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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与议政：东林开创的书院新传统 晚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往往隐含大量的政治因素。明末流行的“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就是一个由讲学而泛化为政治的典型。自万历后期而历泰昌、天启、崇祯，甚至清代初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讨论它，它也实实在在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年书院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向，是为明末书院的一大特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清初书院的走向。 “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是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体，其范围也大致不外乎阉党魏忠贤所要拆毁的东林书院、关中书院、仁文书院、紫阳书院、首善书院。东林书院在江苏无锡，北宋政和元年（1111），理学家杨时创建于城东，居院讲学18年，成就众多人才。杨时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高足，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南传其师说而著称。其学三传至朱熹，终于集大成而成为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如此承接程朱，东林书院也就有“洛闽中枢”之称，备受人们的关注。  东林书院洛闽中枢匾额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以系道脉、树风声为己任，率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等倡导捐资，得到常州府、无锡县以及相邻的苏州、松州、嘉兴三府在职官员资助，重建东林书院于城东故址。有大门、牌坊、东林精舍、丽泽、依庸二堂及燕居庙、道南祠、藏书楼、山房、草庐、书斋、学舍等建筑，奉孔子，祀杨时，置田200 亩、地16 亩，以为院中经费。  东林书院讲会图 重建后的东林，不同于一般书院，没有属于弟子之列的诸生常年在院学习，而是同志诸君子的讲会场所，每年大会十日，每月小会三日，是一所典型的讲会书院。顾宪成制订的《东林会约》，是院中同志必须共同遵守的会章，它首列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为学要旨，次揭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复次引申朱熹学规而开列其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其意在阐明东林书院继承杨时精神，上承周程，下接朱熹，以程朱理学反对王学陋习的学术主张。诸君子直接开展对王学的批评，在批判的过程中，将学术由心学扭而转向理学。辟王崇朱，转移学风，是明末的一个特点。 东林书院在官方禁毁中顽强地坚持20余年，开创出了书院扭转学术风气、关心天下时政的新传统。《东林会约》作为书院规约，标示东林的学术主张，甚至政治倾向，规定以会籍登记书院讲会同人，会中称“同志友”“同志”“吾党”“各郡各县同志”“同志会集”等，都显示出书院操作程序的社团特性，宜乎其将东林书院称作“东林社”。  东林书院顾宪成像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户部主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重修以后，顾宪成率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讲学其中，人称“东林八君子”。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高扬的一面讲学大旗，也是东林书院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的一大特色。关心天下大事，注意时政得失，扬善去恶，拯时救世，是顾宪成的一贯主张。他曾说“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翼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其间，最有名的事件是顾宪成争淮抚入阁、高攀龙论浒墅关税贪，卷入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引来御史余兆奎“东林党”的指责。意在以“朋党”而名东林，杀其议政之风，锢其清议之习。东林书院被人为地冠以东林党之名，而受到了无休止的攻击。而对无端攻击，东林讲学诸君，以“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见于世”相勉，仍然讲学自修，挺立于世，成为正义的象征。诚如《明史·顾宪成传》所记，“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院中“讲习之余”，还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以至如陈鼎《东林列传》所记：“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贩夫竖子或相诮让，辄曰‘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东林贤明清白之名如此深入民心，可见社会自有公道。  东林书院依庸堂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正是东林获幸之所在，亦是其招祸之所在。俱往矣，其功过是非，历史已有公正评价，可以置之不论。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东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末的危局中，开创了一个书院议政的传统。这种传统，受到稍后的崇祯十一年（1638）就学长沙岳麓书院而成名于天下的王夫之的欢呼，更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主帅胡适的认可，称其虽“赴汤蹈火，尚仗义直言”，“前者死后者继”，“制造舆论”，使书院成为了“代表民意的机关”，因而“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