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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徐先生特别提供首发 摘 要：本文是对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一文的回应，要点有四：一、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一元，有其特定位置、功能和运作规律，与新文学既对立又互渗互补，不能定性为“逆流”。二、武侠小说本质上是“非写实”的，所以不能沿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思维定式进行“划线”。三、古代武侠小说的“侠义传统”，其主要价值在伦理范畴，而政治价值有限。以一些优秀作家为代表的民国武侠小说，“总体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而且有所突破。三、对袁先生文中不讲逻辑、不顾事实之处表示遗憾。 关键词：民国武侠小说；民国通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袁良骏 我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有时尽管“关己”，也会仍然“挂起”；加以眼睛坏了，所以这两年几乎处于不读书、不看报、不写稿的“三不”境界。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袁良骏先生的大文《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原载《齐鲁月刊》2003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却是认真拜读了的，因为我是《武侠会党编》的编者之一，而且其势不容“挂起”。 对于《武侠会党编》，我是并不满意的，因为按“史”的要求还有所不足，但是这很难构成和袁先生对话的基础。你看，他在文章开头便断言：“民国三亿言的武侠小说，从文学史上讲，是一股文学逆流，它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高唱‘两个翅膀论’，让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旧武侠、旧言情小说’比翼双飞，纯粹是异想天开，也是对五四新文学极大的亵渎。”1这种非讨论的态度和“宣判”式的口气，真是霸道得可以！可惜当今世界凭“气势”已难压倒人，何况又在学术领域！至于袁先生文中所作的“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同样不能令人心服。现将这些不能令人心服之处，择其比较原则性的，归结为几个“不敢苟同”，陈述如下。 一曰：不敢苟同“泛政治化”的“定性” 谈到民国武侠小说的“第一次高潮”时，袁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不错，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看起来很刺激，很过瘾，其消闲娱乐作用是不可抹煞的。然而，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去欣赏那些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吗？看了那些刀光剑影可以不觉得寒冷、不觉得饥饿吗？2 这段设问式的声讨文字，固然写得像“文革”时的大批判稿一样明白，却也像许多大批判稿一样费解、无理：莫非“去欣赏那些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的读者，就不是“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了吗？莫非真有什么文学作品，能令人“看了”就“可以不觉得寒冷、不觉得饥饿”吗？莫非武侠小说的“消闲娱乐作用”，只适合于那些不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吗？既然旧中国人民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武侠小说怎么还能形成“第一个高潮”，据说延续了“1923年到1937年”的十几个年头，以至印刷字数达到以“亿言”计的地步呢？ 袁先生谈及抗战时期日占区出现的民国武侠小说“第二个高潮”时，又有一段更加“上纲上线”的话： ……众所周知，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便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的思想麻痹客观上起了“为王前驱”的作用（引者按，原文如此）。民国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是1938年至1945年，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八年，其流行的区域主要也正是在“敌占区”，它们恰恰适应了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让铁蹄下的老百姓都当“顺民”，到武侠小说中去讨生活、找麻醉。人们有理由怀疑：敌占区武侠小说的兴盛，是不是日寇有意推动和制造的？3 “（对）人民的思想麻痹客观上起了‘为王前驱’的作用”，应该包涵着前面所引那段声讨式文字里两个设问句的“答案”：在袁先生看来，抗战之前的武侠小说“客观上”也是为“三座大山”做“前驱”的，它们“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之不想为摆脱饥寒交迫的命运而斗争。然而，这样说来，“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旧中国人民”，岂不还是有着阅读武侠小说的“闲情逸致”吗？——不必抠字眼了，我总觉得，除了发生过小学生因看武侠小说而曾想去峨嵋“学道”的案例之外，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尽管确实有其负面影响，但却似乎并无那样可怕的、“为王前驱”的政治功能（至于使缺乏判断力的小学生入迷，似亦不能视为政治功能）。 袁先生对“第二次武侠小说高潮”的“定性”要严重得多，就这一点而言，简直可令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力度”相形见绌！事实上，这次“武侠小说高潮”的代表人物“北派四大家”，解放之后都在机关、学校担任公职，经历过每一次政治运动的严格审查和清洗。我调查过其中有的作家在“文革”期间受审查、挨批判的情况，在那样极左的年代，也未见到袁先生式的“上纲上线”声讨话语。我们期待袁先生提出“日寇有意推动和制造”“敌占区武侠小说的兴盛”的非推测性的“理由”，然而即或袁先生在这方面真有“理由”，对于作家作品不是仍需进行具体分析吗？尽管颇有保留，袁先生自己也承认“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交织着人间血泪和侠骨柔情”，白羽是一位有“清醒意识的作家”；既然如此，他们的作品怎么“恰恰适应了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让铁蹄下的老百姓都当‘顺民’”呢？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虽被袁先生“批”得一钱不值，但是李氏曾经拒绝周作人的劝说，不肯出任敌伪广播电台的“策划”一职，后来又被日本宪兵队拘留、用刑4，这些事实是读《蜀山》的人大都知道的。把这样一些作家都归入适应“日寇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者之列，岂不是太“敌我不分”了吗！ 白羽先生的哲嗣宫以仁曾这样叙述自己父亲当年的处境： 自命具有五种谋生手段的宫竹心（家父真姓名），到此时际，却有四种本领无所施展。做机关小吏、编报采访、写杂文，就等於当汉奸，先父不想干。想教书，学校大都停办。只剩下一种谋生手段——写小说；又被报社文艺编辑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只准写不要历史背景的纯武侠小说。为了吃饭，先父只得束手就擒，开始从事不愿做而又只得做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这总比当汉奸强。5 我相信，这是当年多数不得不留在敌占区的武侠小说作家共同的心态。他们的写作是“为了吃饭”；敌后（还有大后方）的读者爱读他们的作品，起码是因为那些故事“好看” ——由于这些作品蕴含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爱读”之中也就确乎体现着潜移默化的“故国之思”（袁先生文中提及有人认为《宝剑金钗》里对李慕白、俞秀莲在爱情上的优柔寡断的描写，“表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故国之思’”6，这种看法确实是牵强的）。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不喜欢这些作家作品，而从其它方面进行“深文周纳”，以至达到不惜扣政治帽子的地步。 近来媒体上经常见到一个词儿——“泛政治化”。袁先生的上述批评使我理解了什么是“泛政治化”：把自己认为“非我族类”的对象，摆到“敌我斗争”的政治背景中去，然后按照“非我即敌”的思维方式，将其推向敌方，这就是“泛政治化”的一种形式。它在政治上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学术上则至少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 我们撰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包含着对于过去自己也曾奉行的“斗争史观”的反思。解放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课程，长期遵循的便是这种“斗争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是机械的“一分为二”论7和二元对抗思维，它傾向于把“差异”扩大为“矛盾”、把“矛盾”扩大为“斗争”、把“斗争”扩大为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对抗，并且经常机械地阐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对于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被描述为五四新文学战胜各种“逆流”的专史，五四新文学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的“斗争”即被描述为“敌我”性质的斗争。 我们反思的内容，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现仅简要归纳为三点： 第一，“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多元的文学格局，五四新文学和民国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各为这个多元格局中的一元。它们共处于同一历史时空和文化总体结构之中，各有自己的位置和功能。 第二，五四新文学和民国通俗文学的关系是既有差别、对立，又有互渗、互补的。作为历史现象，五四新文学对鸳蝴派的批判和斗争既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抗战以前，二者基本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仍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家，不同程度地在创作实践中实际吸取了对方的批评意见，使自己的创作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抗战以后，二者的关系有所改善，新文学方面对于通俗文学的优点也有所吸收；而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北派四大家”特别是宫白羽、王度庐的作品，突出地证明了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确实存在互渗、互补的关系。所以，五四新文学与民国通俗文学的矛盾决非互不相容的“敌我矛盾”。 第三，诚然，民国通俗文学中有“垃圾”，然而决非都是垃圾。作为一个整体，它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的。《武侠会党编》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以文化市场经济为动力机制，正是现代通俗文学不同于新文学（也不同于古代例如唐传奇时代的文学）的主要特点，商品化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落”和混乱，带来了粗制滥造之风和难以计数的平庸、恶滥产品，造成了许多“文贩”、“文氓”型的作者；但是，无可否认，它也造就了一批甚受读者欢迎的、艺术功力不凡的、极为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新文学作家判然有别。他们的作品缺乏新文学作品的革命性、先锋性，却更能“适俗”而并不刻意“媚俗”。它们受到读者欢迎的深层原因，往往在于其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8 与市场机制、“适俗”定位相适应的是，那些优秀或较优秀的民国通俗文学作家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策略：立足于传统而又不拒斥外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商业文化”的两面性。 在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中，商业文化的“两面性”共存于一体，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往往不像“孩子”与“污水”那样分得清清楚楚，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合二为一”的。（推究当年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片面性时所用的“泼污水”比喻，似有不够妥切之处：对于文化遗存，需要的是“分析”的态度，而不是或“抱”或“泼”的态度。）即以作品的结构而论，当时的武侠小说多数确乎存在着粗糙、松散、整体感不强甚至有头无尾的毛病，反映着“商业性”的弊端；然而，从中又可窥见传统型的章回体向现代型的报章连载体演进的轨迹，这是叙述行为的一种变化，它由新型的载体促成，隐含着创作思维的嬗变，而且对于考察现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行为也不无参考价值。对于此类现象，显然不宜采取非“肯定”即“否定”的态度。 我对《武侠会党编》的“并不满意”，就包括该编在“商业文化”的运作规律及其两面性之研究方面存在不足（这种规律及其两面性，本应成为贯穿该编的一条主线）。在这方面，我的想法可能与袁先生具有某种“交集”，但是我并不同意把民国武侠小说视为一座“臭气熏天的文字垃圾山”9。要在一部民国武侠小说史里，结合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充分揭示“商业文化”的规律及其两面性，进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靠甩几张“大字报”、骂几声“垃圾山”是办不到的，非掌握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不可；遗憾的是，我们在编写《武侠会党编》时缺乏这样的准备。所以，我很佩服袁进先生，他能统计出“民国武侠小说总字数不下三亿言”，肯定是坐了无数时间的冷板凳，翻阅过不可计数的报章杂志和旧书烂简的。我认为他决不是什么“臭气熏天的文字垃圾山”的迷恋者，而是一位态度认真的学者。我想，倘能进一步掌握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加以科学的审视和研究，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中，作出具有“文化生态学”意义的、发人深省的阐释。 基于上述三点，我无法认同袁先生的“逆流”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