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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对应着的是实践的要求，它要求当下即可以展开、实施，因此它当下即是。而理论则是一知识体系，它用来解释已成的事实。孟子在谈论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人性论时，指出：“天下言性者，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⑦]我们可以用此“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来看待“理论”的本性。理论所以是“故而已矣”，就在于它起源于对“故”（经验性的已然事实）的解释，因此理论所提供的就只能是所以然之“故”（经验性事实的原因）。换言之，理论离不开已然的事实与主体的解释，理论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它必然“以利为本”，也就是以理智上的顺利、通畅为本，而不是以当下的实践要求为本。只要理智上顺通，没有逻辑矛盾，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理论也就完成了自身。因而内涵在它之中的乃是一理智的认知的要求与逻辑的要求，而不是当下的实践的要求。但是，理论的这一本性也使之蕴含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就是，对于同一个事实，在不同的框架系统中可以获得多种解释，因而，再将理论转化为行动时，就必然面临着理论的选择问题，而理论本身及其所依赖的理智理性又不能为这种选择提供判准。 道理与理论皆可关联着理想。但道理所关联着的理想乃当下即可展开，因而其理本身就是“道”（行动的道路、方式），而理论关联着的理想则重在“想”，它不能当下展开，不直接指示当下如何的道路，且未必连通于个人当下的心志。道理关联着内在心性，是内在心性的呈现，因而它直接连通于个人当下的存在。“凡只说一理想，而不说所以达理想之当下可行之道，则皆不能真实连于吾人当下之生命与心灵，即皆未合于孔学之精神。”[⑧]而此不能在当下展开，因而亦不能连通于个人当下的存在的理论构想（理想），就是“乌托邦”。从内容上看，乌托邦“实无异于吾人对未来世之一客观的想像或幻想，而虚腾于外，冒出于上，无当下之生根处，亦不能使人真有求实现此理想之行为者。”[⑨]从另一个层面看，虚构的乌托邦本身也有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不是它的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它所传达的向往乌托邦的心志的真实性，以及在此心志的真实性中蕴含着的个人处境的真实性。后一种真实性实际上就是对当下之不满足，因此它表现为一种在心志上企求从当下存在与当下世界中脱身的愿望，以便在“未来世”的构想中获得最终的愿望的满足，因而，它由主观之“希望原理”所引导，而不是基于“道理”（当下的行动之道）而发生。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由于其所肯定之“理”必以“道理”的形态出现，故而自觉地抵御那种乌托邦的诉求。 《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因其为“道理”所引导，因而并不是乌托邦。唐君毅看到，《礼记》中的“大同”是“言志”，而不直接是“言道”，“此大同章之文之重点，唯当在此中之孔子之自言其有此‘志在天下为公，使天下大同’之‘志’。‘志’虽未达，然当下已有此志，即可逐步求达。言逐步求达，即谓自客观上言，此大同之世，不能直下实现；而能直下实现者，即只是由小康以至大同。此小康之治，虽不如大同之世之大，却是更为切近吾人之所行者。吾人若舍小康，亦不可至于大同；而此志在大同，即只为人之行于小康之根据。人之行小康之事之中，亦即有此‘志在大同’之志，贯彻表现于其中。则此行于小康之事，即不可与志在大同之志，分为隔别之二段，而小康亦非只是小。然后合于孔学之精神，与此《礼运》之全文之本旨也。……”[⑩] 《礼运》首揭大同之志与历史中之小康，而后却又全部论述礼义之道，其旨意何在呢？“此所谓大道既隐之一语，实亦可作另一解。此解即是谓此天下为公之大同之世，既不存在于今，只为吾人之志之所及而隐于当今之天下者，亦即只隐存此志愿之中者；则吾人今所能为者，只是由此一有家而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亦有君臣之天下，求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以逐步实现此志之所涵，以谨于礼，而面对此天下之‘谋用是作，兵此起由’之事实，而以礼义化之，此即以此礼义之行，为吾人之‘志在大同’之志之所贯彻表现之处。若作此解，则于《礼运》之文，其所以全部是论礼义之道之故，即可得其解。”这样，《礼运》的精神就不是根据希望原理确立一意愿的乌托邦，而“乃在说此大同之治，今唯存于吾人之志愿之中，吾人若徒有此志，则尚未落实于此当前之‘天下为家’之世界。必本此志，而更立礼义于此天下为家之世界，以次第实现此志，以小之康表现此志之大；然后此志之大，方得落实，乃不致虚大而不切。若如此看，则此大同之章之文，于大同之治，正扬中有抑，而于小康之治，则抑中有扬。合而观之，则其旨唯是‘以志在大同之志，次第成此小康之治，使此小康之治，亦由小而大而已。……故其首章虽言大同之治，而后文却全归到礼义去说也。’《礼运》后文尝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正谓唯由礼义，乃能至于大同章所谓讲信修睦。是皆见此《礼运》之文，乃一大开大合之文。”可见，大同是虚说，小康是实说，故此大同之说非如现代康有为之大同乃不可避免地流为仅仅为“意之”而无当下实现之道路的乌托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