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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多元视角•学术谱系 ——读《中国文学中的清规戒律与苏联影响(1956-1960)》 聂友军 一、问题的提出 杜威・W・佛克马（Douwe W.Fokkema，1931―）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学中的清规戒律与苏联影响（1956-1960）》于1965年出版，遗憾的是，40余年来国内学界对该著作鲜有系统深入的阐发。佛克马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比较文学大师和文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比较文学研究界和文学理论界广为人知；但他在中国文学方面的造诣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不惟这部著作在中国遭遇尴尬，就是书中探讨的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受到的关注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其中苏联文学、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坛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未见学理层面的分析界定。 没有必要上升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高度，但忽略甚至避而不谈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的确是历史意识不强的表现。1956至1960年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出台，继之文艺政策发生大逆转，无疑该阶段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上承延安时期，下启文革时期，然后才有八十年代新时期，一路发展至今。有学者提倡用“打通”的观点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我也非常赞同；不幸的是有人走向极端，以此为借口，拒绝进行分期讨论。钱锺书可谓对“打通”观念有首倡之功，但钱先生又提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意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我们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因噎废食或买椟还珠的做法。研究1956-1960年间的中国文学，如果不考虑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因素，则无法准确理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态度，及苏联影响的性质，立论难免失之偏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观照也无法做到系统全面。 从文学交流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代表中外文学关系的两个维度之一。 五四以来大量引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延安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战乱频仍使中国文学界接触外国文学的机会相对较少，作家们出于民族大义，忙于为抗战服务，也无暇进行大规模的文学交流；文革时期，由于特定的政治高气压，中外文学交流几乎一片空白；八十年代重开国门以来，外国文学作品、思潮、理论纷至沓来，但苏联文学的重要性已然让位于欧美文学，最后，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文学之于中国的影响遂成绝唱。外来的苏联影响与本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定位，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坛，这是治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修文学史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研究这一阶段的文学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六七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再次走红，对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等艺术特征进行解读，需要将它们放置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把握来龙去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远至1927年的文学大争论在这一阶段似乎盖棺定论，鲁迅晚年的思想与创作在这一时期也被空前抬高，但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渐高，对这一时期文学政策与文学批评的关注势必浮出水面；毛泽东、周扬、郭沫若、陆定一等文化领导人在将苏联影响本土化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副产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确立了主流甚至唯一合法的存在，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值得深入探讨。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期望通过细读佛克马这部著作，了解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概貌；分析他的思想方法，以便在从事相关研究时有所启迪与借鉴；理清他的学术路径，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学术谱系，将佛克马研究推向新境界。 二、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中的清规戒律与苏联影响（1956-1960）》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及稍后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涉及主流作家与持非正统观念的作家间的讨论。作者指出，历史一再表明，批评与反批评总是集中在人性问题上，而文学话题尽管与哲学问题息息相关，却往往摆脱不了易于被遗忘的命运。所以作者一方面对这段时期的文学以纪事的形式予以重现，帮助克服遗忘；另一方面选取清规戒律这样一个特殊视角，反映文学的全部内涵；同时以关注苏联影响在中国的接受为辅线，扩大了文学概念的外延。这样一来，佛克马以时间的递迁为经，以中国文坛大事为纬，穿插中苏文学之交，用纪事的方式，细针密线地编织出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 尽管如书名所示，要集中探讨1956至1960年间的中国文学，作者却以令人钦佩的学术胆识，用五分之一的篇幅，系统、细致地梳理了自1942年以降的历史背景，那些显著的、直接导致文学理论产生的事实一一被纳入研究范围。佛克马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文学清规戒律，是对具体而微的延安文学世界中思想自由的代表所提希望和要求的反应，同时它也预示了1950年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走向”。（P19） 又说：“1942-1949年的文学发展对共产主义文艺政策影响甚微。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似乎阻止了对文学进行控制的理论创新，毛泽东的言论成为教条。”（P19-20）究其原因，“它是由共产党的主席提出的，所以不仅被共产党奉为经典，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为人知。”（P21）果然，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宣布为文艺家的“共同纲领”；对包括题材、主题、人物、语言和风格在内的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文艺运动的方式，都确定了应当遵循的规范；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作家、艺术家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即文联和作协。 中国大陆文学的新格局基本确立。 作为个案分析的胡风事件是全书浓墨重彩处理的一个部分。胡风（原名张谷非）1930年代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与鲁迅成为朋友，一直被视为有影响的左派人士。早在1940年代后期，胡风因文学观念与党的要求不合拍，就成为在延安受批判者中的一员。尽管他有左倾态度，仍几次与周扬、郭沫若、邵荃麟等共产党理论家发生冲突。冲突的主要起因在于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作家创作过程中外部观念与主观感受所起的作用方面有本质分歧。胡风发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等文章，指出狭隘的思想观念规则妨碍了作家选择材料和工作方式的自由，创作工作的源泉是作家的“主观精神”而不是理论。1954年胡风呈交中共中央《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试图申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并对当前的文艺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去解决”文艺问题的意见分歧。结果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批判升级并扩大化，胡风为首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几十人被捕入狱。主流作家与持非正统观念的作家间的这种讨论旷日持久地进行，很多时候由文艺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讨论变成批判，甚至演变为阶级斗争，丁玲、艾青、萧军、俞平伯、冯雪峰、陈企霞、秦兆阳和黄秋耘等人或主动游离于主流之外，或被贴上非正统标签，先后遭到批判。 1956年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当时，斯大林已去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解冻”，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思想意识上进行“去斯大林化”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决定有保留地选择独立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目的，佛克马称：“一方面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利基础，另一方面想教会党员用灵活方式处理文艺批评，借以加强共产党的专政。”（P85）郭沫若和茅盾等人都对“双百”方针进行过评论和阐发，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召开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会议上的讲话 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陆定一的讲话为接下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政策放宽限制奠定了基调。他宣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文艺创作方法，反对“全盘西化”，使作家确信应从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中探求文学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