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却是一个学术空气异常活跃的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不同学派相互论辩，相互攻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当时各家所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社会动乱的因由及治乱的方略，（二）对于周代所遗留下来的礼乐制度的态度，（三）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孔 子对于周代所确立的一系列礼乐制度持基本的肯定态度。在孔子看来，要制止社会动乱，首先要严明、恢复以至重新确立这一系列礼乐制度。所以孔子思想的出发点 就是“复礼”。“孔子年少好礼”，对周代所确立的一切礼仪法度无不熟悉。面对臣弑君、子弑父、少凌长、庶废嫡，“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等种种悖礼现 象，孔子忍无可忍。当鲁国执政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愤愤然，厉言曰：“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何谓“礼”？《春秋左传·隐公十一 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在孔子看来，礼是维护社 会正常秩序的基本准则，礼乱，国家必乱。“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奔走相告，周游列国，聚徒讲学，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复兴“周礼”，就是恢复周代所建立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如何才能复兴周礼？孔子深深感到，单纯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诸侯割据，周天子之威仪早就丧失殆尽。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 为“礼”本是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学入手。 “仁” 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本指二人之间亲密无间，后指待人亲善。据《春秋左传》记载，晋大夫臼季对晋文 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孔子则赋予仁以新的含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 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爱人，推己及人是仁的基本含义。但爱 人、推己及人又不是空洞的。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仁包含着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各尽其责，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含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 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这一切都是仁的具体表现。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并不是一个与忠、 孝等并列的范畴，而是囊括忠、孝等范畴的一个更高的范畴。各人之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为仁之要求也不一致。对君而言，仁表现为正；对臣而言，仁表现为忠； 对父而言，仁表现为慈；对子而言，仁表现为孝。对一般人而言，仁则表现为恭、宽、信、义、敬等。所以，仁包含了孔子社会伦理观念的全部内容。正因为此，仁 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而这一切之根本，亦即仁之根本，在孔子看来，则是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论语·学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则乃行仁之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礼 与仁，本是两件事，而孔子则把两者合而为一，认为仁里而礼外。“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 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恭、敬本是礼，然恭、敬的背后却隐含着爱人之心，隐含着对于他人的关爱，所以又是仁。君、臣、父、子 各行其道，本是礼，但它所体现的正是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规范，所以又是仁。礼以仁为根本，是仁的外在表现；仁以礼为形式，是礼的根本内核。 因 为仁里而礼外，所以，作到了礼，也就做到了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由于礼仁一体，仁里而礼 外，比起礼来，仁显得更为根本，所以正真的仁者是不会悖礼的，是不犯上作乱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这样，在孔子看来，要消除社会的混乱，恢复周礼，从根本上来讲，就必须从兴仁入手。仁的根本是孝悌。“孝慈则忠”，（《论语·为政》） 为人子孝，为人臣必忠，人人各守其本分，则天下莫不治矣。如此，治乱在于复礼，复礼在于兴仁。兴仁正礼就成了孔子根本的治国方道。 为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而“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应当是人的自觉行动，不能“齐之以刑”（《论语· 为政》）不能靠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在孔子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仅仅是知，好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 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以仁为快乐的人并不多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怎样才能使人们以为仁为快乐，像好色那样好德呢？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 “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之名。”（《论语·阳货》）所谓“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 意”。就是说，诗通过某一个别的、具体的情景，使人通过联想的作用，可以感悟到同这一情景相关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关于社会人生的道理。所谓“观”，郑玄注为 “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为“考见得失”。“诗言志”，周代有采诗观风的习俗，“观”即观察、考察人们的道德风尚及心理状态。诗可以观，亦即诗歌可以帮助 人们认识生活。所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群”本为名词，指众人、群体，在这里为使动用法。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协调 社会关系，使社会群体和谐、和睦的作用。所谓“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也”。孔子认为事君之道为“勿欺之，而犯之。” （《论语·宪问》）《诗经》中的犯谏之作是很多的。其实怨不仅包括刺上政，一切不合礼、一切违背仁的事态都是可以讽刺的。 因 为诗能起到兴、观、 群、怨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所以孔子对诗特别重视。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 与！”（《论语·阳货》）并进而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 性。”此处之“兴”，与兴、观、群、怨的兴有所不同。此处之兴，是兴起的意思。这几句，正像邢昺所言，是“论人立身成德之法”的。因为诗有兴、观、群、怨 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也就是朱熹所谓的“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应当学诗。 要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为根本，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彩。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这一切更偏重于内在的品质），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此艺虽然也有内在品德的因素，但 无疑更是一种外在的修饰。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非常明显地注重于培养人的外在文彩。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实也。指人的内在品质。文，饰也，指人的外在文彩。有质无文则土头土脑，有文无质则华而不实。只有文 质兼备，内外双修，才称得上君子。在诸弟子中，孔子最赏识颜渊，但孔子并不认为颜渊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赞叹颜渊的好学和不二过，感叹“贤哉！回也。”在 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具备多种因素和品质。“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理 想的君子应当有知、有廉、有勇、有艺、有乐。其中艺与乐明显地偏重于人的外在的文饰。由于质毕竟是根本，所以孔子强调，首先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修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学诗为开始，立足于人伦规范。人伦规范当然还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艺最为重要者，就是礼。“不学礼，无以 立。”（《论语·季氏》）然个体修养的真正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完成，却不是礼，不是人伦规范，而是乐。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成”即是完成、成 就、成全。“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人靠乐、靠艺术来实现的。理解了孔子的“成于乐”，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叹。 孔子请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言均局限于事功，唯曾点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浴乎沂”、“咏而归”，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亦非常人之所不可为，然能为此 者，体现出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突破事功之后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善、完美的境界。 礼 是一种外在的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礼对人有约束作用，而这种约束作用是必要的。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护和维持。孔子不否定礼，相反，孔子对于礼持 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就是恢复周代所确立的一系礼仪法度。确立礼仪法度也可以有别的路向，比如实行严刑峻法，这是法家的立 场，也是法家的基本主张。在韩非看来，“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韩非子·显学》） 用人不得为非的具体方法，就是严明的法纪，就是残酷的手段。“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 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韩非子·奸劫弑臣》）孔子反对这种做法。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齐之以刑，也许可以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维护社会秩序，但却使民众没有羞耻之心。所以，依靠此法，并不能维护社会 的长治久安。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并且外在的礼仪规范，本来就是根基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本来就是根基于人本有的仁爱之心的。 所以，孔子虽以“复礼”为己任，但孔子更把力量用在“兴仁”上。只有“兴仁”，才可以“复礼”，这可以说是孔子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孔子的高明所在。 由 “礼”而引出“仁”。表面看来，“仁”是服务于“礼”的，但“仁”却是“礼”的基础，所以，“仁”比“礼”更为根本。由“仁”而引出“艺”与“乐”。 “艺”与“乐”应当为“仁”服务，甚至亦应当为“礼”服务。后世儒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即是这种主张。但“艺”与“乐”并非只是为“仁”服务的，并非 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它也具有完善人格的的作用，甚至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 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仁”与“礼”的结合，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 奠定了基础，“仁”与“艺”、“乐”的结合，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乐趣，也为个体精神家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孔子的用心并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孔子思想 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为某一时代问题提出了某种具体的方略，而在于它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正常的 秩序；只有将“仁”与“艺”、与“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均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具有这样一种理论价值，这一理论价值，直至现在还是很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