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发掘的水井。上图是渗水井，下图是食水井。渗水井井底遗留有过滤的沙和煤渣，进行污水的净化处理；食水井外围专门铺设了圆形槽沟，防止泥沙流入。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地理位置、环境、水质等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如《左传》等书就有关于水土影响人体健康的论述。《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管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汉代以降，医家们关于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论述更具专业性。如医学家巢元方在分析南方的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时指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0《瘴气候》)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著入“择地”，要求居住环境“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千金翼方》卷14《退居》）。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方面，清代医学家徐大椿更有自己的卓见。他在《医学源流论·五方异治论》中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在分析了不同地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他告诫人们，“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因为“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可见，徐氏关于地理环境对疾病与医药影响的认识，已较为深入。 鉴于环境卫生与人类健康关系至密，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主要做法有五： 一是保持房屋内环境的清洁。古人在很早的时候，便注意经常打扫住室。扫地时，恐灰尘扬起，必先洒水。“洒扫”二字，因此成为固定的联绵字。当时不容许随地便溺，连痰液鼻涕，也不许任意吐唾。《礼记·内则》规定：“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唾洟。”不随地吐痰成为一种好的习惯甚至带有礼节的意味。古人对于除鼠非常重视。远在几千年前，《诗·豳风·七月》里，已有“穹窒熏鼠”的话，是说发现房子里有窟窿，就用土把它塞住；如果有鼠藏匿在内，就用火把它熏出。蚊、蝇、虱子，也是传染病的媒介，对人类健康有害。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设法加以驱避和消灭。北宋刘延世所著《孙公谈圃》记载：“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证明在公元10世纪时，已经发明了用焚烧药物来驱蚊的方法，这些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积极意义。 二是讲究厕所的清洁卫生。古人很重视厕所的清洁，有的古书中直接称“厕”为“清”或作“圊”字。《说文》：“厕，清也”。《释名》：“厕或曰圂，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大约就其必须清洁言，便叫做“圊”；就其必须加以屏障掩蔽言，又叫做“屏”或“医”(亦作“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可知古人参观人家的房屋，还会去厕所里看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云：“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厕所用高高的墙砌起来，保障个人便溺行为的私密性。到了秦汉时期，厕所有“厕”、“溷”、“圊”、“清”、“轩”等多种名称，说明日常生活中厕所得到了普遍使用。 三是重视住宅内外水沟的修浚。如果水沟积污太多，容易引起疾病，所以《周礼·宫人》说：“为其井匽，除其不蠲(清洁之意)，去其恶臭。”古代建造房屋，有天井，有水沟，即《周礼》所讲的井匽。这种水沟，修建在地下的叫阴沟，即今日所称下水道；修筑于地面的水沟叫阳沟。古人很注意保持水沟清洁，其他绕屋沟渠，也经常加以修浚。汉代王褒《僮约》中规定家仆的日常劳动中，便有“浚渠缚落”，“浚渠”，即是修治水沟的工作。 四是关注饮用水的卫生。古人很早就发明了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古井距今已5600余年，井口为方形，水井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并有顶棚覆盖 (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这说明当时很注意对饮用水的保护。据乾隆二年（1737年）颁布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载，当时虎丘山前染坊遍布，污水注入河中，致“满河青红黑紫”，“各图居民，无不抱愤兴嗟”，于是官府颁布禁令“勒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所有“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如敢故违，定行提究”（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这块碑文可说是我国第一件河流水质保护法令。 五是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洁卫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居地与公共墓地分隔开，这几乎成为古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做法。二是实行人畜隔离。三是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卫生法。到了汉代更进一步规定路旁居民要以水洒道，以防止灰尘的扬起。由于管理比较严格，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形得到有效制止，有效地维护了公共卫生。当然，使定居生活区的垃圾清除工作走上经常化和组织化则要到清末。如在杭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规定由清道局专门负责垃圾清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一工作改由警察局管理。在常州，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由商会率先创办负责清道的组织，每天安排清道夫打扫主要街道。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四时月令诏条》，其中有很多是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鸟兽的网）罛（gū，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四时月令诏条》，其中有很多是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 《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臣们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也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 《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獭是一种两栖动物，喜欢吃鱼，它常把捕到的鱼放在岸上，很像陈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秦简中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诏禁捕山鹧，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年—1425年），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许再戴鹿胎帽子，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励全国告密，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宋朝在黄河两岸退田造林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不仅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宋朝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地、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明清时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护。《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意思是，明朝初年，皇帝都比较节俭，不让底下的人进献珍禽异兽。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后来，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清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这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