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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郑玄的理解，大同之世也就是所说的“禅让”时代，“在禹汤之前，故为五帝时也。”（《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十三册，第768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其时尚不知有礼，虽然人们彼此之间相亲相爱，没有自私邪恶，但这并不被作为自觉的礼乐生活来对待。在《礼运》的作者那里，那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时代，“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固然意味着大同时代之美善，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文明的，因为那更多地是由于人们的心智尚未开化。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曾经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巳；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巳。”大同时代的美与善正是老子在此所谓的美与善，它之所以是美与善，恰恰是那个时代人性纯朴，不知美之为美、善之为善，换言之，并没有那种对于美与善的自觉的追求。虽然《礼运》没有道出，但仍然可以想象，那时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非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德性高度成熟的表现，而是由于共同生活、相互团结在那个时候对于生存来说尤为重要，因而这其实还是来源于一种自发需要，而没有上升到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总而言之，在大同时代，自觉意义上的礼乐生活还没有发生，因此它是一个“前礼乐生活”的时代。因而，在《礼运》中，它构成了叙述礼乐生活起源的开端。而小康则是一个与礼关联在一起的历史时段，郑玄认为它发生于从大禹开始的“家天下”时代。在这个阶段，人类心智既开，知善知恶，谋用是作，自私邪恶与相互的争夺也出现了，由此而导出了礼乐生活的意义：“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不得不为礼事所范围，作为统治者的小康时代的六君子也“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在大同之世，天下禅让，所以，君王自身的德行就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在小康时代，由于家天下的世及制成为权力传递的主导性结构，所以，人君必须通过礼来确立并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正当性，而礼本身同时也构成了对人君行为活动的一种限制与约束。 前礼乐生活的大同时代与礼乐生活的小康时代，在《礼记》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一再地被提及。例如在《曲礼上》中，这一区别曾经被表述为“太上贵德”与“其次贵施报”。礼的精神正在于“施与报之间的相互通达”。《曲礼》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非礼也。”通过“礼物”的相互赠与与接纳，而建立彼此通达的施报关系，正是礼乐生活的基本要义。礼物的相互交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体间的沟通，使得人们超越了自然行为以及实用、功利性的经济活动，而进入到伦理的关系脉络之中。这里面业已包含着一种有意识的、理智化的作为。这与贵德的生活方式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施报性的礼乐生活是面向他人开放的，是在我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确证自身的，通过这种确证方式，个人与他人一起共同构建了礼乐生活世界，正是在人们交往中，制度得以必要，这正是礼产生的根源。而在“贵德”的太上时代，交往与施报并没有成为生活的主导旋律。而所谓前礼乐时代的“贵德”并非有意识地自觉的道德追求，而应该理解为老子所谓的“上德不德”的“德”，也就是那种把德保持在“无名”的素朴状态之中，不把德行作为德行来看待，来追求。按照皇侃的说法，礼的发生，有三个阶段与层面：先是礼理的发生，此后才有礼事的起源，接着才诞生了礼名。（见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序》所引）同样，德也有理、事、名这三个层面，大同时代是有德之事，而无德之名。所以，在《墨辩》中我们看到如下的叙述：“尧之义声于今而处乎古”。尧之义被作为尧之义来看待，有了尧义之名，是礼乐时代的事情，但在尧本人所处的大同之世中，无有其名，唯有其实。所以，其所贵之德乃是老子所谓的“上德”，它以那种不言自明的方式为人们所熟悉，但其本身却不是课题性、对象性的，而是将自身保持在前对象性、前课题性的无名状态之中。与后来的礼乐时代所诞生的“下德”极为不同。所以，刘执中解释“大同”的时候说：“五帝之治，世质民纯，人人内尽其情，而情不生外，无其己而善益劝。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贤而天下共贤之，一德安于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于人而四海莫不师之，是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必自于朝廷，而族党人人公共推让不敢以为己私也。虽以天下让于人，而人不以为德。虽以天下外于子，而人不以为疏。故不谨于礼，而人无作伪，以踰于中；不由于乐，而人无纵精，以失其和。易称同人于野亨者，言君尽其性于上，而民尽其性于下，有天火之义焉，不曰大道之行乎。”（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十四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