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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什么是国学？今天为什么要重振国学？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认为，我们在谈论国学时，应该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国学的道，是经学的部分；国学的术，是方法论的内容。国学包括知识体系、思维智慧、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即国学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它又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还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国学是对内凝聚共同意志，增进精神团结的重要力量，对外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资源，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体现，也是新时期我国文化走向复兴的标志。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我此次想简单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国学为何？换言之，什么是国学？二是国学何为？即为什么今天要重振国学？ 前者要解决的是怎样在学理层面，对国学做出准确定位与合理诠释；后者则重点致力于说明国学的功能与价值，回答这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在今天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伟大事业的时代命题。 兴起及原因：体现文化自信 国学一词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国学时期，最早产生于周代。二是国学的建立期，是梁启超等人借鉴日本的做法和说法而提出来的。日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同“汉学”相区隔而提出了“国学”的概念，梁启超等人将这个名词引入中国，用来统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这个“国学”概念，在晚清至民初非常流行，包含的内容很多，有所谓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等，而经史子集是其主体。三是国学的新发展时期，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新形势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最早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是北京大学，但那是一个研究机构。作为教学机构，第一个成立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集国学的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社会普及等功能于一体的实体教学机构。此外，武汉大学的国学院、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郑州大学的嵩山书院等，都属于国学院的范畴。全国国学院的院长每年要一起召开一次院长论坛，讨论国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等问题。 认清了国学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就容易理解现在的国学发展为什么方兴未艾。因为现在的国学与晚清至民初的国学，至少在背景上有很大差异。当时的背景是救亡图存、以保存中华文化的种子为目标，是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而今天的国学，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国学，一方面为了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际潮流的发展，是一种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力全面提升，但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辉煌奇迹，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在国际文化话语权竞争中，无法占领应有的制高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与其他民族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或对话时，不能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那样永远无法超越别人。 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文化优势和文化特点，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最佳的载体无疑就是国学。换言之，在今天，国学是对内凝聚共同意志，增进精神团结的重要力量，对外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资源。 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见解，也相对敏感。但是在文化交流领域则障碍较少，容易找到对话基础和对话素材。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人欣然接受；中国《赵氏孤儿》的故事被伏尔泰介绍到西方社会，也为西方民众所欣赏。显而易见，国学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体现，也是新时期我国文化走向复兴的标志。  三个层面：知识体系、思维智慧、核心价值观 国学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如果一个中国人连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不知道，也从来没读过几首唐诗宋词，其人生肯定是有缺憾的。 此外，国学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很多智慧是跨越时空的，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我是研究《孙子兵法》的，孙子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正统儒家不一样。比如在军队管理中，一个基本理念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肯定是没错的，孙子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孙子的认识在这些基础上又有所超越，提出“君命有所不受”，后人认为这句话太宽泛了，又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一句“将在外”。 从正统观念来看，无论是“将在外”还 是“将在内”，不服从命令都是不对的。但是孙子认为，在绝对服从与“君命有所不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最佳军队管理方式。如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就会束缚一线人员的手脚，无法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成为宋朝的军队。宋朝的军队总是打败仗，因为宋朝是以文治武的，皇帝控制一切，将领没有自主权，结果造成严重后果。宋朝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宋朝不仅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让后人匪夷所思。 但如果一味强调“君命有所不受”，就会出现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政出多门、各行其是、没有权威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找到平衡点，是需要大智慧的。 《孙子兵法》里还强调军队将领容易犯的5种错误，即“将有五危”：打仗不怕死、作战中善于保全、将领打仗有激情、廉洁奉公、爱民如子。一般人认为这些都是优点，但孙子认为，这些好的品德，人人都肯定，大家都强调，一齐去倡导，一齐去推动，就容易走向极端，走到事物的对立面，陷入图虚名而取实祸的困境。这对将领来说，不是一般性的缺点，而是颠覆性的致命危害。 这种反向思维、逆向思维，就是杂于利害，在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处找到不合理，就是国学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再有，国学是核心价值观。国学所倡导的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求仁取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 以《史记》为例。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既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一种科学性的追求；也要通过历史，传播惩恶扬善的思想，起到教化作用。我们都知道赵氏孤儿的故事，这是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流传下来的，这场赵氏“灭门”的灾难，前后历经15年才得以昭雪。多少年来，人们为公孙杵臼和程婴等人的义举所感动。但是同一件事，在《史记·晋世家》里的记载就不一样了，没有程婴等人的义举，而且整个事件当年就得到平反，那位赵氏孤儿赵武，也重新进入到晋国最高决策层。 同一件事，为什么同一本书里的记载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司马迁犯错误了吗？实际上，《史记·晋世家》里记载的是历史真实情况，因为有《左传》等书的记载可以佐证。而《史记·赵世家》里的记载是一种文学性的记载。这里面就包含着国学的核心价值在其中。司马迁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严肃地记载历史；但他同时认为，历史不但要求真，还要劝善。《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突显了小人物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也可以大义凛然、正气浩然。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这么多年，文化一直没有中断，从《周易》开始，始终贯穿了这种价值体系。再比如，国学既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奋斗，要进取；同时也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积淀，要包容。这些都是国学的灵魂和根本。  演变轨迹：原生态与次生态、道与术 国学至少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在此前提下，梳理国学的历史脉络显得非常重要。 有人认为，国学就是经史子集，这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完全准确。 经史子集的概念发端于魏晋南北朝，阮孝绪编《七录》时即已提出，至唐朝编写《隋书·经籍志》时最终确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与现在的学科分类相似。但是在《汉书·艺文志》里，却不是这样分类，在那里，图书，也就是学术，是分为六略之学的：六艺略，即经学，国家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诸子略，中国的学术思想；诗赋略，文学艺术；兵书略，军事学；数术略，类似于理科，现在所讲的数理化；方技略，现在的工科。我个人认为，这种图书分类、学术界定似乎更科学合理。 现在我们讲“六艺”，大家都认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秦汉以后提出来的。实际上，先秦就有国学，最早的“六艺”、孔子学习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类理论与技能，这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古代概括，追求的是对年轻人的全人格培养，也似乎更合理一些。 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学时，应该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国学的道，是经学的部分；国学的术，是方法论的内容。搞清楚这些基本内容，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国学、弘扬国学。 比如儒家的“儒”字，人们一般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词汇，我们现在经常说“儒医”、“儒商”、“儒将”等。但是如果回归到国学的原生态，就会发现“儒”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汉字的偏旁部首往往都有含义，宋代有学者提出“右文说”，是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细加考察，我们能发现，汉字偏旁中凡有“需”字的，都包含着柔弱、软弱、黏糊、滞涩等含义：“懦”，意为懦弱；“孺”，意为不懂事的小孩子；“檽”，意为不能派用场的树。因此，“儒”字包含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酸腐文人之意。 先秦时期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当时的“赳赳武夫”等词汇都是正面词汇。《诗经》中有“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句，意为“勇武矫健的军人是国之栋梁”。所以才有所谓汉唐雄风，班超投笔从戎、张骞出使西域等，都是得到主流文化赞赏的。但是宋朝以后，风气就转变了。我国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从阳刚向阴柔转变的过程，这些从国学的发展脉络中就可以看出。所以，我们必须动态而非停滞地考察国学自身内涵的演变嬗递，以免闹郢书燕说、张冠李戴的笑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