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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品读《资治通鉴》（1）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配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的规矩，那天下的倾颓就无可救药了。 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年。其时，晋国的六卿是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赵魏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笼络人心，谓之“不仁”。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贤”强势治国，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资治通鉴》提到赵简子重点考察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敕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父亲问他们，还记得竹简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这就是赵襄子。 《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说赵简子大病三日，不能言。扁鹊准确地诊断了他的病情。赵简子醒来后说他梦见了天帝，给他两个竹笥，让他传给后人。又说有高人给赵简子的儿子看相，只有翟女所生赵无恤最贤。赵简子从此注意考察这个孩子。有一次，他让孩子们到恒山上去寻找“宝符”，大家一无所获，只有赵无恤说，我找到了。从恒山往下看，代地可取也。于是赵简子决意把接班的重任交给他。赵简子的梦不管是真是假，至少在抬高庶出的赵无恤继位的合法性、权威性上是有“天意”支撑的。  几年之后，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南台的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再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氏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祖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攻城。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二子担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就被智伯身边聪明的谋士絺疵所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却忧心仲仲，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毫不怀疑。 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盯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因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文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臣光曰”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人的德和才的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司马光认为领导人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炼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的约束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其人品高下还是很重要的。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看法。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上疏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不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比智氏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条件相比，人心拥戴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说明赵襄子比智瑶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篇》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反经》在引用荀卿这段话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中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瑶外交上也犯了错误。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总之，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应有的领导能力是什么，应该如何谦虚谨慎处理国务政务。《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是想借此提醒领导者：智伯是一个反面典型，修炼品德，仁爱得众，比“匹夫之能”的“五贤”重要，领导者不能重蹈智伯的覆辙。  推荐书目：张国刚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