辰，日覩恨事，又无半亩之田足以躬耕…。今却光着身子听人家宰割，哀极痛极。近就陈吉士令教读笔墨之馆，月可百饼，第家累极重，藉以糊口。年底归闽，拟同魏季绪 [即魏翰] 再翻外国史略或政书一部，成时当奉商也。闻张菊生 [即张元济] 颇称吾书，此君品学皆高，恨未之见… 。 林纾的这封信显示出他对当时出版界的重要人物十分熟悉：当时任教于南洋公学的张元济跟汪康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而且在南洋公学负责翻译出版的工作。1902 年，张氏就转到商务印书馆主持该公司大部分的出版计划。然而林纾未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功地利用与汪康年的关系。譬如，朱羲冑《贞文先生年谱》明白地说林纾1900 年住杭州时「贫甚」 。《茶花女》问世之后，林纾则留在杭州，并继续跟清末教育家林启(1839-1900)、政治活跃人物林长民(1876?-1925)以及后来任职商务印书馆高层经理的高凤池(1864-1950)和高凤谦(梦旦，1869-1936)等福建籍文人往来。 林于1901年至北京任教，而且和魏易翻译了《黑奴吁天录》。次年，他跟福建名人严复的侄子严璩及严君潜翻译《伊索寓言》。由此可知，虽然有人认为把林纾带近商务印书馆的人是高凤谦 ，但当时有不少跟商务印书馆有关系的福建同事、友人亦有可能将林纾介绍张元济。事实上，林纾能够被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作家群，与其说是因为《茶花女》成功的关系，不如说是证明地方文人人际网络的重要性。一旦林纾与张元济建立了合作关系，林纾本身的文学才能与其对于维新政治的兴趣，才得以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出版业中寻得一个永久的安顿之所，而不再需要对于具有文化涵养的文人如何与市场保持距离这样的问题有所焦虑。 图书包装与文化脉络 据笔者所知，《伊索寓言》在图书市场上的销售成绩相当不错。根据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伊索寓言》初版于 1903 年，在 1906 年、1911 年及 1938 年几次再版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 1922 年版本已是第 18 版。现存最老的版本为上海图书馆善本室所藏 1903 年的第四版，亦是本文引文的版本。 《伊索寓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版式装帧及有关广告显然为适应当时出版市场的需求而设计。首先，在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广告中，《伊索寓言》并非所谓的「林译小说」，亦非「文学」，而是被纳入「国文教科书」之列。如在 1904 年《东方杂志》的广告中说「泰西各国学堂无不译成本国文字用为课本」，又说《伊索寓言》是「少年绝妙之教科书」，并且将之列入包括杜亚泉《文学初阶》、马建忠《马氏文通》等书在内的「国文类教科书」之列(图1)。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绣像小说》第一号至第十号的封面广告上，《伊索寓言》也被纳入包括《清史揽要》、《理财学课本》的「国文教科书」之列;从第十一号至第地二十号，《伊索寓言》又被列入包括《最新国文教科书》等图书在内的「学堂所用教科书」之列。 《伊索寓言》与《最新国文教科书》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讨论的话题。诸多有关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皆显示，新式教科书是上海各个出版公司最能获得利润的图书产品 。张元济 1902 年到商务印书馆时，就开始与馆内编辑人员一起编写能够符合清廷教育改革的教科书，即《最新国文教科书》(请看图 2、图 3) 。同时，商务印书馆与日本著名教科书出版公司金港堂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成为「中外合资」的商业机构 。此后，金港堂的编辑人员来到上海，很可能也参加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部分编写工作。《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 年问世之后，其销售量高达数百万册，可谓巨大的成绩 。若比较《伊索寓言》和《最新国文教科书》，则发现这两本书的版式装帧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本书的文字和图片配合都相当精致，而且常常用「文绕图」的方法;其次，它们左边和右边的「书边装饰」(edge decoration)在设计上基本是一致的。再者，将文字和图片用边框线条围起来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正如英国图书史学家 D. F. Mackenzie 所论述，书籍版式装帧的设计对于启发和引导读者理解书籍主要内容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笔者认为，除了那些可以直接将《伊索寓言》和《最新国文教科书》联系起来的广告之外，两本书的版式装帧也可以间接地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这些线索，亦可看出，林纾与商务印书馆建立合作关系时，林纾、严氏兄弟翻译工作的产品被放入一种能保证收益的文本和物质架构，而且在图书市场上这样的收益或许高于纯粹「文学」的预期收益。在讨论过有关《伊索寓言》在图书市场中的物质层面意涵之后，本文接下来将讨论林、严三人所译之寓言的具体内容。 启蒙读本 林、严三人译述之《伊索寓言》并非第一个希腊寓言翻译文本。利玛窦(1552-1610)偶尔使用寓言故事进行传教，而罗伯特 • 汤姆(Robert Thom)及张赤山的翻译分别于 1840 及 1888 问世 。华人或外国传教士何时开始使用「寓言」一词来翻译伊索的寓言故事，可能无法确定，但它至少在 1872 年就出现于丁韪良的《中西闻见录》当中 ;从 1872 年至1875 之间，该期刊亦曾登载数种「法国寓言」及「俄国寓言」 。虽然林纾并未提及此类刊物，但是它仍可能为译者提供了一种翻译模式。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所根据的原文的版本亦似乎仍难以确定。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Compton 的说法，它可能是法文 ，但是《东方杂志》的广告，却说明是从英文翻译的。然而，就目前现存约一百本十八、十九世纪的英、法文《伊索寓言》版本观之，并不存在与林纾《伊索寓言》故事的顺序或版画相对应的原文版本。 在序文中，林纾强调，在西方国家，寓言是「童蒙」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 。(当然，无论这样的描述是否正确，它至少完全合乎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似乎是为了阻却可能招致的批评，林纾勤于透过译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加以定位。 有或病其书类齐谐小说者。余曰。小说克自成家者。无若刘纳言之谐谑录。徐造之谈笑录。吕居仁之轩渠录。元怀之拊掌录。东坡之艾子杂说。然专尚风趣。适资以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矣。余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实未有如伊索者也。(1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