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琅琊王氏作为中华第一望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始家臬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即开创了家族贵显的先河,后经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末约一千年,族中竟有六百余人将名字刻在了人类文明史上,单宰相就出产了九十二位。  孝友祠 正如南梁沈约的评价,“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这其中,尤以琅琊王氏奠基者王祥及其弟王览,对我国孝友文化和人们的道德行为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 御赐的孝友村 在临沂市城北12公里的白沙埠镇孝友村,“三圣”文化在这里广为流传。所谓“三圣”,孝圣、友圣和书圣,都与琅琊王氏有关。 6月26日一早,95岁的王东山就从家里出门,直奔村西头的“孝友祠”。 “这是我们琅琊王氏的宗祠,从古代到现在,就像门前的这条孝河,琅琊王氏的家族文化源远流长。”这位髯鬓花白、弯腰弓背的老人,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自豪。 王东山是琅琊王氏后裔的第五十代,他每天吃过早饭都会到孝友祠门口坐一上午,与村里的王氏后人们聊一聊家谱里的故事。 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一书曾附有“琅琊临沂王氏谱”,王融被列为一世祖,不过,让琅琊王氏家族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却是王融的两个儿子王祥、王览,王氏后人也将这两兄弟尊为第一代。王东山就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家谱以孝圣王祥为第一代,友圣王览是王祥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书圣王羲之则是王览的曾孙。 王祥的名字乍听起来很陌生,但提到“二十四孝”,恐怕无人不知。王祥和王览两兄弟,一个被收到《二十四孝图》中,一个被收到《二十四悌图》中,他们的事迹在过去广为流传。 据说王祥至孝,他的后母朱氏人品很差,常常刁难王祥。朱氏喜欢吃鲜鱼,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她要求王祥去捉活鱼。王祥立刻来到河边,却见河上冰层极厚,他便解衣赤身卧于冰上,只待冰面突然裂出缝,从中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这就是“卧冰求鲤”的故事,而人们被王祥的纯孝所感动,便把那条河改名作“孝感河”。 朱氏还经常虐待王祥,让他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照看果树。于是每遇风雨,王祥便抱树而泣,这几株李树居然都枝桠无损。至今,临沂孝感河边还有一块碑,提醒人们,此地便是王祥“风雨守李处”。 王览和王祥同父不同母,却非常爱护自己的哥哥。据说每次朱氏虐待王祥,王览便“与俱”,让朱氏狠不起来。长大后,王览更是多次劝谏母亲,为了防止母亲把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要先尝一尝。 “王祥、王览的故事确实离奇,可能是被后人偶像化了。”临沂市兰山区望族文化研究会的王友礼说,不过两人的孝友却是真实的。 王祥、王览所处的东汉尚名教,忠义孝信既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时人的行为准则。德操人品在当时为人所重,王氏兄弟的孝友仁爱,一直让他们名扬后世。 明代嘉靖皇帝特为王祥、王览兄弟故居书写了“孝友格天”的题词,并将村名“南仁里”改为“孝友村”。如今,这幅题词仍悬挂在孝友祠的正堂门前。清代乾隆皇帝巡至沂州府时,也有感而发,写下了“孝能竭力王祥览”的诗句。 尽管国内对王祥、王羲之等人的出生地多有争议,但孝友村一直是琅琊王氏后人心目中先祖出生、生活的地方。王友礼说:“王祥、王览、王羲之这‘三圣’,确实都出生在我们这里,不仅家谱里记载着,而且也有出土的历史古迹为证。” 琅琊王氏的来源,相传与太原王氏同出周灵王太子晋,至秦汉之际始分为琅琊、太原二望,“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自此,琅琊王氏一直居住此地。如今,在村头巷尾,尚能见到一些古砖瓦碎片,早年还出土过写有“南仁里”字样的古砖。 权倾天下后自损保家 在孝友祠的正堂里,供奉着王祥、王览和王羲之三位圣人。每天,80岁的王友礼都要把整个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正堂里摆放的一面玻璃框镶嵌的“王氏家风”。 王氏家风是王友礼从小耳濡目染的几句古训。由于字词间抑扬顿挫,幼时的王友礼还觉得晦涩难懂,而如今早已能张口就来。 “夫言及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王友礼说,这则家训是王祥临终前留给子孙的遗嘱。 千年时光飞逝,王东山、王友礼依旧用家训来训教子孙。“以信为首,以行达信；开门施教,贵在待人。”王友礼说,与其他诗书继世的家族一样,琅琊王氏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琅琊王氏后人王瑞柱一直研究“王氏家风”,他认为,王氏家风虽基于儒家思想,但有自己的变通之道。“王氏家训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把‘信’作为立身处世的第一要务。这便屏弃了传统意义上‘死读书’关门式的教育方式,直接教人走出家庭,诚信地与人交往。”王瑞柱说,这种开放式家教,有助于琅琊王氏子弟走向社会。 历览琅琊王氏历代名人无不以“信”而显,以“行”达“信”。就王祥而言,入仕前以孝而名,面对官府多次征辟,他都以继母尚在,需要朝夕奉侍为由推辞。他言行如一,扶母携弟“隐居庐江三十年”,直到近40岁“母终毁瘁”才入仕。 及至魏末,王祥已位居三公,待司马昭刺杀魏帝曹髦,魏旧臣无人敢吊唁旧主,独王祥能冒死抚尸痛哭,后入见司马昭,长揖不拜,颇重气节。同样,王祥弟王览也“少笃至行,服仁履义”。及后代子孙导、旷、羲之、彪之、弘、俭等,无不具有“言及可覆”的品德,从而为其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自汉至唐千余年来出将入相,琅琊王氏担任宰相或相当于宰相职务者累计104人次。这样一个大家族,为何除五代十国时王审知及其后代建立闽国外,竟再无一人登帝位。王瑞柱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氏家训中“推美引过”、“盛极自损”的处世原则。 比如在西晋灭亡后,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此时司马皇室势单力薄,而王敦掌天下兵马大权,与宰相王导等族中文臣武将一起,一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从实力上讲,此时的琅琊王氏有问鼎帝位的机会,但那样做不仅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悖,也与王氏家训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琅琊王氏虽有称孤之机,然甘居人臣,王瑞柱说,这与宗族家训“推美引过”不无关系。 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依旧贵显,既然不求问鼎,为防“树大招风”,族中有识之士还常在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在政治上较少激进冒险,通过以退求进,从而保证家族久安。 如王弘、王昙首和王华同为南朝宋文帝宰相,为免臣妒君忌,王弘主动让出相权,又如王峻“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王规“常以门宗贵盛,恒思减退”。 “这在世人看来实为消极,但正是这种知足与知止,才得以不辱与不殆,保证了家族的不衰。”王瑞柱说。 王瑞柱认为,琅琊王氏的奠基者王祥、王览和其子孙王导、王微等人都是时代的贤哲,他们大都生逢乱世,历经了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对“昨日王侯今日囚”的世事人情有深入理解,对成败、荣辱、贵贱相互转化的规律也有深入思考。认识到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的规律,懂得人与社会环境应同生共存,于是“盛极自损”,使宗族的命运得以长久。 靠建功立业做到忠孝两全 今年80岁的王友礼花了20年时间研究琅琊王氏宗族的文化。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基层政府部门负责农业、经济方面的事务。 “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王友礼说,王氏家训对“忠孝”有自己的定义。 “孝”是我国传统思想所赞颂的个体最重要的品行。一般而言,“孝”是指孝敬自己的双亲或尊长,王祥就以侍亲至孝而名,但他赋予了“孝”更深的内涵。王祥把“扬名显亲”当作“孝”的最高境界,激励子弟立志向上,走出家庭,去寻取功名,报效国家。 “这便把孝行从传统的个人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将传统意义上的尽孝往往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双方作了有机统一。”王瑞柱说,琅琊王氏认为,只要有利于“扬名显亲”,哪怕远离双亲也是孝的表现。当然,在“扬名显亲”之时,切不可忘记家中父老,如果放弃了做人子的义务,哪怕有再大功业也难以“扬名”,更达不到孝的最高境界。 由于王氏家训寓“忠”于“孝”,非常有利于族人博取功名。据统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上有名可考的王氏族人便有290余人,除隐居不仕、早卒、嫁于他族或无事迹记载外,共有207人踏入仕途,且大多居于要职,真正做到了“扬名显亲”。 此外,传统的观念认为,“忠”即为无条件地服从皇权,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怕皇帝昏庸不堪。不过,依照王瑞柱的研究,王氏家风对“忠”也有自己的理解,表现在“忠”而有智,不为腐朽的统治者殉葬。 琅琊王氏家族形成之时便逢乱世,且在汉至隋末的千余年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频繁的王朝更替中,不少起于军功的“天子”缺乏雄才大略,登基不及数代或享乐腐化,或远君子近小人,以致走向天下庶民的对立面。琅琊王氏在无力肃清朝纲政纪的情况下,往往扶持新生力量,甘当新王朝诞生的“催生婆”,这也是琅琊王氏屡为新帝“加冕”的原因。 王友礼说,种种变通让琅琊王氏的家风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从不局限于自身,更不会顽固守旧。 “从家风中的‘悌’也能体现出来。”王友礼说,“悌”原指同胞之间的弟弟敬爱兄长,而“王氏家训”将此生发扩展为宗族之内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对此,王瑞柱理解,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功能并不完善,使若干个同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宗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后,通过人与人、家与家、族与族的悌爱和睦,可以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使整个国家乃至普天下之人能和谐相处,此亦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正是有着良好的家风家教,琅琊王氏子弟当朝理政时,也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把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立国方针,真正达到家国两安的境界。 如今,琅琊王氏宗祠“孝友祠”乐于对所有游人开放。王友礼则每天守在宗祠门前,为前来参观、拜祭的人讲解王氏家族文化及家训,他说:“对每一个人来说,家风家训是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可以避免一些人心中出现拜金主义、唯金钱至上的错误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