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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与“小康”是两个值得重视的概念，从近代的大同理想（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到今日的小康社会的积极营建，都可看到这两个概念参与了中国的现代性意识的生成。但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极为古老，最早在《礼记》中的《礼运》中出现。也正是在现代性的历史与意识及其自我理解过程中，这两个概念均被作了现代的诠释，以至于大同概念在今日难以与“乌托邦”的思想模式分割开来。事实上，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葛瑞汉（Angus C. Graham）将《礼运》中的“大同”观念视为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①]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张颢教授等亦作如是观，这一点几乎构成了现代人的通见，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推断，孔子所代表的整个儒家思想传统都具有乌托邦性质。[②]本文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习以为常但又未经检视的通见，我将指出：《礼运》的“大同”思想应该放置在礼乐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是礼乐生活世界的导出，而不是大同之世的回归，才构成了《礼运》思想的本旨，由此所敞开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传统的非乌托邦性质。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试图通过对《礼运》的分析，丰富并深化对现代政治传统中的乌托邦的理解。 一、礼乐生活起源语境中的“大同”与“小康”话语 大同、小康的话语最初是“礼运”的一部分，并且只是在作为“礼运”之构成部分时，才能敞开“大同”与“小康”这两个表达所真正承担的原初的概念论证功能。《礼记·礼运》的本旨不是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同乌托邦，相反，它要探讨的是礼的起源与演化，也就是“礼”之所“运”。所以，孔颖达《正义》云：“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故以《礼运》为标目耳。”（《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十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6页）而由礼之运行及于礼制之发生以及政教人文生活与礼乐生活之关联，都是《礼运》探讨的对象。故而孙希旦有言：“礼运者，言礼之运行也。盖自礼之本于天地者言之，四时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璨然，而礼制已自然运行两间矣。然必为人君者体信达顺，然后能则天道，治人情，而礼制达于天下，此又礼之待圣人而后运行者也。周衰礼坏，孔子感之而叹，因子游之问，而为极言礼之运行，圣人所恃以治天下国家者以告之。”（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1页）由此不难看出，《礼运》乃是为礼乐生活与礼乐政治制度张本的，它最终表明了礼乐政教生活的正当性。而其正当性基础一则在于天道，因而，“本于天，效于地，列于鬼神”（《礼运》）乃是礼的一贯之义，另一方面则发端于人情，“礼所以运天下而使之各得其宜，而其所自运行者，为二气五行三才之德所发挥以见诸事业，故洋溢周流于人情事理之间而莫不顺也。”（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九，《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35页）这也就是说，礼之产生是天道人情所不容己，而礼之随时变化，亦根源于天道人情。所以，王夫之在其《礼记章句》云：?若其精义之存，一以天道人情为端，质文递变，与时偕行。”（同上，第548页） 正是在追溯礼之起源与运转的时候，《礼运》道出了“大同”与“小康”，这正是大同与小康被述及的原初语境，脱离了这一语境，就会导致对大同与小康的抽象理解，而这种抽象理解正是将大同视为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正视这一语境，也就意味着必须在礼之起源的视角下，思考有关大同、小康的表述；或者进一步地说，应该被追问的是，《礼运》是如何借助于大同、小康之说，而导出礼之运转这一话题的，只有面对这一问题，才能发现理解大同之说的真正脉络。 事实上，在《礼运》中，大同与小康都不是抽象的“理念类型”（ideatype），而是具体的历史时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