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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诰》之外，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力度强，措施有力，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中国古代在与腐败斗争过程中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剑时时高悬，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但是，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中国历史发展陷入腐败——亡国——再腐败——再亡国的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反腐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 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史官记言记事，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敬天保民的观念，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属于软约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法律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潜规则盛行，在亲情、友情和利益导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 汉代察举孝子廉吏，强调以德举人。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举人，把好官吏入口关，若仅仅从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但是，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社会。 第三，官吏知行背离、行不由衷的问题。 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口称圣贤之士。儒家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读于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翻开史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人诧异的是，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 清代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要说和珅不明事理，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身陷囹圄的和珅在《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中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 唐太宗“谈心式”的廉政教育 唐太宗善于深入官吏的心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曾语重心长地对臣下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唐太宗告诫大臣，贪婪的人其实不懂得爱财，不懂得贪财的危害。他说：“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唐太宗“谈心式”的廉政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古代历史上清官举隅 “以不贪为宝”的子罕 宋国有人得到了一块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说：“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其宝也。不若各有其宝”。一个“各有其宝”的推辞，让保廉者保全操守，令送玉者心悦诚服。 “一钱太守”刘宠 东汉刘宠曾任会稽太守，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且清廉俭朴。在他离任时，当地百姓凑了一批金银相赠。刘宠虽坚拒不收，却又不忍令父老乡亲过于失望，只好拿一文钱作为纪念，故被时人誉为“一钱太守”。百姓还修了“一钱太守庙”来纪念这位清官。 “悬鱼太守”羊续 东汉时，羊续曾多次任庐江太守，从不请托受贿、以权谋私。其府丞焦俭为人也很正派，有一天，他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来。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但等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再也不去碰它。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都不敢礼贿他了。因此当地老百姓都敬称其为“悬鱼太守”。 “五代清郎”袁律修 隋朝袁律修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5个朝代，官至尚书郎、太常少卿。为官50余载，却两袖清风，连升酒薄礼也不收，人们皆呼他为“五代清郎”。 “二不尚书”范景文 明代的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位高权重，很多人来求他办事。为杜绝纷至沓来的亲朋好友求他，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6个大字：“不受嘱，不受馈”，故被百姓美称为“二不尚书”。 “三汤道台”汤斌 清代著名清官汤斌，为官多年，崇尚简约，两袖清风，他在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期间，廉洁自律，居家简朴，一日三餐不离清水豆腐汤，加之他为政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有了汤斌“为政清白像豆腐汤，生活简朴像黄连汤，于世道人心则像人参汤”的说法，“三汤道台”的雅号就此广为流传。 (责任编辑：admin) |